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留守妇女、记者、官员自杀频发,民间自杀干预举步维艰

澎湃新闻记者 黄芳

2014-07-05 11:0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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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怀海的研究中,农村特别是妇女是自杀的高危人群,与之相悖的是,基层自杀预防和干预几乎空白。 新华社 资料

       6月27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独家报道独龙江上游迪政当村近年大量出现自杀案例,披露这个“中国西南最后的秘境”村庄在外来文明介入下的动荡和危机,随后引发关注。6月28日贡山县委下发通知,要求独龙江乡党委政府对该乡自杀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单怀海是上海自杀研究发起人;精神科主任医师;华东师大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心理系兼职教授。
       从2003年起,单怀海就开始研究自杀行为,他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事临床自杀干预的医生。在他的研究中,农村特别是妇女是自杀的高危人群,与之相悖的是,基层自杀预防和干预几乎空白。
       多年来,单怀海一直致力于推动民间自杀干预组织建立,遗憾的是,社会对这一话题有着惯性回避,NGO通过审批尤其困难。12年的申请,经历多次搁浅、难产和再出发,好消息是,就在最近,他这家名为上海新生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机构终于拿到上市“通行证”,不出意外的话,将在今年9月“世界预防自杀日”成立。他希望,这样的民间组织能够更多,因为这是尤其需要社会力量参与的事业。
六成自杀者有精神障碍
       
澎湃新闻:中国自杀行为的总体形势如何?
       单怀海:自杀已成为15-40岁人群的首位死因。研究发现,在我国,每年约有150万人因家人或亲友自杀出现长期严重的心理创伤,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负担。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国际标准,每年自杀发生率超过10万分之20以上,为高自杀率国家,我国已经成为高自杀率国家。
       澎湃新闻:自杀行为都有哪些特点呢?
       单怀海:不是专业人员,可能不是特别了解自杀现象的社会原因。实际上,大部分自杀行为起因于精神障碍,在国内这个比例大概是60%-80%;当然这个数据是研究数据,非官方数据;北京曾经做过一个比较大的调查,包括自杀行为的解剖研究,自杀未遂的调查研究,发现精神障碍者自杀占总体的比例大概为65%;国外的更高些,大概有90%以上。也就是说,中外自杀比较,国外自杀原因中,精神障碍的比例较高;不过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国内对这方面研究比较晚,加上医疗条件等各方面限制,得出的研究数据可能不完,实际会比65%更高。
       澎湃新闻:民间有一种说法,春天自杀的人多,自杀与季节有关是否有科学依据?
       单怀海:这是一种假说,认为自杀与季节和遗传都有关系。因为精神疾病一般在春夏季节发病率高,所以认为在这个季节自杀行为高发;另外遗传是生物学的,关系多大还不清楚,但普遍认为精神疾病和自杀行为都与遗传有一定关系。
       澎湃新闻:是不是可以说,自杀最大的特点就是与精神障碍有关?
       单怀海:对,这是最重要的特点。
       澎湃新闻:你所指的精神障碍包括哪几种?
       单怀海:主要是抑郁症,精神分裂症;还有人格障碍,成瘾,包括药物成瘾,酒精成瘾,以及其他的精神障碍;
农村留守妇女是高危人群
       
澎湃新闻:你之前提到,农村尤其是农村留守妇女的自杀率很高?
       单怀海:对,这跟几个因素有关。第一,妇女生完孩子很辛苦,有教育抚养问题;妇女的抑郁症、更年期综合征,没有治疗途径,这是医疗问题;第二是农村的农药问题,农药的管理松,万一一冲动,加上家里的防护措施没有做好,后果不堪设想。
       澎湃新闻:农村的精神疾病预防和治疗相对也匮乏?
       单怀海:可以说几乎没有。县一级的综合医院几乎没有精神科医生,即使有也是设置的心理科,以抑郁症为例,偏远地区的治疗力量很弱。今年国务院又提出来了,加强农村县级医院的建设,把更多的精神卫生治疗资源投资到农村,只有精神科医生的水平提高了,农村的治疗率才能提高了。
       澎湃新闻:你说过自杀者其实有意愿求助于别人?
       单怀海:这是他们的一个心理特点。自杀心理有矛盾性,攻击性,冲动性,他有自杀意愿的时候,心理有另一面其实是希望能活下来,他犹豫的时候希望救助,从自杀意愿的形成,到自杀的形成还是有一段时间的,真正的冲动性自杀,突发自杀比较少见。
       澎湃新闻:攻击性具体怎么理解?
       单怀海:很多人不理解,自己都想死了,为什么还会对别人采取暴力行为呢?这是精神障碍的特点。真正形成自杀行为是万念俱灰,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要么恨你,要么是怜悯你,有的连夫妻孩子都杀死。
       澎湃新闻: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杀行为是可以干预和预防的吗?
       单怀海:完全可以干预的,如果自杀者有精神障碍,他的自杀行为一般不是突发性的,从早期的精神障碍到出现自杀企图并自杀成功,这中间有许多环节,越早进行干预,阻止自杀的成功率就越高。
       我们就要把精力放到预防和干预,首先要把这一部分人的治疗率要提高,把有精神病的人管理好;其次,医院急诊的调查和评估要有专业人员参与;需要动用社会的资源共同参与。这样的话70%的患者控制下来了,治疗率上升自杀率就下降了。
       当然突发性的自杀行为也有,它属于非精神障碍这部分,大概占总数的 30%-35%,这部分有另一套干预方案。
官员自杀与“病耻感”有关
       
