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结之后 | 未终结的福山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止息，距离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转眼已经25个年头。

        福山曾经如是说道：“历史终结并不是说生老病死这一自然循环会结束，也不是说重大事件不会再发生或者报道重大事件的报纸从此销声匿迹了，确切地讲，它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得到了解决。”

        可真正的大问题远未全部解决。福山眼中的终结态自由民主正在经历艰难时世。在那些发生革命的国家，独裁者被赶下台以后，反对派大多无法建立行之有效的民主政府。甚至在那些业已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体制问题已经变得十分明显，社会上弥漫着对政治的幻灭情绪。

        民主在今天出现诸多问题，其复杂的形势让人觉得历史尚未终结，也许称历史终结就是对世界复杂性和流动性的否定。这是一种典型的宏大叙事。用复旦大学孙哲的话来说，宏大叙事能力一直尾随着福山，这种宏大叙事能力将福山著作的特性发挥到极致：探索一个可能无法解答的问题，从各个角度出击引经据典，它常常自相矛盾，它的开放系统却足以刺激你的思考，充满阅读快感……

        福山的学术生涯也从未终结，他的每一部著作的出版都是一桩新闻事件，其影响力异乎寻常的顽强。让我们回顾他的观点，更好地审视自由民主制。他是昙花一现式的人物？还是真正摸到了世界的脉搏？

最初的历史终结论

        关于福山的故事是从1989年开始的。这一年，37岁的福山成为新成立的布什政府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处副主任。这是他第二次为政府工作，上一次他是以中东事务专家的身份进入国务院的，那是1981年的里根政府，时年28岁的福山刚刚从哈佛大学政治学系毕业，他的导师之一是萨缪尔·亨廷顿。

        1989年年初，福山在给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的备忘录中提醒到，德国可能重新统一，而《华沙条约》也可能终结。在一份发行量不大的保守派杂志《国家利益》上，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提出了这个后来被不断争论的命题，“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福山以其罕见的知识能量与雄心，宣称比起君主制、法西斯主义或是共产主义，自由民主制度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

        在最初，它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即使这份杂志的主编欧文·哈里斯也说，他对于该文的观点，也持相当的保留意见。但随着1989年诸多事件戏剧性地展开，尤其是柏林墙的倒塌，使福山迅速赢得爆炸性的声誉。

        20世纪下半叶，民主在那些最困难的地域生根发芽——遭纳粹重创的德国，穷人最多的印度，1990年代经历过种族隔离的南非。反殖民浪潮创造了一大 批民主化的亚非国家，民主政府取代了专制政权：希腊（1974）、西班牙（1975）、阿根廷（1983）、巴西（1985）和智利（1989）。苏联垮台创造了一批中亚的新兴民主国家。在西方世界凯歌高奏的1989年，福山的声音听起来既赏心悦目，又充满了先知般的色彩。

        获利丰厚的图书合同、大学终身教授职位、政治上的任命、和源源不断的讲座邀请，这一切都使他留在了华盛顿。1992年，福山在此文基础上扩展成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一人》，更添加了对人类本性的分析。

        

        

质疑与修正

        然而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阅读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和《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一人》，福山的理论被简化成一句时髦用语，流传于世。在每一次历史事件出来之后，比如海湾战争爆发后，人们都会不无嘲讽地问道：“历史终结了吗？”

        在有些人看来，2001年的9·11事件证实了亨廷顿的观点，同时也暴露了福山观点的幼稚。9·11发生之时，几乎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福山，希望他作出相应解释或得出自相矛盾的答案，一家报纸甚至以《福山的终结》作为标题。“这的确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福山后来回忆说，当一家飞机撞向五角大楼时，他正在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采高级国际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当然，他首先担心在国防部工作的妻子。但在随后面临的大量质疑中，他仍相信，这一悲剧可能仍是历史的后冲力，一小群极端分子并不能代表整个阿拉伯世界，他举例说，在伊朗革命23年后，大多数伊朗青年却更渴望现代化，他们更向往自由生活。

        “在更长的历史范围内，我可能仍是对的。”但性格温和的福山先生也承认，“不幸的是，我们却只能生活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因此，三个更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困扰了福山的思考，“这也是我理论上的弱点”，他诚实地说。比起1989年，雄辩滔滔地论证“历史的终结”，这些问题已进入更为具体的细节。

        如果说福山最初观点迎合了美国右翼，在后来的日子福山自己也与美国右翼渐行渐远。

        另一个促使福山反思的因素当然是中国的崛起，福山的著作也越来越多涉及中国问题。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对中国甚少着墨，客观上那时福山还不了解中国，主观上也许认为中国社会主义要步苏联的后尘。看看近年福山在国际主流媒体上的一些文章，诸如《中国的强大与软弱》、《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的》、《中国会是下一个吗》、《中国模式：高增长与双刃的威权主义》、《中国与东亚民主：历史的多种模式》等，中国俨然成为核心的关键词。再看看近年福山数次来中国活动，如2003年3月、2010年12月、2011年6月、2012年10月等，先后到中国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央编译局等著名学术机构讲演、座谈。福山的观点不时出现在各类学术杂志和大众传媒上。尤其是其新近写作的政治秩序起源一书，就有6章是写中国的。

