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秘书五人组”与权力私人化

        四川省文联前主席郭永祥、海南省前副省长冀文林等人组成的“秘书五人组”涉嫌抱团违法犯罪，以秘书为首的“领导身边工作人员”在中国政治生态中的独特性，再次显露无疑。

        秘书的作用，犹如古代官员赴任时聘请的幕僚师爷。所不同的是，幕僚师爷与官场之间，有一道防火墙，如果没有功名，很难走上前台做官。而且官员如果退职，他们多半失业另谋出路；而在当代中国，如果做了高级官员的秘书，一般说来前途向好，得到领导赏识便可出任地方或部门重要领导，再不济也能够获得一些下级官员的尊敬。

        客观而言，高级官员选定的秘书，一般都会有过人之处，要么文笔练达，学问博大，要么善于沟通上下左右的关系。如果高级官员作风正派，将这样的人送入干部队伍，也算为国选材。

        可问题是，当这名高级官员本身作风不正派，违法犯罪时，秘书便可能成为最可靠的帮手之一。在过去若干年，我们很难见到秘书犯罪（尤其是贪腐）与其服务的高级官员没有关系的案例，只要是秘书犯罪，基本都是其服务的高级官员纵容或指使。原因何在？

        首先，高级官员如果心术不正，会借助向干部队伍输送人才的便利，把秘书作为“自己人”送到重要岗位，是一种政治投资，从而在官场培植私人势力。而这些秘书对赏识自己的“老领导”感恩戴德，利益上捆绑在一起，对其非分要求很难拒绝。

        其次，一些秘书通过替所服务的高级官员写材料写报告，说话办事，参与机要和决策，甚至提供份外的全方位服务，赢得欣赏信任，不免错误地认为，自己所获得的一切，完全来自于所服务对象的授予，不自觉地产生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委身为门客家丁。

        再次，在一些下级官员看来，自己的升迁很大程度上由上级决定，因此结交秘书，通过秘书掌握高级官员的个人偏好、政坛动向，是求官求位的终南捷径。而其结交手段，无非奉上钱色。

        不正常的选任擢拔制度加剧了利益捆绑和人身依附。秘书涉嫌抱团犯罪，表面上看是秘书自己涉嫌犯罪，但问题的根子是“一把手”的权力失去控制和监督，是公共权力私人化的必然结果。

        秘书不是高级官员的幕僚师爷，其法律地位是国家公务员。可是，当权力不按照党纪国法运行，那么秘书的实际角色便是传统社会的幕僚师爷、门客家丁，而且可以借助干部任用通道，进一步加剧权力私人化。

        行政体制改革不能忽视在高级官员与其秘书之间建立必要的“防火墙”。否则“秘书五人组”这种政治怪胎不会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