澎湃新闻:近期媒体报道的官员自杀的案例很多,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单怀海:媒体曝光不能代表研究结果。这和社会现象、当代文化环境有关,媒体报道的几个案例,个别可能是抑郁症,我们应该鼓励官员去看病,因为有的官员认为得了这个病很难堪,为了仕途考虑,可能隐瞒病情,不去精神科就医,这就是所谓的“病耻感”。官员除了有病不治,还有就是除了已有的压力,新的压力的出现,比如现在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反腐行动,压力诱发了他原来的疾病,还有的完全就是政治危机,跟精神疾病无关。
       澎湃新闻:北川地震一段时间后发生过几起疑似地震创伤而自杀的事件,类似的延迟反应是什么原因呢?
       单怀海:这是人应激延迟反应,是生理学的一个机制。对环境的刺激,一般人会有突然的反应,大叫大喊。但这跟个体内分泌应激系统有关。有些人是及时的反应,有些是过一段时间再出现。这就需要我们预防干预,随访部分要做好,要关注灾难后留下来的问题,不仅关注物质补给,还要有心灵关怀。
       澎湃新闻:延迟反应后的自杀是因为有新的刺激出现么?
       单怀海:可以没有,有些事刺激留下的阴影,一些场景的闪回,摆脱不了,慢慢积累就形成抑郁焦虑。或者又有新的压力,比如地震后的人们可能面临新的问题。急性反应一般在一星期内出现,延迟反应在一周到半年之间。
自杀干预与公共卫生机构“两张皮”
       
 澎湃新闻:国内在自杀预防和干预上做的怎么样?
       单怀海:现有医疗机构设置不能够为心理疾病患者提供很好的服务,这是大环境决定的。我国的医疗状况,包括医疗院校的设置,都是学习的前苏联模式,把精神障碍疾病控制预防和其他公共卫生项目分开管理,前者主要是精神病院做,后者是疾控中心做;院校里也是分开,以前高校的公共卫生学院很少有精神卫生系,现在有学院在做和这个相关的,比如艾滋病的防治,成瘾,精神卫生的文体,但大多还是在精神病院在做。
       有相关统计,如果自杀的心理问题得不到解决,至少有35%的自杀者会再次选择自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很多病人在医院中得到了医疗上的急救,却因为缺乏“心理急救”,没有解开心病。如果把心理干预放在急诊一线,急诊自杀未遂者的心理急救工作也能够纳入综合医院工作之一,就可以对急诊自杀高危人群进行早期干预。
       澎湃:医院的诊断和治疗也是分开的?
       单怀海:综合性医院里大部分都没有精神科医生。比如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征、长海医院都没有精神科医生。像一个自杀未遂人员到急诊,急诊完了没有评估,脚断了骨折了接好就走了,至于回去还会不会跳楼,为什么跳楼,急诊的医生管不了。另外,目前医生中接受过临床心理学评估或治疗培训的还不到1%,一旦出现了急诊自杀事件,许多医院内没有医生能够参与干预。
       澎湃新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单怀海:有一方面原因是,综合医院觉得设精神科不盈利;另一方面觉得精神病人在医院里很难管理;此外,要向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申报科室要很多条件,并不容易被批准;当然现在有些医院也在变相设置相关的科室,比如心理门诊,但心理学和精神科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并且这些临床心理科大部分不是科班出身,大部分都是改行的。
       临床心理学在应用心理学里只是一小块,过去三十年我们国家没有培养多少临床心理学专业人员,一般培养的都是教育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
民间自杀干预组织举步维艰
       
 澎湃新闻:联合国将自杀划入公共卫生领域,但自杀是否属于公共卫生在中国还有争议?
       单怀海:起码政府的机构设置没有将自杀干预纳入到公共卫生部门,但我觉得应该合并进去。
       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心理问题,自杀大部分是有精神障碍的,而精神卫生就属于公共卫生问题。
       本来精神医学就是一个小科,现在还分开,不利于学科间交流发展。合并后有很多好处,比如人员多,就业岗位也多,一般预防医学院不太有精神科,也不专业,有些人不愿意做精神卫生防治工作,但合并后学科间可以交流。
       澎湃新闻:你是上海最早做民间自杀干预工作的,这么多年做下来有什么体会?
       单怀海:我2003年回国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设立了第一个世界预防自杀日,当时我觉得有责任去做这个事情;第二是政府公共卫生这方面不够重视,我就找当时上海的有关负责人商量开个研讨会,目的是希望做一些自杀干预工作,但是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限制比较困难,我是希望在综合性医院里做这个服务,但他们觉得申报管理等比较麻烦。
       民间组织成立困难就更多了,我们走了12年,才申请下来这个民办非企的自杀干预社会组织。最大问题是没有一个平台名副其实给你做这个事情。没有政府资源,场所、机构都是朋友介绍的,政府有他们的顾虑,比如涉及精神障碍者,担心意外发生。另外,自杀干预在中国也是敏感话题,政府层面会比较谨慎。
       但我觉得今后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政府做不了的交给社会做,这样才能做起来,政府可以购买民间组织的服务。
       
责任编辑:黄志强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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