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奥威尔日记》中的农场和战争

        从威根码头返回后，奥威尔租下了赫特福德郡沃林顿的斯托斯宅。房子周围的空地很大，能够让奥威尔做他最爱的两件事：种庄稼，养鸡羊。他的第一头山羊(他还和它合过影)叫穆里尔——正是《动物农场》里那头山羊的名字。他经营着这份小产业，直到战争爆发；他好像还靠这个收入支付了低廉的房租。1936年6月9日他同艾琳·欧肖尼斯结婚。

        这年圣诞奥威尔动身前往西班牙。起初他只是打算报道西班牙内战，但很快就加入了 (马克思主义联合工人党)民兵组织，投身阿拉贡战场为西班牙共和国而战。友人记得，奥威尔抵达布鲁塞尔时没有证件，自己负担生活费；肩上挂着靴子：“他知道这里没有合他尺码的大靴子，因为他有六英尺多高。这就是乔治·奥威尔，带着他的靴子来为西班牙而战。”他在前线喉部中弹，险些丧生。次年6月携妻子成功逃离西班牙，动笔写作《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这部被认为是奥威尔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而且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对西班牙内战的个人描述)。

        1938年9月，经历了一次严重的肺出血的奥威尔前往摩洛哥疗养。这年他写了两本日记：一本家庭生活日记和一本单独记录他和艾琳在摩洛哥的日记，包括往返的路程。

        1938年9月27日

        ……我无法完全确认当地（马拉喀什）的贫困程度。毫无疑问，由于持续了两年的旱灾，这个省份刚刚经历了一段非常艰苦的时期。到处都有之前开垦的农田被抛荒，几乎又完全沙漠化了，土地龟裂，甚至连杂草都长不出来。因此，许多农产品(例如土豆)都很匮乏。受灾地区的难民大量地来回逃难，法国人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救济。法国人的大型麦田据说主要是靠女性劳工耕种的，受灾时这些失业的女性便大量地拥入城镇。据说卖淫现象因此大大增加。以欧洲标准来看，这里的贫困程度无疑是非常严重的。人们成百上千地睡在大街上，乞丐(尤其是儿童)到处成群结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不单单发生在旅游区，甚至在完全由当地人构成的社区里，任何一个欧洲人都会被一群童乞尾随。大多乞丐只要得到一个苏就满足了(20个苏相当于半便士)。我遇到的两件事很能说明问题：我让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给我叫一部出租车，当他把出租车喊来时，给了他50生丁(相当于四分之三便士，按当地的标准我给得太多了)。这时大约有12个男孩聚集在我周围，他们一看到我掏出一把零钱，立刻扑了上来，力道如此之大，甚至把我的手都抓出血来了。我好容易挣脱开来，把50生丁递给那个给我叫车的男孩，其他孩子又扑向他，硬把他的手掰开，把钱抢走。还有一次我在公园里用面包喂鸽子时一名当地政府的阿拉伯雇员走上前来，向我讨一片面包。我于是递给他一片，他很感激地把面包塞进了口袋里。唯一令我对这一切产生怀疑的是，某些区域的当地人，至少是年轻人，已经被旅游业给彻底腐蚀了，以为所有的欧洲人都富得流油，而且容易欺骗。许多年轻人表面上靠做导游和翻译谋生，但这事实上是某种形式的勒索敲诈。

        天很闷，但不太热。今天头一回给那头小山羊挤了奶(它也许没有怀孕)。我开始挤了很长时间，就是不出奶，但是乳房明明很大，肯定有奶。我最后发现，如果不按照通常的做法用手往下挤乳头，而是抓住整个乳房，就像挤海绵一样，很容易就能把乳汁挤出来。显然这种山羊的乳房构造有些不同。产奶量很糟糕，两头羊加在一起只挤了半品脱左右。不过它们的胃口很好，以后应该会有增长。

        成熟的黑胡椒从树上掉下来了。母鸡没有下蛋。

        1938年10月18日

        现在算上第一只开始以为是被啄死的母鸡，我们已经损失三只了。症状全都一样——腿脚无力，脑袋低垂。显然是瘫痪的症状，但阿拉伯人把这归结于一种黑色的寄生虫。当地人也不清楚这种病的起因与症状。阿拉伯人对此的治疗方法是用炭灰、盐和水的混合物给鸡擦身。这方法似乎奏效，至少那两只有轻微症状的母鸡今天似乎好些了，能到处跑动了。剩下的八只鸡看上去健康状况良好，不过就算考虑到体型，它们的胃口还是很小。它们只吃煮熟的玉米，也不太爱吃糊料。

        山羊更听话了。我现在给那只小羊一天挤一次奶，另外两只每天产半品脱奶左右。这点产量也比前几天要多。那只小羊昨天有轻微的痢疾，也许是因为吃了太多湿草料的缘故。所以我打算把苜蓿烘干制成干草。就在同一时间，西蒙先生的一只羊也奇怪地死了--死因据说是吃了太多雨后冒芽的新草。山羊几乎什么都吃，像橘子皮什么的，玉米粒煮熟后也可以和上糊料喂给它们一些。这里买不到玉米片饲料。山羊已经懂得跟着人走了，也记住了回自己窝棚的路。

