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那个“小偷”,偷不来自己死亡的答案

澎湃见习记者 刘海川

2014-07-07 14:1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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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17日,云南普洱发现夏文金遗体的鱼塘。  新华社 图

       还记得夏文金吗?他已死了50天,但“死得不明不白”。
        他是一个移民,也是一名小偷。
       因为偷盗,他被抓进了警局并被送往了拘留所,没想到几天后却离奇死亡。
       在被发现死亡的前11个小时,他在拘留所受了伤,坐着轮椅被推进医院就医。11小时后,他却被发现浮尸于拘留所外的一处鱼塘。
       云南普洱警方说,警方于5月14日凌晨提前将夏文金释放,随后溺亡,并说他身上的部分伤痕是“鱼吃的”。
       如今,警方称拘留所的监控设备“恰巧”坏了,没有监控视频,而云南检察机关却一直失声。夏文金死前在拘留所到底遭遇了什么,他又是如何死亡的?谜团依旧。
       他是一名小偷,但他的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以及所应拥有的法律权利,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2014年5月14日,夏文金上身赤裸、手臂紫青,以一种近乎屈辱的方式俯身死在普洱市思茅区的一处山洼鱼塘内。
       被披露诸多蹊跷之后,他的死引起公众哗然。但官方对此缄默再三,至今仍无法交出令人信服的调查结果。
       意外死亡的夏文金,是一个漂泊在外的移民者。
       12年前,2000多位云南昭通市永善县水竹乡双旋村的村民,在省政府的统一安排下,举家迁徙至普洱市江城县康平乡。
       官方文献显示,萌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这场政策性移民工程,涉及昭通市多个县区,基本在2003年前完成。
       永善县自古以来土地贫瘠,自然气候恶劣。云南省政府当年的想法是,通过这种户籍流通规划,同时可解决昭通和江城两地人地资源分配失衡的困境。
       但弊端很快显现。辗转奔波1688公里的移民者们,无法适应新家园气候的燥热和开荒的艰苦。这种现象同时发生于江城县整董镇、康平乡等地。
       100多人悄然返迁。但他们在故乡已没有了房屋和土地。大部分人在亲戚家借宿,拼搏多年后才修建新房。
       夏文金没有选择返迁。
       “刚来江城的时候,他为人不错。对人很客气。”村民回忆。
       夏文金早年丧父,移民江城时已婚4年,育有两女。
       2002年,村民们在永善县政府的安排下,分3批乘坐大巴前往江城。夏文金没有跟着大家一起迁徙,独自带着妻女和母亲乘车转道昆明,再至江城。
       夏家有兄弟三人,哥哥夏文勇随后也来到江城,弟弟留在永善生活。
       位于中、越、老三国交界的江城,和永善县同属国家级贫困县,人口稀少,土地相对充裕。
       夏文金落户的村子,是距离中、老边境3公里处的康平乡两棵树村委会。站在位于制高点的村公所眺望,不远处山梁的背后便是老挝领土。
       政府在迁徙方案确定后,着手为移民者们依山建造民居,但基础建设滞后了3年。移民者们到达目的地后,看到的是连山荒野。
       2000多位村民按照移民政策中的田地分配标准,开出12000多亩的荒山。如今,田地面积还在逐年增加。
       “真正的刀耕火种。”村官指着村子对面山上的梯田说。
       开荒的4年是李昌秀记忆中最苦难的岁月。在荒山上,夏文金在前面用镰刀割开厚重的野草。她在后面用锄头将草根刨出来。
       夏文金和妻子在开出的10多亩梯田里,按照老家的习惯种上了玉米。为了购买化肥和农药,他还向当地信用社贷了款。
       终日劳作和水土不服让一家人身心疲惫。低产值的农作物,仅够全家人糊口。
       2002年在去往江城的大巴车上,夏文金还曾对李昌秀憧憬未来的新生活。他原本的计划是在江城落地生根。但随后他发现,移民后的境遇与初衷有着巨大的反差。
       李昌秀回忆,来到江城的第二年,夏文金学会了喝酒,性格也变得越来越乖戾。迁徙江城2年后,夏文金有了第三个孩子,生活又添重负。
       他时常深夜喝酒,唉声叹气。
       村民们开始察觉到他的反常。两棵树村委会副主任曾洪兵曾经与他关系不错,两人经常聚在一起喝酒。移民江城第二年的某个赶集日,曾洪兵的小儿子在玩耍时不小心弄坏了夏家的水盆。夏文金上门讨说法,两人不欢而散。
