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Logo
下载客户端

登录

  • +1

天国陨落150年︱中外贸易与太平天国的处境

冯志阳
2014-07-15 23:17
来源:澎湃新闻
私家历史 >
字号

        1861年初,英国海军中国舰队司令贺布率领12艘舰艇“巡阅长江”。不少英国商人趁机同行,藉以考察长江航线。美商琼记洋行的一位助理也得到同行考察的机会。琼记洋行的老板要求他,“凡是停留过的地方,对每一件东西都要搞到样品和情报”,“每一处都要记下主要商人的姓名及他们开办的商号、字号,也要了解到这些地方对开展商业活动有哪些不利因素”,以及“长江行船的一切有关情报”,为该行新轮船的到来做好市场准备工作。       

        英国政府之所以要巡阅长江,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到天京洽谈“英国船只得自由航行太平天国长江水域”相关事宜,以落实《中英天津条约》对于长江一带开放通商的规定。《中英天津条约》签订于1858年6月,但双方正式换约生效则是在1860年10月。其中,对于中外贸易影响最大的是第十款:“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惟现在江上下游均有贼匪,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大英钦差大臣与大清特派之大学士尚书会议,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曾在中国担任税务司的英国人莱特在其所著《中国关税沿革史》一书中评论道:“因此,只要军事继续进展一天,英国人,就条约来讲,就一天没有权利要求把长江开放通商。”        

        就该条款而言,清政府的动机,显然是希望借此将尚处于“中立”地位的英国政府拉向自己一方;对于英国政府而言,简又文认为,“此为其日后改变中立政策而积极助清平乱之伏线”。正因为如此,有英国人评论《中英天津条约》是对太平天国“宣布死刑的判决书”。当然,这份“死刑判决”并没有立即执行,一方面是因为该条约直至1860年10月才正式换约生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太平天国的政策和军事行动还没有直接威胁到英国的利益。                

蚕丝贸易        

        事实上,太平天国战争有力地推动了中外贸易的发展,洋人得以大获其利。以蚕丝贸易为例。蚕丝是当时中国仅次于茶叶的第二大出口商品,“1853年以前的任何一年最大输出没有超过21500包,而1853年的上半年丝的输出也只有7971包”,但下半年输出便猛增至35336包。蚕丝出口量的猛增,与太平军在1853年3月攻占南京有着直接关系。南京是清代丝织业的中心,也是生丝消费量最大的地区。“南京的陷落破坏了该城经常织绸的织机五万架”,“据说在南京及附近一带每年所消费的生丝足有20000包,这个数量就足以解释上海额外供应的来源”。与此同时,蚕丝价格猛跌,以当时最有名的辑里丝为例,1851至1852年度,每担407.5元;1853至1854年度,则为每担270元;此后数年,价格都未超过300元。显然,蚕丝价格的猛跌正是由于国内市场突遭毁灭性打击,蚕丝一下子都涌到外贸市场所致。        

        最乐于看到这种局面的是英国人,因为英国是当时进口蚕丝最多的国家,占中国蚕丝出口总数的95%以上。此前,由于更靠近蚕丝产区的上海开埠,使得蚕丝价格在四年中下降了35%。中国蚕丝出口的迅速增长,使得英国获得了一个欧洲以外的蚕丝供应的可靠基地。“如果一旦欧洲发生战事,可以使得消费者免受如过去那样的丝价狂涨的损失,过去丝价曾经涨到与银价相当。”此外,中国丝价下跌还使英国丝织业受益匪浅,其丝织业产值增加了近200万磅,雇工增加了近5万人。因此,英国人自我告诫:“我们必须记住:英国既然可以自中国廉价获得所需生丝的全部或大部分供应,则不仅可以使对华贸易大为增加,而且可以使得英国成为欧洲丝织业国家供应原料的市场,同时又可以使得英国在丝织业中获得她在棉织业中所达到的地位。”        

        1860年到1862年,太平军先后攻占苏州、嘉兴、杭州、湖州等地,中国最重要的蚕丝产区全部落入太平军之手。在此期间,蚕丝出口量分别是1860年67874包,1861年达到83000包,1862年75000包,相对于1853年几乎增长了一倍。这一事实表明,太平天国自身也绝非对外贸易的阻碍因素。时人曾记载,太平军至其家“拔人”,因为蚕茧在山,竟不敢入其家。怡和洋行的报告也一再提及,“叛党正在尽一切努力鼓励蚕户”,“叛党是最急于鼓励商务的”。《北华捷报》在总结1862年商业情况时说,“在整个生丝季节中,叛军对生丝的运输,很少加以干扰,而在某些地区,他们似乎还急于扶植这种贸易,因为他们可以从这种贸易中得到一笔可观的税收。”        