        今天上午看到一只蜥蜴顺着窗玻璃往上爬。它体长约4英寸，很粗壮，像只短吻鳄，尾巴上有刺。这是我在摩洛哥看到的第一只蜥蜴。

        天凉一些了，今天依然无风。

        大蚂蚁可以拖动两只胡椒子外加连在上面的小树枝。各种体型的蚂蚁都能拖动一粒麦粒。

        母鸡昨晚头一次趴上新栖木上休息。

1940年5月28日-1941年8月28日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后，英国于3日对德宣战。9月9日，奥威尔请求为战事效力。他的这封信已经消失了，但我们通过一封流传下来的劳工与兵役部的回信得知确有此事。这封回信中说，已经将他登记在了一本专门针对作家文人的中央登记册上。不过政府似乎从来没有征召过他。

        两本战时日记最初都是手写的，后来由艾琳打字成稿。第一卷战时日记的手写本没有保存下来。奥威尔和伊内兹·霍尔登(1906-1974；作家，记者)曾计划联合出版两人的战时日记作为对那些年的记录。但计划后来不了了之，因为伊内兹想要改动奥威尔日记中她不赞同或她认为不准确的内容。她自己的日记在1943年出版，书名是《那时不一样》。她回忆道，格兰茨拒绝出版奥威尔的战时日记，因为他担心这样会触怒某些人。

        1940年6月25日

        凌晨一点钟响起了防空警报。对伦敦来说这是虚假警报，但显然别处确有险情。我们起床穿衣，但没去掩体。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起床，然后站在那儿谈天，看上去很傻。当你听到警报声后，起床似乎很自然的，但没有枪炮声，也没有其他险情，你又不好意思躲进防空洞。

        我从昨天的报纸上得知，美国正在分发防毒面具，但人们必须付钱。防毒面具对于英国的平民来说大概没什么用，对美国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分发防毒面具不过是全国团结的象征，是通往分发制服的第一步。战争一打响，有没有防毒面具就具有了社会和政治意义。几天之内像我这样拒绝戴防毒面具的人就会遭人侧目，之后人们就会认为这些人是“左翼”。之后这种习惯又逐渐消蚀，人们转而认为戴面具的是那种极端谨慎的人，就像郊区纳税人之类的。后来坏消息传来，这习惯又死灰复燃，我估计现在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戴面具。不过一个人如果戴着面具又不穿制服，依然会被人多看两眼。直到大规模空袭来临，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德国人事实上不用毒气；而防毒面具的佩戴率可能是战时新闻对公众影响程度的一个准确指标。

        今天下午去了趟征兵办公室，在国民军的征兵册上写下了名字。星期五还得去做体检，不过这是针对30-50岁人群的，所以估计标准会很低。为我写下名字的人还是那种常见的白痴，一个佩戴着上场战争勋章的老兵，几乎不会写字。他写大写字母时不止一次地把字母写倒。

        1940年9月15日

        今天上午，我头一次看到有架飞机被击落。它缓慢地跌出云层，头朝前，就像是只飞过头顶时被射中的鹞。围观的人群爆发出震天响的欢呼声，但时不时地有人打岔问：“你确定那是架德国飞机吗？”上级给的指示非常的含混，飞机的型号又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没人分得清究竟哪些是德国飞机，哪些是我们的。我唯一肯定的是，如果在伦敦上空发现轰炸机，那一定是德国人的，而战斗机更有可能是我们的。

        1940年9月17日

        昨晚针对本区的密集轰炸一直持续到晚上十一点……我在这栋房子的门厅里和两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同他们在一起姑娘说话。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恐惧，并且不觉得害羞，说此刻他们的膝盖都在打颤，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显得很兴奋，一有轰炸的间歇就会冲出门去张望，捡些炸弹碎片回来。后来我在楼下C太太那间加固的小房间里同她本人、她的女儿、女仆还有三个也租住在这里的姑娘呆在一起。每当有炸弹呼啸而过时，所有的女人都齐声尖叫，双手紧抓着彼此，低头埋住脸--除了女仆。不过在爆炸的间隙，她们似乎都情绪正常，还很开心，生动的聊天一刻不停。狗看上去也被吓住了，它也意识到了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马克斯在空袭期间也是这个样子--怔怔的，心神不宁。不过有些狗遇到空袭却会发狂，不得不开枪把它们打死。他们说现在公园里的所有狗一听到防空警报都会跑回家(艾琳说格林尼治的狗也是这样)。

        昨天在市里剪了头发，我问理发师有没有遇到空袭。他说有。如果他当时正好在给人理发呢？我问。哦，那他就照常理发呗。总有一天一枚炸弹的落点会近得让他跳起来，到了那时他就会把某人的半张脸都割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