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留守妇女、记者、官员自杀频发，民间自杀干预举步维艰

        6月27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独家报道独龙江上游迪政当村近年大量出现自杀案例，披露这个“中国西南最后的秘境”村庄在外来文明介入下的动荡和危机，随后引发关注。6月28日贡山县委下发通知，要求独龙江乡党委政府对该乡自杀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单怀海是上海自杀研究发起人；精神科主任医师；华东师大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心理系兼职教授。

        从2003年起，单怀海就开始研究自杀行为，他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事临床自杀干预的医生。在他的研究中，农村特别是妇女是自杀的高危人群，与之相悖的是，基层自杀预防和干预几乎空白。

        多年来，单怀海一直致力于推动民间自杀干预组织建立，遗憾的是，社会对这一话题有着惯性回避，NGO通过审批尤其困难。12年的申请，经历多次搁浅、难产和再出发，好消息是，就在最近，他这家名为上海新生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机构终于拿到上市“通行证”，不出意外的话，将在今年9月“世界预防自杀日”成立。他希望，这样的民间组织能够更多，因为这是尤其需要社会力量参与的事业。

六成自杀者有精神障碍

        澎湃新闻：中国自杀行为的总体形势如何?

        单怀海：自杀已成为15-40岁人群的首位死因。研究发现，在我国，每年约有150万人因家人或亲友自杀出现长期严重的心理创伤，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负担。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国际标准，每年自杀发生率超过10万分之20以上，为高自杀率国家，我国已经成为高自杀率国家。

        澎湃新闻：自杀行为都有哪些特点呢?

        单怀海：不是专业人员，可能不是特别了解自杀现象的社会原因。实际上，大部分自杀行为起因于精神障碍，在国内这个比例大概是60%-80%；当然这个数据是研究数据，非官方数据；北京曾经做过一个比较大的调查，包括自杀行为的解剖研究，自杀未遂的调查研究，发现精神障碍者自杀占总体的比例大概为65%；国外的更高些，大概有90%以上。也就是说，中外自杀比较，国外自杀原因中，精神障碍的比例较高；不过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国内对这方面研究比较晚，加上医疗条件等各方面限制，得出的研究数据可能不完，实际会比65%更高。

        澎湃新闻：民间有一种说法，春天自杀的人多，自杀与季节有关是否有科学依据？

        单怀海：这是一种假说，认为自杀与季节和遗传都有关系。因为精神疾病一般在春夏季节发病率高，所以认为在这个季节自杀行为高发；另外遗传是生物学的，关系多大还不清楚，但普遍认为精神疾病和自杀行为都与遗传有一定关系。

        澎湃新闻：是不是可以说，自杀最大的特点就是与精神障碍有关？

        单怀海：对，这是最重要的特点。

        澎湃新闻：你所指的精神障碍包括哪几种？

        单怀海：主要是抑郁症，精神分裂症；还有人格障碍，成瘾，包括药物成瘾，酒精成瘾，以及其他的精神障碍；

农村留守妇女是高危人群

        澎湃新闻：你之前提到，农村尤其是农村留守妇女的自杀率很高？

        单怀海：对，这跟几个因素有关。第一，妇女生完孩子很辛苦，有教育抚养问题；妇女的抑郁症、更年期综合征，没有治疗途径，这是医疗问题；第二是农村的农药问题，农药的管理松，万一一冲动，加上家里的防护措施没有做好，后果不堪设想。

        澎湃新闻：农村的精神疾病预防和治疗相对也匮乏？

        单怀海：可以说几乎没有。县一级的综合医院几乎没有精神科医生，即使有也是设置的心理科，以抑郁症为例，偏远地区的治疗力量很弱。今年国务院又提出来了，加强农村县级医院的建设，把更多的精神卫生治疗资源投资到农村，只有精神科医生的水平提高了，农村的治疗率才能提高了。

        澎湃新闻：你说过自杀者其实有意愿求助于别人？

        单怀海：这是他们的一个心理特点。自杀心理有矛盾性，攻击性，冲动性，他有自杀意愿的时候，心理有另一面其实是希望能活下来，他犹豫的时候希望救助，从自杀意愿的形成，到自杀的形成还是有一段时间的，真正的冲动性自杀，突发自杀比较少见。

        澎湃新闻：攻击性具体怎么理解？

        单怀海：很多人不理解，自己都想死了，为什么还会对别人采取暴力行为呢?这是精神障碍的特点。真正形成自杀行为是万念俱灰，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要么恨你，要么是怜悯你，有的连夫妻孩子都杀死。

        澎湃新闻：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杀行为是可以干预和预防的吗？

        单怀海：完全可以干预的，如果自杀者有精神障碍，他的自杀行为一般不是突发性的，从早期的精神障碍到出现自杀企图并自杀成功，这中间有许多环节，越早进行干预，阻止自杀的成功率就越高。

        我们就要把精力放到预防和干预，首先要把这一部分人的治疗率要提高，把有精神病的人管理好；其次，医院急诊的调查和评估要有专业人员参与；需要动用社会的资源共同参与。这样的话70%的患者控制下来了，治疗率上升自杀率就下降了。