        确实如此。湖丝运往上海,须经吴县夹浦关,太平天国在此设卡收税,每天收入可达几千两之多。太平天国还在丝业重镇南浔开设“恒庆”等官丝行,民间若要开设新丝行,须官丝行“保结”,“丝每包八十斤捐洋十六元,外加一切零费八元”。此外,蚕丝从南浔运至上海,“再由乡官局派枪船护送,每包丝再捐若干归太平天国,若干充乡官局费”。蚕丝如此,其他商品如茶叶等亦当如此。因此,太平天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据说1861、1862年从丝茶贸易所获收入每年达250万英镑以上”。        

 
1860年到1862年,太平军先后攻占苏州、嘉兴、杭州、湖州等地,中国最重要的蚕丝产区全部落入太平军之手。太平天国从蚕丝贸易中获得可观收入,而英国获得了可靠的蚕丝供应基地。
        

粮食补给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外贸易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物资补给的生命线。以粮食为例。太平天国前期的粮食,主要来源于长江中上游的湖北、安徽和江西等省,时人谓之“其注意上游,如婴儿之仰乳”。后湘军居高临下,稳步推进,不断蚕食太平军在中上游的控制范围,导致天京粮食危机不断。至安庆被围,太平天国在长江中上游的粮源基地几乎丧失殆尽。太平军在1860年进军江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另辟粮源赋税基地。据《北华捷报》,李秀成占领苏州后,将缴获的75万两现银和能供40万人一年食用的粮食运回了天京。幼天王因而嘉奖李秀成“开疆裕国建奇功”,时人也有“转粮一线仗苏州”的诗句。       

        江浙地区虽然富甲天下,但并不拥有强大的粮食生产能力。从清代前中期开始,江浙自产的粮食便不够自用,需要从外地,主要是长江中上游输入粮食以补不足。更何况,太平天国战争使得江浙大量人口或迁徙,或死亡,从而导致田园荒芜,很难获得足够的粮食。而且,占据长江中上游的湘军也不可能再让粮食流入天国辖区。就这样,对外贸易成为太平天国得到粮食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英国驻沪领事在1864年的贸易报告中指出,“米这项商品的巨大贸易额于1864年达到顶点,这一年的进口值为410万两,或约130万磅”,“进口洋米的大部分被运往产丝区,用以交换蚕丝”,因为“在叛军占领期间,几乎只有用米才能买到蚕丝,叛军对收进每块硬币规定要搭配一些米”。        

        
太平军在1860年进军江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另辟粮源赋税基地。
        

军火生意        

        对太平天国而言,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进口商品,即军火。早在1853年太平天国刚刚定都天京,便有洋商携枪炮火药前来贸易,太平军见之“大喜”,“遂鼓吹迎夷酋入城,联教通款,俾常接济军火”。太平军攻占苏州后,更是大规模地采购军火,曾在上海专门委派了秘密的军火代理人。前文所述奉命考察长江航线的琼记洋行助理,在给其老板的信中写道,“完全可以和南京做买卖,不过要秘密进行,悄悄地找叛军头目,他们首先需要的是军火,有多少要多少”。       

        为了让清政府同意长江马上开放通商,英国政府曾保证,“一切武器和军火的买卖,自然是要用严刑峻法来禁止”。但是,太平军开出了令人难以拒绝的高价:在上海十五元或二十元能够买得到的短枪,太平军付给走私者一百元。如此利诱之下,洋商自然趋之若鹜。据英国驻沪领事估计,当时在华各国“安分夷商,恨逆匪踞扰,以致货物滞销,仅十之二;其希图漏税,接济火药粮食渔利者,竟十之八”。更有甚者,常胜军首领戈登也向处于敌对方的太平军出售军火以牟利。        

        为遮人耳目,上海的一些著名洋行变换包装方法,把一箱箱贴着“雨伞”标签的卡宾枪和借用“圣经箱”包装的左轮手枪卖给太平军。买卖的数量也相当惊人,如1862年4月上海一家洋行一个月之间就卖给太平军步枪3046枝、野炮795尊、火药484桶、子弹18000发、炮盖450多万个。大量军火的输入,使得太平军的武器装备,在李鸿章率领淮军抵达上海前,一直优于清军。据曾投奔太平军的一个美国人估计,“苏州太平军中有三万枝外国枪,四分之一的兵士配有步枪,忠王李秀成的1000名卫队则全部配备来复枪”。曾国藩也曾表示,“贼之火器精于我者百倍之多”。当然,太平天国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时人曾表示:“兵火后贼所掠之金银,半归夷人。”无论是对于太平天国,还是对于清政府,这场战争的胜负都事关身家性命,因此无不倾其所有以争取胜利。       

