天国陨落150年︱乱世读书人：太平天国不太平

       在清咸丰年间，地陷东南，洪杨据有天京，战乱笼罩江南。期间，素称繁华之区，文风鼎盛的浙江全境被灾尤甚。其中省城杭州在咸丰末年两次陷落，其遭兵燹之破 坏更是难以估量。文澜阁之被毁，守城大员两番自尽殉难，第二次陷落时被目为“清妖”群聚的满城也遭攻陷屠戮。用时人的话讲：“数百载繁华之区，至是皆归乌 有。”（《渟溪日记（外三种）》第50页，管庭芬虽讲的是海宁，但江南亦大体如是。）

        本文所谈主要根据的是中华书局2013年出 版的《渟溪日记（外三种）》，外三种包括《花溪日记》（与《渟溪日记》均是海宁人记载当日海宁及浙北史事）、《邵懿辰致蒋光焴函（七十通）》与《太平军陷 海宁始末》，这部史料主要均记载了咸丰末年浙北地区太平天国战乱的史事，其中杭州在咸丰十年和十一年的两次陷落是笔者关注的焦点。而咸丰十一年年末的第二 次陷落，有一位晚清重要的今文经学家——邵懿辰亦在殉难者之中。邵懿辰之所以重要，因其作为晚清重要的礼学家，对《仪礼》、《大戴礼记》等礼书各篇目的新 解释和新发挥，启发了后来的辨伪疑古，邵氏大胆提倡礼经非残缺，未遭秦火之劫难，为康有为后来鼓吹新学伪经，汉儒刘歆伪造“圣经”作了铺垫。

        回 到当时，咸丰十年初（正月初六日），太平天国方面洪仁玕和李秀成商定战略，向天王洪秀全强请出京，谋解第二次天京之围。洪仁玕在日后的回忆中也自述：“京 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攻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斾自救，必获捷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第654-655页）

        咸 丰十年四月，因苏州失事，身处杭州的邵懿辰在与好友蒋光焴的书信中便讲：“（无锡、苏州）虽距杭较远，而苏、杭相为唇齿，万一苏城失事，杭之震动尤甚。” （第196页，邵致蒋第二信）果然不久后的仲春时节（二月二十七日），杭城便第一次陷落（第60页），旋由于张玉良回防，李秀成因分围天京之兵的目的达 到，故撤兵而走，杭城失而复得。在浙北局势逐渐恶化之中，身处险境的邵懿辰此次由于护母外避而幸免于难。当日出走途中，便曾落脚海宁，据管庭芬的记载，三 月初五日“适邵蕙西部郎懿辰避乱至硖，主寅昉家谈次，幸其眷属无恙”（第9页）。在这之后的将近一个月中，多有与邵懿辰来往，乱中取静，当日海宁不啻桃花 源（第268页，当太平军初陷南京时，时人都视海宁为桃源，多迁徙至此）。直至闰三月初三，邵懿辰返杭，与管氏告别。实则之后邵氏因家眷所累，更要紧的是 奉老母辗转浙东，躲避战乱。

        文人身处当时乱世，有人身披战甲，以书生领兵希冀挽救名教于既倒；当然也可守本分，存文脉于万一。与 邵氏参与局中不同，管庭芬日记中所载的友朋多为普通读书人、藏书家。在避难流离之中，虽管氏幸未与乱军直接遭遇，但其长子在避乱逃窜时因受伤而患血痢，半 月之后病沉不治而亡。管氏自叹“儿虽不才，略可支撑门户，暮年丧子，情何以堪，不觉老泪之纵横也！”（第33-34页）好友蒋光煦（号生沐，蒋光焴之兄） 别下斋之名藏皆归劫灰，因此也忧愁忿郁而逝。“东南遍遭寇火，藏书家尽化劫灰”（都39页），管氏亲见长子、好友夭亡而不能救，故每每只能借古籍、文字以 逃离现实之苦难。如咸丰十年十月初八日（第36页），录《鹿草囊》一书时，管氏自记：“（好友沈志和——《鹿草囊》原藏者）所居已烬于寇火，身亦流离道 死，家人星散，遗书莫可再问矣。姑存此寥寥者，实以深忘友遭际之悲。”友人之悲又何尝不是管庭芬之悲呢？管氏在乱中，仍录书、记书不辍，藏书家本性如此！ 其日记中，更屡见藏书家护书如命的事迹。

        而邵懿辰在经历第一次流离之后不久，母亲病逝。再回杭城之后，在咸丰十一年，杭州城更被 围困数月之久而再次陷落。该年，《粤逆陷海宁始末记》作者陈锡麟当时曾建议守将“必速守硖石镇，以遏嘉兴、海盐之路。盖硖石为海宁门户，而海宁又为杭城之 门户”，可惜未获采纳（第269页）。故此次海宁藏书家与邵懿辰的命运更是同悬一线，之后海宁全境沦陷，桃花源亦不可复得。

        邵懿 辰当日在围城之中，一面颇受大帅优待，参赞军务；一面似乎在与时间赛跑，拼命著述，自道“天牖其衷”（第258页）。其与蒋光焴的通信中，自第三十五通 起，依次提到了对于《春秋》三传、《孝经》、《尚书》、《仪礼》、《礼记》、《孔子三朝记》等的新研究和拟刊行新著等事，从战后同治年间邵氏遗著的整理来 看，其中《孝经通论》、《礼经通论》、《尚书通义》、《尚书传授同异考》等著作大体均是当时成书或仍在反覆研讨之中。这也正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所讲， “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邵氏很可能也是以学术之兴奋，或能冲淡围城中之恐慌和心焦。邵氏身处重围援绝的愁城之中，反而促使其拼命著述，真是可敬亦可 叹，若天假以时，或许成就更多。

        读邵懿辰致蒋光焴书信最后的文字，似乎邵氏也可能还未感到极端的危险。当然其最后一信讲到王有龄 祷告哀求上苍，又忧左宗棠援兵何时可到等等，可见也不是对城破全无心理准备。不过即使乐观，其背后定是由邵氏自言的“安命”所支撑。虽然最后命运带来的是 悲剧，但他亦泰然接受。

        后世《清外史》一书中有“书邵懿辰刘蕃死事”一条，其言：“邵仁和举人，官内阁中书，刑部员外郎，直军机 处，性戆直，诸要人忌之，不安于位。咸丰四年，坐防河无效，吏议镌职。十年（应为十一年），杭州再陷，邵麾家人出避，诡词称将出，与其子泣别。三日不食， 骂不绝口。十一年十二月朔，殉难。在围城中，著《礼经通论》。”后又记载刘蓉之弟刘蕃战死事，该书作者自言依《春秋》之例，史书须有褒贬，故文末评曰： “按邵、刘二人，无必死之责也。无必死而必死，其视死也决矣。故其死足记也。”到了乱平之后的同治四年，马新贻的议卹折中提到邵懿辰当日诀别时对其子所说 的话，大体也是无死责，但读圣贤书正为此之意！相较于管、蒋诸人，邵懿辰虽无死责，但仍是局中之人，又兼理学熏染之深，其与杭城共存亡也可谓死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