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安全靠美、经济靠中”的二元结构未必消极

        既有研究几乎一致性地视亚太地区二元结构（安全靠美、经济靠中）为消极的。但任何事情都既有消极面，也有积极面。就亚太地区二元结构而言，其积极面或许可以从国际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供应方”视角加以考察。根据这一视角，亚太地区二元结构事实上是一种公共产品提供的比较优势结构，中国在为地区提供经济类公共产品方面更占优势，而美国的优势则在为地区提供政治、安全等公共产品。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经济性崛起，特别是中国为地区提供替代性经济类公共产品的能力、意愿和接受度的上升，可能导致中美权势转移甚至霸权战争。但现实发展却是，亚太地区的中间国家或公共产品消费者，既未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也未对中国或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选择免费搭车，相反，却是通过积极努力使中美双方的比较优势都得到了强化。

亚太公共产品供应体系三阶段

        从国际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供应方”视角看，亚太地区公共产品的供应体系已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发展：一是中美地区公共产品供应比较优势结构的自然形成阶段；二是消费者对这一初生的比较优势结构的接受和有意识强化。

        目前，亚太地区公共产品供应体系的建构正迈向第三个阶段，即中美共同承认、接受并有意识地巩固这一分工协作架构。

中美应确立领导权分享思维

        首先，从亚太地区公共产品的主要供应方的角度看，中美双方应放弃传统的权势竞争逻辑，共同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美国正“严肃”思考中美权势转移的可能及其应对方案。美国认为，中国的经济性崛起可能产生远超出经济之外的战略性后果，中美未来的危机可能远超出冷战结束头20年所经历的，并使人们的注意力必须从先前讨论的控制中美军事冲突升级，转移到控制军事冲突之前的危机的升级。

        必须指出的是，美国的恐惧很大程度上都是想象的而非真实的。即使依据权势转移理论的标准，中国也远未成长到“威胁”美国的水平，中国的经济实力远未达到美国的80%，中美权势转移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准备期，而非即将成为现实。如果再将中国反复宣示的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纳入考虑，可以发现，美国以亚太再平衡战略应对中国的地区公共产品供应能力、意愿和接受度的上升，犯下了基本战略取向的错误。

        与之相对，中国所倡导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很大程度上符合当前亚太地区公共产品供应的比较优势结构的发展。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是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旨在“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以积极态度和发展眼光推进对话合作，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精神妥善处理分歧矛盾，不断充实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内涵。”应用于中美在地区公共产品供应体系的建设中，就是要求中美双方首先确立双边关系的共识，促进亚太地区公共产品供应的合理分工与协作，避免供应方之间的相互恶性竞争。

        其次，中美双方应主动接受地区公共产品供应体系的前两个阶段的成果，放弃传统的领导权竞争思维，确立领导权分享思维。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地区公共产品供应比较优势结构，是以公共产品消费者的主动行为强化的，尚未得到中美两个公共产品供应方的有意识的明确接受，特别是美国方面更是错误地以亚太再平衡战略来应对这一事态发展。美国试图凭借其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公共产品提供优势，在巩固上述优势的同时，通过以TPP为主的经济手段，重新赢得其为亚太地区提供经济领域的公共产品的主导权，将中国“推回”到先前的从属地位。

        但领导权竞争思维显然已经不可能：亚太地区的公共产品供应机制的地理性竞争或垄断已难以实现，同时，领域性竞争或垄断已经成为事实。

        实践上，围绕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内部事实上建立了某种领导权分享机制，这在第三轮会谈后逐渐明确，这可为双方未来在亚太地区公共产品供应体系内的领导权共享模式，提供重要参照。

        第三，中美应围绕地区形势的快速发展，加强协调，并及时根据地区公共产品供应的比较优势结构变化而对其加以动态调整。

        当前国际关系发展的最大挑战不只是事态的发展过快，更是变化的速度本身在变快或“速度变化的速度”。

        就当前的中美地区公共产品供应能力、意愿和接受度来说，其未来发展的确充满重大的不确定性。

        一方面是中美双方的能力和意愿限制。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意味着它不太可能被边缘化，更别说被遏制。同时，尽管美国是否拥有足够资源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但短期内美国供应安全类公共产品的能力仍难以被撼动。当然，也不排除美国的精力或资源因其他事态发展而不得不被分散，进而呼吁补充性甚至替代性的安全类公共产品供应方的可能，特别是如中东、俄罗斯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双方应强化协调力度，就潜在的公共产品供应体系的调整进行讨论，确保亚太地区公共产品供应体系的稳定性和合理性。

        另一方面，中美也需要相互协调确保亚太地区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供应方”互动的正常与合理。

        在中美双方尚未实现战略思维的根本性调整之前，亚太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亚太其余国家——往往选择在供应方之间待价而沽，这也是亚太地区二元结构往往被消极看待的最重要原因。的确，尽管更支持中国的经济类公共产品供应能力建设，但多个亚太国家仍加入与TPP谈判，以确保自身未来的战略灵活性。类似地，诸多亚太国家也对美国提供的安全类公共产品持保留态度。

        例如，越南既试图通过提升与美国的防务关系抗衡中国，同时又需要中国来推动其国内经济改革并避免来自华盛顿的人权和政治改革的压力。

        又如，印度在许多美国人眼中是个重要性越来越大的天然盟友，但却在许多问题上与中国有着相似的战略立场。

        再如，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最可靠盟友，但其国内对自身战略未来也存在重大争论，呼吁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采取更平衡立场的声音也很强大。

        尽管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公共产品供应比较优势结构的强化、甚至机制化，符合亚太地区各国的最大利益，但亚太地区各国在促进中美缓解零和思维的同时，自身也从现实主义角度准备战略策略，不仅旨在避免未来陷入战略困境，更有可能以此作为战略筹码，挟持中国或美国的地区战略。

        就此而言，中美协调并非是要建立公共产品供应方的垄断结构，而是要避免公共产品消费者的骑墙战略的潜在消极后果，确保地区公共产品供应体系的健康和稳定发展。

        （本文节选自作者6月29日在第六次全球问题青年论坛“周边地缘环境新趋势：理论分析与战略应对”上的发言，原题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竞争及其出路——亚太地区二元结构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论坛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本文经作者授权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