        其实,这种局面正是曾国藩的战略所致。一位西方人曾如此评论湘军的战略:“争取上游,驱太平军远离内地而趋向海岸,实是危险的最不智的。太平军一得上海及沿海通商口岸,即可征收关税以及货物厘金以裕国库,更可自由运入新式武器军械弹药,又可购置轮船、装置军舰以抗旧式水战,如是则湘军断非其敌,而清朝命运殆矣。此亦忠王之愿望矣。”太平军正是在1860年的军事会议上“确定了东取苏、杭、上海,然后购买轮船,沿江北上取湖北的大战略”。1862年初,太平天国还曾计划花费50万两银派人赴美国购买轮船枪炮,“后因华尔向苏松太道吴煦告密,未果”。        

        
琼记洋行助理写信给老板:“完全可以和南京做买卖,不过要秘密进行,悄悄地找叛军头目,他们首先需要的是军火,有多少要多少。”
        

        正是由于对外贸易对太平天国后期的物质供应和军事战略如此重要,当英国人于1861年初为长江通商前来谈判时,太平天国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洪秀全还下诏宣布,“对外国买卖商贾视若兄弟,杀之者定行处死不贷”。此后,长江贸易骤形发达,“一日之中往往有三十余艘中外船只开到南京”,“从这条交通线运来的大量供应品全部贮存在南京的一些巨大仓库里”。以至于莱特认为,长江开放通商简直像是“专为以供应品接济太平军而设的了”。       

        对于洋人而言,太平军与清军的厮杀只要没有影响其商务利益,他们就会作壁上观。英国人为此曾特别向太平天国解释,其驻兵上海,“目的只在保护商业,因为他们不能指望清军给予保护”。也因为如此,当清政府欲以《中英天津条约》将英国拉入自己阵营时,英国人却通过与太平天国的谈判,和平解决了长江通商的问题。而且正是因为战争状态,洋人的轮船事实上获得了垄断长江航运的地位。        

        时任宝顺洋行买办的徐润,记录了该行轮船“总督号”在1861年的获利盛况:“放汉往返一次,所收水脚,足敷成本。缘彼时客位每客价银七十五两,每吨货价银二十五两,往来一律。加以下水时,拖带本地钓钩船四艘,或带镇江,或交上海,每艘装货五六百吨,每吨水脚价十五两,故获利最厚。”战后,由于航运竞争加剧,每吨货的运价不过二到四两。至于宝顺洋行当年的进出口生意,徐润不无得意地表示,“总在数千万,实一时之盛”。        

        琼记洋行考察长江航线的助理返回上海还不到一个月,该行便将轮船“火鸽号”投入长江航线的运营。“火鸽号”每两个月自上海开三次船,载运的货物多半是茶叶。“仅在头三个月,‘火鸽号’就赚了五十万元,其中三万五千元是纯利。可惜好景不长。社会治安的恢复使木船运输复苏,严重地影响了轮船的生意。”因此,“清朝收复南京的消息传来后,赫尔德兄弟非常不高兴”。赫尔德兄弟即琼记洋行的老板。        

        中国的内战使得洋人可以左右逢源,获得比正常状况下更多的利益,因而也乐于“保持中立”。即便如此,对外贸易也开始无可避免地影响到战争的走势。这在安庆攻防战中有鲜明体现。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写道:“太平军坚守安庆,至是一年以上,其粮米油盐之接济,甚或军火药弹,多赖外国商船自上海源源不断的运来。”曾国藩在1861年5月的奏折中曾表示,仍有外国轮船“悬挂红旗,船载(米)约二千余石,至安庆城下停泊”,“夜间用小船接递入城”,“次日早始开赴下游,重载而来,轻载而去”。因此,曾国藩在家书中叹道:“目下可虑之端,第一洋船接济,安庆永无克复之期。”此后,清政府通过多次交涉,英国政府才严禁外商接济安庆太平军,并由英军舰严密封锁,“洋船不能再停泊安庆,以故守军接济断绝”。不久,安庆被湘军攻克。        

        更重要的是,太平军的战略与洋人的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集中体现在上海身上。作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不管是丝茶的出口,还是军火和粮食的进口,上海都是最主要的交易场所。相应的,上海也是洋人商务利益最为集中的地方,英国人曾威胁道:“倘太平军进取上海,英国必以武力迎击。”对于在长江中上游不断遭受挫折的太平军而言,上海巨额的关税收入,和获取军火等战争物资的便利通道,使其成为太平天国赢得战争的最后希望。一再忍让之后,太平天国终于在1862年初照会英国称,“我国不能仅以贵国商务为念,而不派天军攻取该地”。英国人当即表示,太平天国“将因愚蠢而获致进一步的后果”。不久,英国驻华公使上书外交大臣称:“继续维持我们目前的立场而不牺牲我们的商务,我想是不可能的。”此后,英国等列强改变中立态度,开始与清政府合作镇压太平天国。与此同时,李鸿章率领淮军登陆上海,太平军觊觎良久之地落入淮军手中。太平天国自此陷入东西两面夹攻之中,再也无力回天。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1
    收藏
    我要举报

            扫码下载澎湃新闻客户端

            沪ICP备14003370号

            沪公网安备31010602000299号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