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福山

        “福山、弗里德曼这些西方观察家认识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其行政效率等方面优势，这是进步。”左派学者崔之元如是说。他借助于中国近30年的经济增长，来否定福山所谓“民主”与“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辩称中国没有实行西方的民主制，也同样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是和苏联东欧在转型后的窘境相比。在左派学者看来，有别于西方民主模式，中国提供给了世界一种特别的发展模式。

        张维为认为民主正在破坏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因为民主使得政治僵局制度化、轻视决策、还产生了小布什这样的二流总统。俞可平提出，民主使得一些简单事情“过于复杂和琐碎”，让“某些擅长甜言蜜语的政客误导民众”。同样来自北京大学的王缉思观察到，“许多引进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正在遭遇社会动荡和骚乱”。

        在与福山几次对话之后，张维为更声称由于中国模式的存在，福山已经承认其理论有问题。然而福山真的认错了吗？

        在2012发表的一篇书评中，福山就明确提出，“中国模式”是不可能持久的。

        在与俞可平的对话中，福山说：“首先我所说的历史终结，指的是人类进程是否具有一种方向性，如果是，这个方向是什么？很多年来马克思给出的答案是，我们的发展方向是共产主义。我认为，在民主和市场经济之外，何种新社会模式将代表发展的下一阶段还不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所持的一种观点是，也许中国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即威权政府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但是我本人并不这样认为，因为我认为，对于很多国家来说，中国所代表的发展模式是非常难以复制的。因此，中国发展模式似乎并不可能成为一种普遍发展模式。”

        在与张维为的对话中，福山指出中国模式依然包含着几大问题：1、缺乏对下负责的问责制度。2、如何保证不再出现坏皇帝？3、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过度依赖出口的战略将难以持续。4、威权政体也许能向人民提供足够的物质财富，但是难以提供公民尊严的满足。

《政治秩序的起源》及之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福山广泛涉猎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进化心理学、经济学，自然还有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学等领域，以建立一整套框架体系来理解政治制度的进化。

        提到2011年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福山在访谈中抱怨：“从我写作这部书时起，我就一直试图超越《历史的终结》，但是不论我写了什么，每个人都向我提起它。”

        此书的核心部分对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和欧洲如何从亲缘网络和部落转换到国家政权的问题进行了精细研究。然而，有时候，福山也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美国，不过在这方面，他所描绘的前景并不让人喜欢。在提到历史上一些社会崩溃的例子，如马穆鲁克阶层统治下的埃及和中国的明朝，他担心美国也许会面临同样的命运。“当政治体制不能很好的适应改变了的环境之后，就会发生政治窳败。”他写道，进而指出美国的政治制度“也许会恰好遇到一场对其适应性的重大检测。”

        在这本书中，福山考察政治发展的历史不是从欧洲开始，而是尝试从亚洲开始，不再追问为何世界各地出现了跟欧洲不同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而是仔细审视这些社会本身。

        反观今日世界，20世纪晚期的进步势头在21世纪终止了。根据《经济学人》，今年全世界约40%的人口将参加自由、公平的选举，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但是，民主在全球的发展停滞了，甚至可能已经逆流。自由之家认为，2013年是全球自由指数下降的连续第8个年头，其顶峰是本世纪之初，随后便一路下滑。1980至2000年间， 民主只是遭遇一些小挫折，但2000年以来，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多。民主的问题已经没法用简单的数字来呈现。许多名义上的民主国家已经滑向专制政权，民主只剩选举这一外在形式，缺少民主制度有效运转所需要的人权和体制保障。

        今天为民主辩护变得越来越累了。但福山仍然没有放弃，在今年的文章《民主仍是历史终结者》中仍然不松口：“这样一来，历史终结论还成立吗？如果它依旧成立，是否需要一些重大修正呢？我以为我的核心观点一点不错。”

        可福山给出的种种理由却显得有些疲软无力，如“在观念领域，自由民主毫无真正的敌手。普京治下的俄国、阿亚图拉治下的伊朗虽然在行动中践踏民主，但却言必称民主。”

        抑或简单地认为，自由民主只是工业化的副产品：“25年过去了，真正挑战历史终结论的不是有什么比自由民主更高、更好的模式取而代之。任何社会，只要深入工业化，其政治参与的诉求就会增加。如果政治精英的这些诉求得以满足，那就实现了某种民主。”

        福山总结道：“纵然我们会质疑要多久之后全人类才能走向历史的终结，但我们不应怀疑某种社会形态就是历史的终结。”然而我们的时代不过是历史的一瞬，宣称某一形态就是终结难免显得狂妄和幼稚。这也就是福山令人隐隐不适并持续引起讨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