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在说话,涂鸦的战场在街头

澎湃记者 朱洁树

2014-07-08 16:4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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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来到巴西,世人见识了桑巴舞的热情精彩和体育场的壮丽恢宏,与此同时,街头巷尾的反世界杯涂鸦也经由国际媒体报道,成了全球津津乐道的话题。
       署名保罗•伊东(Paulo Ito)的涂鸦描绘了皮包骨头的巴西小孩面对餐盘里的足球嗷嗷大哭,另一幅画面上,同样瘦骨嶙峋的小孩站在足球边抱着头,画面上写着:“需要食物,而非足球”(NEED FOOD NOT FOOTBALL)。
        两位穿着巴西球迷衫的青年饱含热泪,一个手持步枪,一个拿着烟斗,袅袅升起的烟气化成了骷髅。在他们的背后,一边是贫民窟破败景象,一边是警车保卫下隆隆开工的球场。
图为巴西街头涂鸦

        这些涂鸦表现了巴西的现实景象:贫困、饥饿、枪支、毒品、帮派等诸种问题依然深深困扰着这个国度。与此同时,当地底层居民鲜活而丰富的文化也跃然墙面。他们也许贫瘠,但是并不匮乏;他们或者身居底层,但是他们的声音通过墙面上的涂抹传递到了世界各个角落。
       如果说艺术来源于生活,那涂鸦往往就是生活本身。涂鸦的历史源远流长,人类早在穴居时代就有在山洞里刻画的习惯。但与庙堂的艺术不同,它长期处于野生状态,图像不能久存,画者不知名姓,作为门类它亦没有清晰的发展脉络,星星点点地存在于历史的长河中。直到20世纪,媒体的发展推动涂鸦成为一种全球化现象。特别是纽约在上世纪70年代兴起了涂鸦热潮,在画廊的推波助澜下,涂鸦一度成为艺术市场上另类的抢手货。
       时至今日,涂鸦的创作类型、传播平台不断发展,当代艺术领域亦常常有与之相关的创作出现。另一方面,涂鸦的灵魂依然在街头,在民间。在那里,它才保有最持久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从涂鸦到街头艺术
       在史前时代,穴居人的主要书写形式是洞穴绘画和象形文字,画在洞穴石壁上的图案可以视为一种远古的涂鸦。
       古罗马时期,人们热衷于在生活环境周围刻下文字及图案。被苏威火山灰埋没而完整保存下来的罗马古城庞贝留下了不少涂鸦,展示当时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爱情宣言、政治口号、咒语、文学作品中的经典语句等。
       时至今日,人们常常可以在美国铁路沿线看到一个戴着帽子的小人图像,底下写着一个名字“Bozo Texino”。这个形象早在1920年代就开始出现,但“Texino”是谁至今无人知晓。2005年,电影制作人比尔•丹尼尔(Bill Daniel)拍摄了一部名为《谁是Bozo Texino?》的纪录片,他花了16年时间沿着铁路线追踪、寻访Texino的踪迹,并将这个过程记录了下来。
       这类富有传奇性的故事散落在历史的间隙,直至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纽约汇聚成一股空前绝后的流行热潮,借由媒体的传播、画廊的推广,涂鸦成了一种全球性现象,并奠定了自己在艺术领域的地位,获得了不断发展的源源不绝的能量。
       1971年,《纽约时报》报道了Taki183的故事。Taki183本名叫德米特里厄斯,这个20岁的希腊裔青年有一份发传单的工作。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工作时穿越的大街小巷、地铁网络。 Taki是他的绰号,183是他居住街区的号码。当时很多贫民区青年都会以这种组合方式,在自己生活的环境周围标记自己的领地。Taki183并非首个纽约涂鸦青年,但经由《纽约时报》的报道,原来像青苔一样生长在城市褶皱里的涂鸦被带到了光天化日之下。
       涂鸦的队伍不断壮大,他们不再满足于自己的签名,发展出Tag、Throw-up、Wild Style等风格。Tag是“标签”的意思,指单线条写就的字母,Taki183等签名都是运用这种方式留在墙面上的;Throw-up指“甩涂”,是双线勾勒的空心字,也叫做泡泡字(Bubble Letter),利用这种方式,可以在极短时间内画满一大片区域;Wild Style(野性风格)是Throw-up的进一步发展,这时候,涂鸦手可以把字母肢解并随意装饰美化,这种类型的涂鸦色彩斑斓,时常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涂鸦青年把原本破败不堪的街区打扮得五彩缤纷,这股热潮遭到了纽约市政府当局的整顿、打击,却也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游客慕名参观。
       原本对于涂鸦不以为然的艺术商人也不得不重新审视“涂鸦”。1983年,纽约艺术教母西德尼•詹尼斯(Sidney Janis)也参与进来,她曾在1950年代推出抽象表现主义,在1960年代推出波普艺术,这位呼风唤雨的人物也终于将目光聚焦到了涂鸦艺术。为涂鸦举办展览的同时,詹尼斯等人提出了“后涂鸦”和“街头艺术”的概念,试图将这种艺术门类从“墙上的非法涂画”转变为“画布上的商品”。
       在这股潮流中,两个年轻人脱颖而出,他们是让-米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t)和基斯•哈林(Keith Haring)。
图为巴斯奎特作品
图为基斯·哈林作品