        当然突发性的自杀行为也有，它属于非精神障碍这部分，大概占总数的 30%-35%，这部分有另一套干预方案。

官员自杀与“病耻感”有关

        澎湃新闻：近期媒体报道的官员自杀的案例很多，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单怀海：媒体曝光不能代表研究结果。这和社会现象、当代文化环境有关，媒体报道的几个案例，个别可能是抑郁症，我们应该鼓励官员去看病，因为有的官员认为得了这个病很难堪，为了仕途考虑，可能隐瞒病情，不去精神科就医，这就是所谓的“病耻感”。官员除了有病不治，还有就是除了已有的压力，新的压力的出现，比如现在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反腐行动，压力诱发了他原来的疾病，还有的完全就是政治危机，跟精神疾病无关。

        澎湃新闻：北川地震一段时间后发生过几起疑似地震创伤而自杀的事件，类似的延迟反应是什么原因呢？

        单怀海：这是人应激延迟反应，是生理学的一个机制。对环境的刺激，一般人会有突然的反应，大叫大喊。但这跟个体内分泌应激系统有关。有些人是及时的反应，有些是过一段时间再出现。这就需要我们预防干预，随访部分要做好，要关注灾难后留下来的问题，不仅关注物质补给，还要有心灵关怀。

        澎湃新闻：延迟反应后的自杀是因为有新的刺激出现么？

        单怀海：可以没有，有些事刺激留下的阴影，一些场景的闪回，摆脱不了，慢慢积累就形成抑郁焦虑。或者又有新的压力，比如地震后的人们可能面临新的问题。急性反应一般在一星期内出现，延迟反应在一周到半年之间。

自杀干预与公共卫生机构“两张皮”

         澎湃新闻：国内在自杀预防和干预上做的怎么样？

        单怀海：现有医疗机构设置不能够为心理疾病患者提供很好的服务，这是大环境决定的。我国的医疗状况，包括医疗院校的设置，都是学习的前苏联模式，把精神障碍疾病控制预防和其他公共卫生项目分开管理，前者主要是精神病院做，后者是疾控中心做；院校里也是分开，以前高校的公共卫生学院很少有精神卫生系，现在有学院在做和这个相关的，比如艾滋病的防治，成瘾，精神卫生的文体，但大多还是在精神病院在做。

        有相关统计，如果自杀的心理问题得不到解决，至少有35%的自杀者会再次选择自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很多病人在医院中得到了医疗上的急救，却因为缺乏“心理急救”，没有解开心病。如果把心理干预放在急诊一线，急诊自杀未遂者的心理急救工作也能够纳入综合医院工作之一，就可以对急诊自杀高危人群进行早期干预。

        澎湃：医院的诊断和治疗也是分开的？

        单怀海：综合性医院里大部分都没有精神科医生。比如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征、长海医院都没有精神科医生。像一个自杀未遂人员到急诊，急诊完了没有评估，脚断了骨折了接好就走了，至于回去还会不会跳楼，为什么跳楼，急诊的医生管不了。另外，目前医生中接受过临床心理学评估或治疗培训的还不到1%，一旦出现了急诊自杀事件，许多医院内没有医生能够参与干预。

        澎湃新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单怀海：有一方面原因是，综合医院觉得设精神科不盈利；另一方面觉得精神病人在医院里很难管理；此外，要向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申报科室要很多条件，并不容易被批准；当然现在有些医院也在变相设置相关的科室，比如心理门诊，但心理学和精神科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并且这些临床心理科大部分不是科班出身，大部分都是改行的。

        临床心理学在应用心理学里只是一小块，过去三十年我们国家没有培养多少临床心理学专业人员，一般培养的都是教育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

民间自杀干预组织举步维艰

         澎湃新闻：联合国将自杀划入公共卫生领域，但自杀是否属于公共卫生在中国还有争议？

        单怀海：起码政府的机构设置没有将自杀干预纳入到公共卫生部门，但我觉得应该合并进去。

        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心理问题，自杀大部分是有精神障碍的，而精神卫生就属于公共卫生问题。

        本来精神医学就是一个小科，现在还分开，不利于学科间交流发展。合并后有很多好处，比如人员多，就业岗位也多，一般预防医学院不太有精神科，也不专业，有些人不愿意做精神卫生防治工作，但合并后学科间可以交流。

        澎湃新闻：你是上海最早做民间自杀干预工作的，这么多年做下来有什么体会?

        单怀海：我2003年回国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设立了第一个世界预防自杀日，当时我觉得有责任去做这个事情；第二是政府公共卫生这方面不够重视，我就找当时上海的有关负责人商量开个研讨会，目的是希望做一些自杀干预工作，但是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限制比较困难，我是希望在综合性医院里做这个服务，但他们觉得申报管理等比较麻烦。

        民间组织成立困难就更多了，我们走了12年，才申请下来这个民办非企的自杀干预社会组织。最大问题是没有一个平台名副其实给你做这个事情。没有政府资源，场所、机构都是朋友介绍的，政府有他们的顾虑，比如涉及精神障碍者，担心意外发生。另外，自杀干预在中国也是敏感话题，政府层面会比较谨慎。

        但我觉得今后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政府做不了的交给社会做，这样才能做起来，政府可以购买民间组织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