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看医疗：中医“科学”吗？真的需要补肾吗？

        上海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一期新文化史工作坊于2014年7月6日-7日在复旦大学举行。工作坊立足于发掘新的议题和史料，讨论中外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本期工作坊的主题为“医家、病家与史家——以医患关系为中心”。

        使医疗史的跨学科性质得到充分彰显的是，工作坊是从医界人士的“医管专家报告”开始的。从挂号大厅每天上演的病人冲突，到充满讽刺意味的医生逃生通道，从群体性医疗纠纷的处理，到对资源过度集中于重症治疗的反思，一线工作者提供的“医者视角”是：面对疾病和生命这样的议题，医学所能解决的只是极小部分问题，还需要多种社会力量的协作——著名的特鲁多医师墓志铭被反复提及：“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历史学者在两天的讨论中对这场医管专家的报告津津乐道，不仅因为当下的感性认知与过去的经验形成了对照，也欣喜于它带来的触动与启发：现代医者面对病患的权威如何得以确立？这种权威如何使得现代医患关系与它充满温情的过去大相径庭？

        

古今对照下的医患关系

        于赓哲（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以“弥漫天地间”的“气”来表达中国人的瘟疫观念。最能体现这种思维模式的是“瘴气”一词的演变。“瘴”的早期写法是“障”，瘴气（障气）不过是一些疾病的综合称谓。“障”与“气”的结合表明主流文化圈对周边蛮夷的想象，即蛮荒之地有神秘物质导致中原人士得病，是北方人歧视南方人的产物。与此同时，病家与疾病对抗的希望也寄托在弥漫性的物质上，以气对气，例如以中原的“清气”、“王气”对抗“瘴气”、“湿气”。

这是瘴气吗？

        陈昊（中国人民大学）以唐诗为史料展示了古代病人的生活世界。著名的“病人们”——白居易、张籍、陆龟蒙、皮日休“将疾病与疼痛暴露于语言叙事的世界”，言辞、药房和药物的流动在病人与其友人之间建立起一个世界，在这里，疾病作为耻辱和隐喻而存在。

        赵婧（上海社会科学院）以民国上海的产科为例，展示了新旧医患关系转换过程中遭遇的摩擦与困境：传统医患关系中，病家对医者有医德高尚与医术精湛的双重要求；然而西医所建构的全新的医患关系是医生和病家相互委托的默契，医生握有治病的主体权力，而且病家对医生有信任，病人才能要求医生对病人负责。她还从性别的视角对医患关系做了讨论。从1885年的“红房子妇产科医院”开始，国人自办的产科医院陆续出现，产科被描绘成最理想的女性职业之一，女性产科医生与助产士成为新女性的代表。然而在这些产科新医职业化的过程中，性别议题尤为突出。在产科领域，病家仍旧遵循传统医疗性别规范——除非命悬一线，否则不会求助于男性医生。女性助产士充当医生的“越界”行为也导致了更多医事纠纷。

        在古代经验中，医患关系看起来充满温情——所谓“辨证施治”，原则是要考虑种种因素，因此才会出现“同病不同药，同药不同病”的治疗——实现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充分交流，让看到医患关系剑拔弩张的今人心向往之。然而中国古代的患者不会将责任与希望全部寄托于“医”，“从来没有人要求你对全民医疗负责，和尚道士可能都比你（按：指医生）重要”（于赓哲）。今天的医生依托精密仪器、宏伟的建筑、高深的术语，构建起了权威性，而古人的医疗世界里的阴阳五行相较于今日的医疗知识更为普及，医患双方的地位与今天迥然不同。

近代以降的矛盾：中医还是西医？

        近代以来，“疾病”成为一种“国族衰落”的想象，中医作为“国故”和民族主义纠缠不清、西医作为“科学”被“西潮”裹挟强势来袭。

        谈及胡适看病、以中医治疗又公开否认的一段往事，皮国立（台湾中原大学）在题为《国族、国医与私人的近代身体——兼论胡适的择医观》的报告中指出近代有三种知识分子：打死不看中医的“西医派”，如傅斯年、丁文江；有“典籍派”，如陈寅恪、鲁迅，看中医书是为研究中医；还有一种是地道的“折衷派”，也就是会看中医、吃中药者，例如胡适、梁启超。当然碍于新知识分子的身份，看中医的行为还是属于隐性的，不敢昭告天下。

        不惟大陆、台湾有中西医之间的对抗，香港学者罗婉娴（香港浸会大学）也给出了一个发生在1894年香港鼠疫防治中的案例，讨论香港政府和在港华人因医疗观念引发的冲突。鼠疫爆发后，香港政府执行以西方医学为原则的鼠疫防治措施，引起在港华人的强烈反对。香港政府认为在港华人“愚昧”、“无知”，才反对鼠疫防治措施。相反，在港华人反驳香港政府，忽视他们的传统价值和医疗观。特别在香港爆发鼠疫时，广州也有鼠疫蔓延，两地政府的不同处理手法，引起在港华人的不安，更以暴力反抗作回应。

耶尔森在香港调查鼠疫

        李磊、温红娟（长春中医药大学）对伪满时期中央汉医会的研究也从另一角度为中医与民族的关系做了解释。伪满时期东北沦陷区的中医被称为“汉医”，东北中医从业人员两万五千名之众。中医没有得到伪满政府的认可，一直游走在被废止的边缘，在“去中国化”的运动中，将“中医”改为了“汉医”。

        

