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历皇帝说起：朝鲜对明帝国的全面认同

中国历史视野里的万历皇帝也许不值得纪念，但在朝鲜李朝的历史记载中，他却享有极崇高的声誉。

        也许中国历史视野里面，那个葬在定陵的明神宗也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并不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君主，很多现代的历史书，包括牟复礼等多人合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这种严肃的历史著作和黄仁宇那部风靡一时的《万历十五年》，都不曾给他多高的评价，但是，在朝鲜李朝的历史记载中，万历皇帝却享有极崇高的声誉。在从万历二十年(1592)到二十六年(1598)的战争中，他派出的军队使朝鲜免于被日本丰臣秀吉所占领，他的举措挽救了朝鲜王朝，因此一直到丁卯(1627)、壬申(1632)朝鲜被迫尊奉清朝之后，朝鲜的朝臣还是自称“神宗皇帝再造之国”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并且坚持明朝的纪年，甚至一直到很多年以后，万历皇帝在朝鲜仍然被隆重地祭祀。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即朝鲜肃宗三十年三月，那时，清廷统一中国已经六十年，在朝鲜却仍然记得“甲申之岁，回于今日，而又逢三月之朔，今三月十九日，即皇都沦陷之日也”。所以，在这个改朝换代一甲子的时候，朝鲜官方依然要举行祭祀，祭祀逝去的旧王朝，而且国王还特意说，明神宗即万历帝的祭祀“是早晚必行之盛礼”，表示“空望故国，朝宗无地，追天朝不世之殊渥，念列圣服事之至诚，祇自呜咽，流涕无从也。昔我仁祖大王当天翻地覆之日，不废焚香望阕之礼，则经今丁皇朝沦陷之日，岂可遣官设祭而已耶”。于是，他三月亲自去祭崇祯，九月特地筑坛以祀大明神宗皇帝，以尽古代诸侯祭天子之仪。

        对于明代的眷念之情，并不止于封神宗再造之恩的感榭，对万历皇帝的这种举措只是加深了这种感恩而已。其实，对于大明王朝，朝鲜人一直有一种广泛的认同(identity)，这种认同不仅把自己的国家和明帝国联系起来，而且相当深地把朝鲜王国与大明帝国象征的文化联系在一起。曾经在明初的洪武年间到中国朝见明太祖的权近的《感制诗》二十四首中，就有：

        愿言修朝贡，万世奉皇明。

        圣主龙兴抚万方，远人来贡有梯航。

        万里梯航常入贡，三韩疆域永为藩。

        海国千年遇圣明，我王归附贡丹诚。

        这绝不是一种“事大”的权益之策，当时，朝鲜人对于中华确实是有一种相当仰慕的心情。我们看明代一次次到中国来朝觐的使臣和他们的随从的记载，通常被叫做《朝天录》，在“朝天”这两个字中，不仅有政治上的臣服，经济上的朝贡，还有文化上的向心。

        就连那个无意中漂海不期而至中国的朝鲜读书人崔溥，在回答中国官员的询问时，也再三再四地申明，朝鲜真正以明帝团为自己的宗主国，“问曰:‘你国王称皇帝否?’臣答曰:‘天无二日，安有一天之下有二皇帝乎?我王心诚事大而已”，;“问曰:‘汝国用何法度？别有有年号乎?’臣曰:‘年号、法度一遵大明”’。并且严肃地申明:‘我朝鲜地虽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国，则不可以外国视也。况今大明一统，胡越为家，则一天之下皆吾兄弟，岂以地之远近分内外哉?况又我国恪事天朝，贡献不怠，故天子以礼以待之，仁以扶之，怀绥之化，至矣，尽矣。”

        同一年（1636），在大清使臣的要挟和大清军队的武力下，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个洪翼汉，以及李璧求、李景奭等等，先后上疏说，“臣堕地之初，只闻有大明天子耳”。他俩觉得，如果承认大清的大号，使得清人向外宣布“朝鲜尊我为天子”，朝鲜国王将“何面目立天下”。

        仅仅就是这些历史记忆，也使得很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服膺明帝国的人，在很长的时间里仍然痛心疾首，觉得“天朝”的崩溃仿佛是“文明”的消失。为了表示这种文化的传承和认同，在崇祯皇帝尚未自缢，明朝还残存的时候，朝鲜“不忍背弃大明，凡祭祝之文及公家藏置文书皆书崇祯年号”。青原府院君沈器远准备起事反清，试图事成后“用崇祯年号，书示八方”，但事败被杀，其中另一个为首的权斗昌被捕受刑后说，“国事艰危，为清国所侵辱，百姓皆思中国，欲趁此时内清朝廷，外攘夷虏”。

        很长时间里面，他们仍然坚持用崇祯年号。像雍正四年(1726)，那个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明嬗变的申泽(1662-1729)仍然署的是“崇祯纪元后九十九年”，而他去世后给他写祭文的人也仍然用崇祯纪元，说他“生于崇祯纪元后再壬寅，卒于周甲后己酉”。

        （本文选自葛兆光著《想象异域》第七章《大明衣冠今何在》，中华书局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