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那个“小偷”，偷不来自己死亡的答案

        还记得夏文金吗？他已死了50天，但“死得不明不白”。

        他是一个移民，也是一名小偷。

        因为偷盗，他被抓进了警局并被送往了拘留所，没想到几天后却离奇死亡。

        在被发现死亡的前11个小时，他在拘留所受了伤，坐着轮椅被推进医院就医。11小时后，他却被发现浮尸于拘留所外的一处鱼塘。

        云南普洱警方说，警方于5月14日凌晨提前将夏文金释放，随后溺亡，并说他身上的部分伤痕是“鱼吃的”。

        如今，警方称拘留所的监控设备“恰巧”坏了，没有监控视频，而云南检察机关却一直失声。夏文金死前在拘留所到底遭遇了什么，他又是如何死亡的？谜团依旧。

        他是一名小偷，但他的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以及所应拥有的法律权利，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2014年5月14日，夏文金上身赤裸、手臂紫青，以一种近乎屈辱的方式俯身死在普洱市思茅区的一处山洼鱼塘内。

        被披露诸多蹊跷之后，他的死引起公众哗然。但官方对此缄默再三，至今仍无法交出令人信服的调查结果。

        意外死亡的夏文金，是一个漂泊在外的移民者。

        12年前，2000多位云南昭通市永善县水竹乡双旋村的村民，在省政府的统一安排下，举家迁徙至普洱市江城县康平乡。

        官方文献显示，萌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这场政策性移民工程，涉及昭通市多个县区，基本在2003年前完成。

        永善县自古以来土地贫瘠，自然气候恶劣。云南省政府当年的想法是，通过这种户籍流通规划，同时可解决昭通和江城两地人地资源分配失衡的困境。

        但弊端很快显现。辗转奔波1688公里的移民者们，无法适应新家园气候的燥热和开荒的艰苦。这种现象同时发生于江城县整董镇、康平乡等地。

        100多人悄然返迁。但他们在故乡已没有了房屋和土地。大部分人在亲戚家借宿，拼搏多年后才修建新房。

        夏文金没有选择返迁。

        “刚来江城的时候，他为人不错。对人很客气。”村民回忆。

        夏文金早年丧父，移民江城时已婚4年，育有两女。

        2002年，村民们在永善县政府的安排下，分3批乘坐大巴前往江城。夏文金没有跟着大家一起迁徙，独自带着妻女和母亲乘车转道昆明，再至江城。

        夏家有兄弟三人，哥哥夏文勇随后也来到江城，弟弟留在永善生活。

        位于中、越、老三国交界的江城，和永善县同属国家级贫困县，人口稀少，土地相对充裕。

        夏文金落户的村子，是距离中、老边境3公里处的康平乡两棵树村委会。站在位于制高点的村公所眺望，不远处山梁的背后便是老挝领土。

        政府在迁徙方案确定后，着手为移民者们依山建造民居，但基础建设滞后了3年。移民者们到达目的地后，看到的是连山荒野。

        2000多位村民按照移民政策中的田地分配标准，开出12000多亩的荒山。如今，田地面积还在逐年增加。

        “真正的刀耕火种。”村官指着村子对面山上的梯田说。

        开荒的4年是李昌秀记忆中最苦难的岁月。在荒山上，夏文金在前面用镰刀割开厚重的野草。她在后面用锄头将草根刨出来。

        夏文金和妻子在开出的10多亩梯田里，按照老家的习惯种上了玉米。为了购买化肥和农药，他还向当地信用社贷了款。

        终日劳作和水土不服让一家人身心疲惫。低产值的农作物，仅够全家人糊口。

        2002年在去往江城的大巴车上，夏文金还曾对李昌秀憧憬未来的新生活。他原本的计划是在江城落地生根。但随后他发现，移民后的境遇与初衷有着巨大的反差。

        李昌秀回忆，来到江城的第二年，夏文金学会了喝酒，性格也变得越来越乖戾。迁徙江城2年后，夏文金有了第三个孩子，生活又添重负。

        他时常深夜喝酒，唉声叹气。

        村民们开始察觉到他的反常。两棵树村委会副主任曾洪兵曾经与他关系不错，两人经常聚在一起喝酒。移民江城第二年的某个赶集日，曾洪兵的小儿子在玩耍时不小心弄坏了夏家的水盆。夏文金上门讨说法，两人不欢而散。

        这并非是唯一一次。此后，他又因各种琐事与邻居争吵，邻里关系每况愈下。

        夏文勇的家距离夏文金不过2里路。刚到江城的时候，两兄弟还时常相聚。到了第三年，夏文金开始回避与哥哥的交往。

        “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也不说。”夏文勇回忆。

        2005年，迁徙到江城县两棵树村的2000多位村民，终于落了户。同年，村子通上了电。

        由于疏忽，本来住在阿田寨1组的夏文金，被误落在大烂坝7组。他为此发了好几天脾气，但“最后没有找政府改过来。”