政府、社会力量如何介入？

        对民国以后的医疗史的讨论始终离不开政治的因素。李传斌在《选择与接受：民国乡村卫生建设中的医患关系（1927—1937）》中探讨乡村卫生工作者对西医治疗方式的选择。乡村卫生建设是将西医治疗方式引入乡村的尝试，然而因为经济和风俗习惯的制约，有一定的困难。

        龙伟（西南科技大学）从法律的角度讨论了民国的医疗诉讼与医疗社会，他认为医患纠纷的症结在于双方对责任的认知有很大差异。病家受到传统的“过失”观念以及“包治百病”的表达影响，倾向于把无限责任推给医家；而医家则批评病家无理取闹、缺乏常识，没有确立统一的行业共识。在这种背景下，司法鉴定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近代刑律有关“业务过失”的定义不成熟，司法鉴定结论又“每有种种陷于歧义”，根据对《医讼案件汇抄》的观察，当时的医疗纠纷有很高的上诉率，上诉至最高法院的不在少数。今日医患关系之紧张，在民国已经有迹可循。

        周启荣（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探讨明清公共慈善机构对于医患关系的改变，或为今日解决问题的借镜。明清的地方精英以士、商两类职业混合为特点，其家族成功的策略往往是科举考得功名，并以工、商业积累财富。而他们创办的慈善同业公所会馆，越来越多地为同乡同业提供医药、延请医生治病，越来越多城镇里的平民，或者工商业人士在公所或善堂接受治疗，医患关系在城镇中已经受到公共文化发展而改变。具体到请哪一位医生都是由公共组织经过董事商议而决定的，因此保障医生的医治水平是士商自发组织的领袖必须考虑的问题。公共组织的介入医疗的过程，使得患者对于选择医者所需的知识、人脉以至于医疗费用，已经不由患者承担，而是公共组织选择并提供的。

        

商业、媒介、广告：你真的需要补肾吗？

        医患关系的世界里有更多复杂的动因。谣言、思维、商业、媒体、慈善机构、法律、性别等，都是本期工作坊展示的面向。

保肾丸广告

        由于药商广告对“肾脏”、“肾病”的建构，复旦大学学生孙煜以“兜安氏秘制保肾丸”为例做了讨论。作为西方成药商的兜安氏为了让时人接受它所宣扬的肾脏“清血”功能，模糊了“内肾虚弱”与“肾虚”间的区别，将“肾虚”解释为肾功能低下，这是它在建构疾病时的一种本土化策略。而当论述“肾炎”与“劳倦”两症病因时，保肾丸广告又回到了传统中医“内肾虚损”“精血不足”的肾观念上，此时兜安氏秘制保肾丸宣扬的“固精保元”功用，便与传统补肾药没有什么区别。兜安氏在广告中建构身体与疾病时，结合了中西医对“肾”的双重认知，从而创造出了一种融汇中西的折中论述。另一方面，兜安氏公司采取了本土化的广告宣传和营销策略，宣传“背痛乃肾弱之兆”，建构起一套新的消费习惯。看着今天报纸网络电线杆上依然铺天盖地的“补肾”宣传，让人深深感到有些“病人”也是被建构出来的。

        蒋竹山（台湾东华大学）对民国小报《金刚钻报》中的“医药问答”专栏的分析也是对 “病人的焦虑”的一种探究。收费、实名的医药问答专栏，在什么程度上能缓解乃至解决“病人的焦虑”？私密的病情为何不愿找身边的医生而公开在报纸上寻医问药？何况4元大洋的收费在当时并不便宜。

        张仲民（复旦大学）探讨近代上海虚假医药广告的社会反应，观察虚假广告的真实社会效果。当政治危机内化为对个人身体的焦虑，药商和媒体对于“东亚病夫”的塑造拨动了人们心中隐秘的神经，虚假广告的受害者也许就是愿意相信虚假广告的人。尽管有人不断识破上海药商的造假把戏，但看起来并没有影响到多少消费者买药的热情。像艾罗补脑汁、人造自来血、亚支奶戒烟药、燕窝糖精、兜安氏补肾丸、韦廉士红色补丸等真真假假的药品、补品，都曾长时间畅销，前两种药还曾被作为国货名牌，一度流行至1950年代初。医生、病人与媒体的互动，在今天看来依然有查考的意义。

艾罗补脑汁，还有保证书——这玩意能保证补脑？

       

        因篇幅所限，本文无法介绍更多讨论，例如对印度古代和美国当代经验、对明清和魏晋医疗的探究等等。在谈论历史的借镜时，不只一位学者提到了罗伊波特在《剑桥医学史》中的观点：“东方传统医学关注的是病人而不是疾病，强调的是病人和医生之间的主动合作；而在西方医学的发展中，疾病越来越变得比病人重要了，解剖学、生理学越来越变得比生病个体的后果重要了。”罗伊波特还说，西方也正在向东方医学传统寻求智慧，针灸在西方世界的风靡在5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只是，当医患关系的紧张成为当今社会的一道疮疤，我们试图向历史寻求智慧时，必须先了解过去和现在之间有什么不同。工作坊的讨论从多个层面对医患关系做了立体式的叙述——从国家政府、地方政府到民众的生活世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变化的可能不只是医学的权威型，医疗的空间、组织，还有医患之间的认知、信任和期待。学者们并不满足于当前已有的讨论，仍在不断地检讨：我们足够有说服力了吗？一种医患关系的历史如何成为可能？而作为听众，在笔者看来，医疗史的研究者们正在从一个新的角度重写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