       这并非是唯一一次。此后,他又因各种琐事与邻居争吵,邻里关系每况愈下。
       夏文勇的家距离夏文金不过2里路。刚到江城的时候,两兄弟还时常相聚。到了第三年,夏文金开始回避与哥哥的交往。
       “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也不说。”夏文勇回忆。
       2005年,迁徙到江城县两棵树村的2000多位村民,终于落了户。同年,村子通上了电。
       由于疏忽,本来住在阿田寨1组的夏文金,被误落在大烂坝7组。他为此发了好几天脾气,但“最后没有找政府改过来。”
       落户后的一部分村民逐渐开始适应新生活。
       曾洪兵将外出村民的地租赁过来,加上自有的田,一共30亩,种上了咖啡、茶叶和中药材。如今他的年收入已达到7万元。
       夏文金选择将田租出去,还请曾洪兵代拟土地租赁的合同。他曾几次劝阻,“人要落地生根”,但夏文金不置可否。
       2006年的春天,夏文金以6000元的价格出售了政府为他修建的房子,还清贷款后,带着一家人离开了江城。
       他走得悄无声息。哥哥夏文勇一个月后才从村民的口中听闻他们离开的消息。
       起初,夏文金带着一家人来到普洱市思茅区木嘎寨(音),替老板采茶。“一年大概能挣到1万元。”李昌秀说。
       3年后,一家人又来到10公里外的石膏箐。那里也是昭通农民当年的移民区。
       李昌秀几乎负担起全部的生活重担,夏文金却始终低迷。
       “有时候劳累了一天,回到家,看见他躺在床上要死不活的样子我就来气。”李昌秀说。
       但夏文金似乎早已习惯了妻子的责骂。“涨红着脸,什么话也听不进去。”
       但最令李昌秀无法忍受的,是他染上了偷窃的恶习。
       2012年夏天,夏文金从附近学校的办公室偷出一个电饭煲,在自己家的厨房里煮上了饭。回家后刚刚发现状况的李昌秀还没来得及质问,失主就找上了门。
       素来本分的妻子羞愧难当,她大声质问,低声咽泣。夏文金抱着双腿,坐在冷硬的床边一言不发。
       他们随后离开了石膏箐,迁往曼窝村。一家人租住的房屋不足10平方米,刚好能放下三张床板,其中一张被他们当做厨房。
       大女儿念完小学就辍学了。两个较小的孩子,被送到20多公里外的学校住读。夏文金的60多岁的老母亲,跟随儿子先后前往木嘎寨和石膏箐,在夏文金和李昌秀决定去曼窝村之前。老人回到了永善故乡。
       曼窝村位于思茅郊区。杂乱的低矮民房里,住着上千个像他们一样四处漂泊的人。他们共用厕所,洗菜池和逼仄的通道,穿梭于泥淖的小路上。
       夏文金终日无所事事,每天抽半包7块钱的红塔山,喝小半斤3块钱的劣质酒,像失了魂魄一样在附近四处游荡。
       “烟酒钱都从我这里拿,有时候10块、8块,有时候40、50。”李昌秀说。
       他仍然在偷,附近租户的单车,农民养的鸭子,都是廉价的小东西。下班回家的李昌秀经常遭遇邻居登门问罪,她委屈地向对方陪着罪,但束手无策。
       她坦言“脸皮上挂不住”,多次向夏文金提出离婚。但看着尚未成年的3个孩子,几次大吵之后,她还是放弃了离开的念头。
       “是我自己的命,(对他)就像对一个孩子一样。”
       2014年4月28日晚上,两人在夏文金酒后再次爆发争吵。他捏着满杯的白酒,大声让李昌秀“滚出去”。
       饱受压抑的李昌秀决定带着3个孩子一走了之,到昆明投奔弟弟。
       次日晚上8点,李昌秀收拾好衣服准备前往车站。她看见夏文金躺在床上抽烟,痴痴地望着天花板发呆。
       她叹了口气,领着孩子出了门。她告诉丈夫,大约在昆明呆上半个月之后再返回普洱。
       李昌秀在昆明时常担心独自在家的丈夫,盘算着6月18号回来。她没有想到丈夫真的出了事。
       6月14日,夏文金以一种近乎屈辱的方式,死在了出租屋外2公里的鱼塘里,死前因偷窃遭遇警方行政拘留。但伴随死亡的种种蹊跷,至今无人解答。
       李昌秀在丈夫死后,时常想起在永善的日子。那年夏文金刚刚22岁,家中有1亩多贫瘠的田地。他从附近的村子将李昌秀娶回家门。
       夏文金生前曾多次向妻子表达回到故乡的念头,如今再无返乡的可能。
       两棵树的村官统计,移民江城后,像夏文金一样外出打工的还有近800人。他们外出多年,杳无音讯。
       “是生是死,我们也不清楚。”曾洪兵说。
       夏文金死后的第3天,夏文勇赶到普洱,匆匆看了兄弟最后一眼。
       他上一次看见夏文金,是在2013年的夏天。那时,夏文金独自一人返回两棵树村,在他家里呆了两个小时后,骑走了多年前被借走的摩托车。
       那时他们相互沉默,对彼此的生活闭口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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