       知名画廊纷纷介入,涂鸦价格直线上升。这种商业操作,一方面推动了涂鸦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也偏离了涂鸦本身的内涵。
       在乔•奥斯汀(Joe Austin)的《搭上火车——涂鸦艺术在纽约如何引发都市危机》中,一个名叫Duster的涂鸦手吐槽说:“突然之间,所有的新星冒出来,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那些收藏者压根儿狗屁不懂。他们也许一次也没坐过地铁,他们根本不知道涂鸦是怎么产生的。”
       在艺术市场上,涂鸦被轻易捧上天,也很快跌落下来。涂鸦热潮过去后,作品的价格也落下了。
       似是冥冥中注定,在纽约涂鸦热潮走向终结时,巴斯奎特和哈林也分别于1988年和1990年英年早逝。他们在短短十年间燃烧生命般的丰富创作成了博物馆、画廊和收藏家热衷的藏品。
       当涂鸦在画廊和市场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更多涂鸦手从未受到影响,他们始终坚持着自己的风格、材料和战场——墙壁和地铁。
“墙壁有话说”
       涂鸦艺术与政治有着天然的姻亲关系。首先,涂鸦发生在公共领域,人人都可以接触到;其次,涂鸦这种表达方式来自底层民间,并非由政府或财团所控制。因此,涂鸦墙也常常成为公共讨论、公共文化交汇的地方。
       早在古罗马时期,政治选举和文化辩论的战火就常常蔓延到公共墙面上。而在上世纪60年代巴黎“五月风暴”时期,学生写下的涂鸦口号遍布了大街小巷,他们或用油漆磙子,或者张贴海报,也有极少数人开始使用喷漆。当时有一句流行的标语:“墙壁有话说”。
       1968年的巴黎,有一个名叫泽维尔•普鲁(Xavier Prou)的建筑系学生也热情地参与了运动。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左翼青年,因为擅长版画,在运动期间制作了不少海报。
       10多年后,他以涂鸦手“Blek le Rat”(老鼠布莱克)的身份为世人所知。彼时,他选择了一种与美国人截然不同的涂鸦方式:纸模(Stencil)。纸模的原理是用镂空的厚纸板制造出图像轮廓,将这些厚纸板带到涂鸦现场,直接用喷漆在镂空的地方着色,便在墙上复制下相应图像。这种复制图案的技法曾被大量运用在战争中,复制政治标语和军事符号,而Blek le Rat将这种战场的宣传方式用在了巴黎街头。
图为Blek le Rat的纸模作品

        与流行在纽约的“群魔乱舞”式的抽象图案不同,这种纸模涂鸦更具人文色彩,也更容易被大众接受。或许因为纸膜涂鸦具有天生的叙事性和人文性,Blek le Rat喜爱用它探讨大众文化、当代社会的问题。例如他在旧金山流浪汉经常出入的地方用纸模印出他们的形象,迫使对此问题视而不见的上层社会正视这个问题,并敦促他们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暂时的栖身之所。
       越过法国,涂鸦也蔓延到德国。1970年代起,西德人、外国游客和艺术家在柏林墙西侧展开了浩浩荡荡的涂鸦运动,这面充满政治意味的墙壁被涂抹得色彩斑斓,墙面上的图案讲述了一个个令人感慨的故事。
       1961年8月15日,正在站岗的东德士兵Hans Conrad Schumann背着长枪,大步越过铁丝网,奔向了西柏林。这个瞬间被当时在场的摄影师拍了下来,后来也成为柏林墙上的经典涂鸦。《尽最大力》(Test the Best)描绘了逃亡者开着卫星牌汽车撞墙而过的场景。《兄弟之吻》是另一幅柏林墙上的著名涂鸦,它描绘了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前东德领导人昂纳克亲吻的景象。
图为柏林墙上的涂鸦

