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土耳其：伊斯兰化与世俗化的90年角力

        2013年，在土耳其共和国90周年国庆之际，安纳托利亚的土地一如既往地激荡着红色的海洋，弥漫着对阿塔图克的崇拜。所谓“阿塔图克”，字面意思是“土耳其之父”，即指土耳其共和国创始人穆斯塔法•凯末尔。雄心勃勃的总理埃尔多安提出了宏伟的“2023”百年战略目标，冀图超越阿塔图克，成为新世纪的“苏丹”。然而，在这举国欢庆之际，分裂却成了共和国最突出的特征。从盖齐公园（Gezi park）的游行开始到年底的腐败案，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不但扰乱了公共秩序，甚至有一种混淆视听的效果。民主作为时尚的政治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发泄不满的借口。国际上，土耳其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的“邻国零问题”被嘲笑为“零国零问题”。从同以色列的结怨到同美国的分歧，再到在叙利亚和埃及的尴尬，以致埃尔多安不得不怀疑曾经的盟友、土耳其伊斯兰教意见领袖法图拉•居伦(Fethullah Gülen)——“一定是有外国势力在作祟”。

        如果说90年前，阿塔图克领导的独立战争首先体现为统一的民族主义；90年后，众说纷纭的分裂社会则宣告了革命成果的破产。在侥幸赢得了2014年的地方选举之后，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又如何迎接8月份的全国大选呢，埃尔多安在总统头衔和政党利益之间又如何抉择呢？国庆由此成为一种纪念，甚至是悼念。故事当然没有那么伤悲，只是历史学家们总是在万民欢庆中独自冷静地思索，从而将他们的思想贡献于大众社会。

凯末尔的遗产：民族主义与世俗主义

        土耳其共和国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成功于凯末尔的努力。当腐朽的奥斯曼帝国被欧洲诸强瓜分之际，英勇的战士凯末尔救民众于水火，保卫了安纳托利亚的领土。作为共和国的国父，凯末尔得名于独立战争，也缘于其对共和国的全新塑造。

        现代土耳其的历史当然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一般认为是1839年的坦兹马特改革。欧洲列强蚕食着奥斯曼帝国的土地，也给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带来了现代文明。凯末尔就是其中的一位学生。他学习科学和理性，希冀向西方的文明社会靠拢。同时，他也深深体会到民族的羞辱，并怪罪于统治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教。作为一名军官，他更相信实力。凯末尔是一位实用主义者，却不是一个只懂武力的莽夫。他希望建立一个统一、先进的共和国，因此，在抛弃落后的伊斯兰教的同时，他诉诸民族主义的号召力和世俗主义的果断勇气。

        凯末尔废除了苏丹和哈里发制度，剔除土耳其语的阿拉伯影响，并象征性地摘掉土耳其人头上的毡帽，揭开了妇女神秘的面纱。在这里，凯末尔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信仰者。他坚信，现代的文明应该是世俗的，教士是落后势力的代表。他的革命是彻底的、坚决的。这体现了土耳其人的游牧习气，也彰显了凯末尔作为军人的意志。因此，即便穆斯林是独立革命的主要力量，共和国却要削除伊斯兰教的特权。

        同时，因为奥斯曼帝国的腐败，他不相信理想化的泛突厥主义。受训于德国式的军事院校，他坚信单一种族的严格民族主义。特别是在革除宗教的命后，民族—国家被树立为新的崇拜对象。在这里，凯末尔就不仅仅是一个独立战争的革命者，更体现为一位共和国的缔造者。他研究历史，以语言为焦点，体现于学生的教科书。一套完整的土耳其史观最终形成。它服务于民族主义，又为民族主义所诠释。

        作为阿塔图克的凯末尔是强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他的遗产继续于共和人民党（CHP），并为军队将士们所守护。凯末尔主义奠定了共和国的基石——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

伊斯兰教：自由主义与国际主义

        当作为阿塔图克集体继承人的共和人民党再也无法在多党制的体系中赢得大多数，作为凯末尔主义守护者的军队在连续三次政变后变得臭名昭著，甚至最终在同伊斯兰势力的斗争中出局；与此相反，“安纳托利亚之虎”（Anatolia tigers）却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中冉冉升起，伊斯兰主义在冷战的反共浪潮中同土耳其民族主义结盟，到成为土耳其前总理厄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国家形象”运动的旗帜，再到从2002年起正义与发展党（AKP）统治的黄金十年。共和国正在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伊斯兰教又回到了政治社会的中心舞台。

        厄尔巴坎的声音是有影响力的。正义与发展党的统治更是功绩卓著。当宗教学校逐渐恢复，妇女的头巾以一种时尚的形象飘扬时，这是否意味着历史的反覆呢？特别是当总理埃尔多安和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不断强调奥斯曼的遗产时，人们会误以为，土耳其将团结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这包括克服库尔德人的内部矛盾，也包括恢复土耳其在国际上的伟大形象。        

        我们不能不承认埃尔多安的政绩。这从他做大都市伊斯坦布尔的市长就开始了。在正义与发展党的统治下，土耳其的GDP保持着高速的增长率，国民收入翻了三番。高速公路及其他基础设施推动着土耳其社会的现代化。而且，更难得的是，这个有着保守伊斯兰背景的政党，比世俗主义的共和人民党更开明。他们向往民主，积极加入欧盟，社会福利逐步改善。甚至，他们会推出一部新的宪法，以取代1980年军事政变的产物。在欧美社会眼里，土耳其是良好的盟友；在中东、中亚及巴尔干国家中，土耳其则化身为一种模范。

        然而，当盖齐公园的事件演变为全国范围的游行时，观众们会忽然变得很迷惑，埃尔多安究竟在哪里错了？最直接的说法是因为同法图拉•居伦因利益和观念分歧而产生的矛盾。而且，由于后者隐居在美国，这又多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分歧。实际上，分裂要比概念所能表达的更多。只需看看2014年土耳其在选举时有多少政党，而它们又是如何变化不断，就可见一斑了。当埃尔多安将阿塔图克创建的独立统一的共和国带上富裕道路时，土耳其社会却面临严重的分裂。这不得不说是这个全球—后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矛盾。      

        土耳其的问题当然不仅仅属于土耳其。有人曾经以为盖齐公园的游行将会使土耳其成为“阿拉伯之春”的埃及下一站，事实证明没有那么糟糕。也有评论说，这反映了新兴国家的中产阶级普遍现象。笔者确实更赞同后者。这确实是一个不同于现代化的宏大叙事的时代。当种族和宗教的认同冲击民族—国家的同时，消费主义也在化解着社会的忠诚。世界确实在变得众说纷纭；而这对很多新兴国家来说，将会成为一种无法避免的烦恼。最后，历史学家的身份在促使笔者多说一句，在承认全球化的普遍性时，我们也需面对土耳其人的特性。作为一个跨越欧亚大陆的国家，游牧民族和西方文明的混合，土耳其培养了一种独特的秉性。这是土耳其人的骄傲，却也会成为他们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