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生：宪政与民权帮日本打赢了甲午战争

        “国民国家这个概念非常好，有国家就有国民，有国民就有国家，国家与国民是统一的，国权与民权也是对应的。只有实现了民权，在有国难的时候，国民才有义务维护国权。”在一场由中日交流协会主办的题为《日本近代国家的形成——甲午战争120周年》的讲座上，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新生多次提到，实现民权与日本赢得甲午战争的密切关系。

        在王新生看来，日本打赢甲午战争，与日本近代国家的形成有很大关系，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确立了宪政体制，利用国权与民权的统一，建立近代国家。国民实现了民权，所以，当国难发生时，国民能够全力支持政府打赢战争，维护国权。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整理的王新生教授的演讲摘录：

        看起来甲午战争满清帝国被打败了，最近中日关系十分紧张，似乎有开战的可能性。我们经过了30年改革开放，经济实力有所增强，可能我们觉得打败日本是很有可能的。但是要知道，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当时我们的舆论、媒体比现在还要乐观，结果是一败涂地。因此，我们能不能和日本打，能不能打赢日本，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就讲讲“近代国家的形成”。

        首先，我想给近代国家一个定义，什么样的国家才算近代国家？民众对国家认同及其效忠，就是人民认同自己的国家，愿意为国家付出自己的一切，并且是一个广泛的社会动员体制。

        我们再讲下国民国家，这个在日本提得很多，在我们国家提得非常少。我们更多提的是民族国家而不提国民国家。但我认为，国民国家这个概念非常好，有国家就有国民，有国民就有国家，国家与国民是统一的，国权与民权也是对应的。只有实现了民权，在有国难的时候，国民才有义务维护国权。

        这两个概念与近代甲午战争，日本与中国一成一败有很大关系。

中日历史分水岭

        以甲午战争为分水岭，古代史中国强日本弱，近代史日本强中国弱。现在恰恰处在两强并立的时代，相互适应是很难的。

        16世纪以前，是区域自治。我们有一个东亚地区国际秩序——朝贡体制。每个学者对这个定义不同。总体上讲，是以大陆王朝为中心，周边国家来朝贡。

        近代工业文明出现之后，出现了近代国际秩序——条约体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是受条约规定的。中国和日本都受到工业文明的冲击，在西方压力之下，我们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当时中日都是在西方压力下，同样的条件下被迫进行现代化。然而后来的发展却不同。

        到了19世纪最后十年，就是我们讲的甲午战争。这个仗打了9个月，对中国来讲，打得非常悲惨，日本赢得非常轻松。据载，整个甲午战争日本死了1.1万多人，战场上死了1000多人，剩下的1万人是病死的，什么病？脚气病。日本明治年间，有两大国民病，一个是脚气病，一个是结核病。因为日本的空气比较潮湿。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两国签订《马关条约》，中国损失太大。赔款2.3亿两白银，整个台湾列岛也被割让给了日本。更重要的是，从此，朝贡体系崩溃、传统东亚地区国际秩序不复存在，引发瓜分中国狂潮。西方人进入中国之后，尽管签订了《南京条约》、《北京条约》，但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能力控制这个地区。

胜败关键在近代国家形成与否

        为什么甲午战争中国败得那么惨？甲午战争爆发前，舆论比现在还乐观。那时候，日本的人口也是中国的十分之一，GDP差得更多。这就是我今天特别想谈的近代国家。

        当时，日本已经形成近代国家，它可以动员整个国家人力物力去从事一场战争。而中国还是传统国家，李敖在《北京法源寺》这部小说里面就讲到：南洋水师派船参加北洋水师的军演，很不幸的是碰上了中日甲午战争，一条船被击沉了，一条搁浅了，一条被日本拿走了。结束后，南洋水师派人到日本要船，就说，仗是你们和北洋水师打的，跟我们没有关系，把船还给我们。日本人不理解说，你们不是一伙的嘛，结果南洋水师的人说：“我们坚决不是一伙的，他是他，我是我。”

        我们知道《马关条约》里面签订了开放长江沿岸的数个口岸，其中一个叫沙市，日本人就去那里开领事馆，当地人竟然不知道中日之间还打过仗，这时候仗已经打完了。

        还有一个例子，当时有一个日本的师团，一个师团满员是3万人，这个师团无论从山东半岛登陆，还是从辽东半岛登陆，叮叮咣咣一个星期，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竟然没有一个人来问，这个军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要干什么？这就是当时中国人的状态，没有国家意识，甚至在东北地区还有人领着日本人打清军，原因是觉得那帮清军太坏。

        这些都说明了当时中日之间的差异，就是近代国家成立与否。

        直到今天，我们国民国家的课题是否已经完成？我个人觉得，到现在还没有完成。65%的官员干成裸官，70%的富人忙着移民的时候，如何说已经形成国家认同感呢？

日本政治现代化的关键

        下面我们说下日本的现代化。

        我把现代化划分为四个部分，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工业化，生活城市化，行为理智化。

        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出现了小中华思想、小型华夷秩序，在江户时代日本谈中华、华夷都是在说自己，中国已经变成蛮夷了，因为你们被满人统治了。日本文化大多是模仿，故而缺乏一种自信，在怀疑儒学的过程中，苦于没有取代的思想体系，这时候正好传来了西方的思想。这一点有点像我们的五四运动。恰恰在日本的江户时代，有兰学和有洋学，这种变化正好为他们接受近代西方的思想提供了方便。