        柏林墙成为了重要的政治符号,而涂鸦手挥洒着各自的才华,表达了对于柏林墙本身的质疑,对于东西方冷战的声讨,和对于自由的歌颂。
       1990年,柏林墙倒塌后,来自世界的118名涂鸦艺术家在残余的墙面上重新绘上了106幅作品,构成柏林墙残余最长的一段“东区画廊”。
       12年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竖起了比柏林墙高2倍的隔离墙。“巴勒斯坦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露天监狱,”英国涂鸦艺术家Banksy(班克斯)在自己的图文集《战争与作品》(War and Piece)中写道,“它也成为全世界涂鸦艺术家的度假胜地。”
       2005年,班克斯造访了隔离墙,在上面留下了9幅纸模涂鸦:孩童欢乐嬉戏,带着铲子、塑料桶,他们头顶的墙面裂开口子,海滩美丽风光;一名儿童在隔离墙上挖洞;一个人通过梯子翻越隔离墙;一个女孩手持气球飞跃隔离墙;一幅图像上,班克斯在墙壁上画出舒适起居室氛围,有沙发、咖啡桌、花朵,窗外有山水美景;另一件作品,艺术家索性以虚线标注出剪刀要剪下的区域——一个大门的形状……
图为班克斯在伯利恒隔离墙上的涂鸦

       法国艺术家、被称为“摄影涂鸦手”(Photograffeur)的JR也曾经在隔离墙上进行创作。
       他拍摄了隔离墙两边居民的肖像,将同样职业身份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面孔并置张贴在隔离墙上(《面对面》,2006-2007)。从轻松、自然,甚至偶尔搞怪的表情中,两边居民发现彼此是如此相似。
“艺术就是开玩笑”
       英国涂鸦艺术家班克斯曾在2010年推出一部纪录片《画廊外的天赋》(Exit Through the Gift Shop)。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名为泰瑞•格维塔(Thiery Guetta)的法裔美国人起初用摄像机记录涂鸦者,后来以“洗脑先生”(Mr Brainwash)的艺名成为涂鸦艺术家并大获成功的故事。
       “洗脑先生”像艺术家达明•赫斯特一样开设工作室,雇佣了一群助手根据他的创意迅速制作出大量作品。他熟练地运用宣传策略和公关手腕,在洛杉矶这个明星聚集之地举办了盛大的个人展览,一举取得了名誉和金钱上的巨大成功。展览期间销售出100万美元作品,他的作品开始出现在全球画廊、展馆中,纽约、迈阿密,到伦敦、巴黎,甚至北京。
       班克斯、Shepard Fairey等涂鸦前辈都一致认为泰瑞资质平平,艺术修养欠缺。“我不知道怎么评价泰瑞在艺术界取得的巨大成功。”班克斯表示,“也许泰瑞是天才,也许他是幸运,也许,这意味着,艺术就是开玩笑。”
       “艺术就是玩笑。”班克斯在这部自己制作出场的纪录片里似乎想要传达这样的主题。在当代艺术领域,班克斯和他所代表的涂鸦艺术,正是以艺术界的反叛者、嘲讽者形象出现的。
图为班克斯的涂鸦

       即便如此,班克斯本人的作品在市场上常常拍出天价也让这位艺术家本人尴尬不已。班克斯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匿名艺术家,另一方面,涂鸦作品的归属权并不清晰。他的涂鸦常常被从街区墙面上扒下来进入拍卖行售卖。这也令社区居民感到愤怒。
       今年4月24日,班克斯在官网发表声明,谴责当天一场在伦敦举行的名为“偷窃班克斯?”的销售预展,并宣布自己并未“授权或参与”。即便如此,活动主办方、多次参与班克斯作品销售的Sincura集团表示他们实际上是在保护班克斯涂鸦作品,同时表示,公司并未因销售任何街头艺术获利,仅会收取必要的成本费用。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市场总是对一切虎视眈眈,有美感的、有名气的涂鸦作品往往也不能幸免。近年,纽约出现了一个组织,反对涂鸦商业化、美术化、体制化。纽约时报在2007年报道了这个名为“泼皮”(SPLASHER)的组织。他们在夜间出动,瞄准街头最有商业潜力的作品——往往是那种最具有美感的作品——将颜料泼洒上去。
       纽约涂鸦者协会似乎对此无可奈何,他们只能将被泼掉的涂鸦重新画上。于是周而复始,双方都充满了激情和力量。新的一轮斗争又开始了,生生不息。
责任编辑:梁佳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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