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陨落150年︱攻破天京之后：喜惧悲欢，万端交集

        150年前的那个甲子年夏天，像往常一样溽暑难熬。那一年，太平天国的都城金陵，已经被困两年。城外的五万湘军冒着盛暑，日夜抢挖地道，希冀早日破城立功；城内的万余太平军（罗尔纲考证）则是艰苦万端，已到无人可用、无粮可食的境地。

        两年前，金陵刚被围困两个多月时，城外有过一次惨战。据被俘诸王的回忆，当时有两套驰援金陵办法，一是佯攻湖、杭，迫使清军回援，从而达到围魏救赵的目的（洪仁轩引李秀成语）；一是多解送钱粮回金陵，与清军坚壁清野，以期不战而劳敌师（李秀成自述）。但城外的二万湘军首先迎来的却是一场大疫，然后满目所见的便是数十万众太平军的直接驰援，自己陷入反包围之中。湘军方面的记载说，那次惨战是“军兴以来未有如此之苦”，将士苦战四十余日，“皮肉几尽”。大战之后，城内日夜思望的援军不会再有，城外的攻势也在挖地道、被截断、再挖地道、再被截断中反复。虽然金陵之围渐成牢不可破的局面，但城内城外的僵局并未发生急剧变化。

        时间就在这样的胶着中过了两年。这年五月，北方的捻军突破防线，楚北吃紧，清廷深恐金陵之围功亏一篑，接连三次下诏严催李鸿章会攻金陵。李鸿章深谙世故，不愿在此时与湘军抢功，藉由盛暑不利火器等多种理由拖延时间。但六月十五日那天，城外的湘军接到李鸿章来信，信上说前来助攻的二十余营兵士，拟于十六日拔营。围城两年的湘军，自进军雨花台之初就是志在必得，功在垂成之际，更是耻于借力于人，忿激之中，抢挖工事更是异常拼力。当晚，一处地道便被挖通。

        六月十六日中午，城外霹雳一声巨响，砖石飞崩，烟尘漫天，湘军在呐喊声中厮杀进了城。这一天，金陵陷落了。甫即王位两月的幼天王洪福瑱，这一年虚岁十六，他当时正与四个幼娘娘在楼上，遥望战况。前几晚，幼天王在梦里得到一个不祥的征兆，因此这几天他看得格外急切。他后来在供词里说“望见官军入城来了，我就望下跑，幼娘娘扯住我不放，我说下去一看就来，便一直跑到忠王府去了”。城破之时，忠王府里，个个垂泪，一片死寂。

        后来的叙述，总会把这样的事件与读史者梳理的历史进程相联系，并给事件安排恰当的位置，谓之理解历史。有人把城破与“永垂不朽”联系起来，也有人把城破与成全湘军首领摧毁民族革命之全功相联系。

        按诸并无后见之明的时人记述，相比太平军的亡国之痛，苦战得胜的湘军方面亦是五味杂陈。当天下午，主帅曾国荃破城回营时，是“汗泪交下”。营中幕僚赵烈文，由城中火光烛天，想到了几年前家乡陷落时的旧景，也是数年繁华一炬成焦土，顿时“五中纷乱，惝恍无主”。几天后，驻守安庆的湘军主帅曾国藩得到捷报后，则是彻夜未眠，“喜惧悲欢，万端交集，竟夕不复成寐”。第一个攻入城内的湘军将领朱洪章，因为后来的赏不副功，便在光绪年间自撰了有带有表功性质的回忆录《从戎纪略》。朱洪章在多年后重说这段破城经历时，用的也是“章哭曰”云云。

        湘军将领内心的五味杂陈，与捷报后的“览奏之余，实与天下臣民同深嘉悦”的上谕不对，折射出兵戎乱世里个人的遭遇和生民的悲剧。四年前，曾国藩在安徽被困得几乎山穷水尽。曾国藩自知可能不免，曾预作过遗书（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长叹自己在“古文与诗”方面初志未遂，叮嘱两个儿子，“尔等长大以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诒万世口实”。这个时侯，曾国藩本人涉历兵间已有年所，靖港和鄱阳的前两次重挫早已让他深识世事不易。“易于造孽”一说既是深自刻责的传家之语，也是他见惯兵火后的忧世之言。每逢兵戎之世，生民的悲剧总是那么涂炭至极。拿太平军起事之初来说，其所过之处，“逢村取食”，凡拜上帝会之家，都要将房屋焚毁，家中无食之人，只能随着大队走，“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加之后有追兵，而何不畏”。而湘军破金陵后，则是“尸骸塞路，臭不可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被湘军）斩戳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嚎之声达于四远”。

        崇尚理学修养的曾国藩，素来讲求正心和克欲，为何既知兵事易于造孽于前，却仍然带出了这样一群蹈滔天大罪的将士呢？这正是曾国藩一再深自刻责而又无可如何之处，个人的意愿在易于造孽的战乱年代，总会显得不能自主和无足轻重。曾国藩自己虽然讲求省身克己的工夫，但用人不同交友，只能取其大者，不可能要求人人都是君子。幕僚一再建议他降格以求，多作保举，才能招揽人才，收众人之力。至于属下为何目的前来报效，只能听其自然，所谓“流俗之情，大抵求利耳”，“使诚无求，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来为吾用耶！”。这与曾国藩在家书中说的“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是一个道理，兵戎之事总容易把人教坏。《道德经》上说，“夫兵者，不祥之器”，殆有此意乎？

        太平军兵败之后，十六岁的幼天王只有一个遗愿，“到湖南读书，想进秀才”。昭王黄文英，并不曾带过兵，不为敌我所重，被俘之后只是求死，“我是无用之人，投诚也无用处，放我回去也无可归，只愿死了。心中就是挂念两件事：我王兄抚养之恩未报，他生前轰轰烈烈，病死时，干王（洪仁玕）怕官兵知道来挖了尸，不用棺木，只用破棉絮包他，埋在水沟里头，口中啣些金叶，手上有个玉镯而已，我心中万分难过；我子六岁不知死活，只得由他了。”

        与之同时，大获全胜的湘军，在自行裁徹一半后，亦是“军气愤郁惨沮”。攻城主帅曾国荃不得不自我贬抑“心血过亏”，“忧劳过甚”和“读书太少”，然后解甲归里。克城受封的其他将士，既有人觉得赏不副功，也有人没有等来封赏就病故，还有人虽“蒙逾格天恩，锡封一等男爵”，却不能做官，只能回家守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