        落户后的一部分村民逐渐开始适应新生活。

        曾洪兵将外出村民的地租赁过来，加上自有的田，一共30亩，种上了咖啡、茶叶和中药材。如今他的年收入已达到7万元。

        夏文金选择将田租出去，还请曾洪兵代拟土地租赁的合同。他曾几次劝阻，“人要落地生根”，但夏文金不置可否。

        2006年的春天，夏文金以6000元的价格出售了政府为他修建的房子，还清贷款后，带着一家人离开了江城。

        他走得悄无声息。哥哥夏文勇一个月后才从村民的口中听闻他们离开的消息。

        起初，夏文金带着一家人来到普洱市思茅区木嘎寨（音），替老板采茶。“一年大概能挣到1万元。”李昌秀说。

        3年后，一家人又来到10公里外的石膏箐。那里也是昭通农民当年的移民区。

        李昌秀几乎负担起全部的生活重担，夏文金却始终低迷。

        “有时候劳累了一天，回到家，看见他躺在床上要死不活的样子我就来气。”李昌秀说。

        但夏文金似乎早已习惯了妻子的责骂。“涨红着脸，什么话也听不进去。”

        但最令李昌秀无法忍受的，是他染上了偷窃的恶习。

        2012年夏天，夏文金从附近学校的办公室偷出一个电饭煲，在自己家的厨房里煮上了饭。回家后刚刚发现状况的李昌秀还没来得及质问，失主就找上了门。

        素来本分的妻子羞愧难当，她大声质问，低声咽泣。夏文金抱着双腿，坐在冷硬的床边一言不发。

        他们随后离开了石膏箐，迁往曼窝村。一家人租住的房屋不足10平方米，刚好能放下三张床板，其中一张被他们当做厨房。

        大女儿念完小学就辍学了。两个较小的孩子，被送到20多公里外的学校住读。夏文金的60多岁的老母亲，跟随儿子先后前往木嘎寨和石膏箐，在夏文金和李昌秀决定去曼窝村之前。老人回到了永善故乡。

        曼窝村位于思茅郊区。杂乱的低矮民房里，住着上千个像他们一样四处漂泊的人。他们共用厕所，洗菜池和逼仄的通道，穿梭于泥淖的小路上。

        夏文金终日无所事事，每天抽半包7块钱的红塔山，喝小半斤3块钱的劣质酒，像失了魂魄一样在附近四处游荡。

        “烟酒钱都从我这里拿，有时候10块、8块，有时候40、50。”李昌秀说。

        他仍然在偷，附近租户的单车，农民养的鸭子，都是廉价的小东西。下班回家的李昌秀经常遭遇邻居登门问罪，她委屈地向对方陪着罪，但束手无策。

        她坦言“脸皮上挂不住”，多次向夏文金提出离婚。但看着尚未成年的3个孩子，几次大吵之后，她还是放弃了离开的念头。

        “是我自己的命，（对他）就像对一个孩子一样。”

        2014年4月28日晚上，两人在夏文金酒后再次爆发争吵。他捏着满杯的白酒，大声让李昌秀“滚出去”。

        饱受压抑的李昌秀决定带着3个孩子一走了之，到昆明投奔弟弟。

        次日晚上8点，李昌秀收拾好衣服准备前往车站。她看见夏文金躺在床上抽烟，痴痴地望着天花板发呆。

        她叹了口气，领着孩子出了门。她告诉丈夫，大约在昆明呆上半个月之后再返回普洱。

        李昌秀在昆明时常担心独自在家的丈夫，盘算着6月18号回来。她没有想到丈夫真的出了事。

        6月14日，夏文金以一种近乎屈辱的方式，死在了出租屋外2公里的鱼塘里，死前因偷窃遭遇警方行政拘留。但伴随死亡的种种蹊跷，至今无人解答。

        李昌秀在丈夫死后，时常想起在永善的日子。那年夏文金刚刚22岁，家中有1亩多贫瘠的田地。他从附近的村子将李昌秀娶回家门。

        夏文金生前曾多次向妻子表达回到故乡的念头，如今再无返乡的可能。

        两棵树的村官统计，移民江城后，像夏文金一样外出打工的还有近800人。他们外出多年，杳无音讯。

        “是生是死，我们也不清楚。”曾洪兵说。

        夏文金死后的第3天，夏文勇赶到普洱，匆匆看了兄弟最后一眼。

        他上一次看见夏文金，是在2013年的夏天。那时，夏文金独自一人返回两棵树村，在他家里呆了两个小时后，骑走了多年前被借走的摩托车。

        那时他们相互沉默，对彼此的生活闭口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