        我特别要讲，在江户时代，出现了民族主义的崛起，这在日本的学术界谈得比较多。特别是在江户时代已经产生一种民族意识，故在外来压力下很容易形成一个近代国家。这与参勤交代制度有关，江户时代有260多个藩国，藩国的领主叫大名（相当于我国古代的诸侯），幕府将军为了控制他们，就让他们每年去江户幕府的所在地（现在的东京）住一年，再到领地上住一年。当时交通不方便，出行十分麻烦，而且武士特别讲排场，所以大名在领地上的一半收入就花在路上。将军之所以让大名如此频繁地来往，主要就是为了让他们消费财政，让他们花钱，钱花掉就没法进犯幕府了。这种动机本来是为了维护将军的统治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几个结果。第一，推动了江户文化向地方的传播，使得日本很容易形成同质化的社会，地域差别逐渐缩小，这对于形成近代国家和民族认同方面，起到了一个好的作用。第二，大家不断频繁地来来往往，大家逐渐产生了一个意识，就是，我是一个日本人的意识，自我民族认同。

        中国的民族主义崛起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是因为反对《凡尔赛和约》才产生的，真正的崛起是卢沟桥事件，毛泽东战后接见日本代表团时就说，我们共产党应该感谢皇军，没有你们皇军的侵略就没有新中国。其实就是毛泽东意识到了这种民族主义的作用。

        江户时代的大名在路上跑来跑去，有很多人为他们服务，有提供食宿的，有提供交通便利的，有给他们搬东西的。这是日本近代化的一个因素。

        此外，还有外来压力。19世纪中期，美国的贸易扩张，需要到东方来，需要找一个中转站，找一个港口，就找到了日本。

        1853年7月，佩里准将（是第一个把蒸汽机运用到军舰上的海军）率四艘军舰到日本，到了东京湾，佩里要求接受国书，要求开国。日本人说这么大的事，我们决定不了，就把佩里打发走了，让他明年再来。幕府就把国书翻译出来，征求天皇、大名、市民的意见，意见各种各样，无法统一。

        1854年2月，佩里率七艘军舰再次到江户湾，逼迫日本德川幕府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开放下田、箱馆港口，开放这两个港口给美国。1856年8月，美国领事哈里斯到下田开领事馆，1858年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开放港口与城市。其他国家，如法德也和日本签了类似不平等条约。

        学术界说这种不平等条约其实是平等的，因为这种不平等条约有两个内容，治外法权，就是领事裁判权，另外就是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就是他的人在你的领地上犯罪了不能用你的法律而要由他的领事来审判；所谓协定关税就是国家可以将税率降低到5%，但是这个条件是对等的，只不过我们不到他们国家去，所以就变成了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对日本产生影响很大，商品冲击、社会不稳等。

        日本强大后还建了佩里登陆处纪念碑（1901年建），伊藤博文亲自题名，2003年，在这个地方举行了盛大的化装游行，扮演佩里的人受到日本人的很大欢迎，中国人就很奇怪，他们是侵略者啊，你们干什么还这么欢迎他?日本人说得很实在，说他给我们带来了近代文明，可见日本人很重视民族，只要对后来有好处就是值得称赞。

        日本的明治维新还有一个基础，就是内部的双重二元政治体制。指的是天皇和将军的关系，将军和大名的关系。

        天皇和将军的关系。日本的天皇没有权力，但有权威，权威和权力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影响力。权威没有强制性，是靠人品、门第、言行影响别人的行为发生变化的一种影响力；权力是带有强制性的，对不服从者带来损失的影响力。天皇之所以能保持到今天就在于他是权威性的人物。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权力和权威分离得越彻底，权威就能保持的时间越长。故天皇往往在关键时期能起到重要作用，如改革者打着天皇的旗号改革。在江户时代，天皇没有权利，生活比较艰难，将军掌握权力。

        将军和大名的关系和我们想象的不同，将军之所以能统治日本，不过是因为他的领地大一点而已，占整个日本的三分之一，所以他的军队比较多，所以能惩罚别人，而不是说将军能统治大名。大名分为三类：亲藩（可以继承将军职位的，不能参加幕府政治的，地位高但权力小）、谱代（领地小，但掌握幕府权力）、外样（领地很大，都是在边缘地区，反抗性比较重）。

        日本从1853被迫开港，到1868年就进行了明治维新。这么快就进行了政权更替。日本的双重二元政治体制其实是在锁国的状态下维持微妙的平衡，一旦有外来压力很快就崩溃了。

        其中有个尊王攘夷运动，从开国那一天，下层武士开始杀外国人，连穿得像外国人的都杀，滥杀外国人。幕府一看，也组织暗杀组去暗杀下级武士，即革命暴力（天诛）。但两个局部战争就改变了这个状况，即下关战争、萨英战争之后，日本失败了，结果就改尊王攘夷为尊王倒幕，就是那些下级武士一看打不过，马上去英国留学了，就是我打不过你，就先向你学习，推翻幕府，建立现代化的国家。

        明治维新很好理解，就是日本人没有那么沉重的包袱，具有尚武传统与善于学习的特性。

        1868年建立新政府、改年号“明治”，迁都东京，剥夺诸侯的权力，废藩置县，士农工商四民平等，武士阶层解体，承认土地以所有权，实施新地税，殖产兴业，推动资本主义发展。

宪政体制的确立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仍然采取了一些措施，这些措施有些是主动的，有些是被动的。我最想强调的是，宪政体制的确立，利用国权与民权的统一，建立近代国家。

        明治维新之后突然出现了自由民权运动。这一点我觉得很感慨，因为我国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是经济发展，忽略了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所以，我觉得整个社会需要一个启蒙，日本很有意思，明治维新之后很快就开始启蒙运动，就是天赋人权、自由平等。

        但他有一个精英的分裂，征韩派说要去征讨韩国，我们的近代国家建立了，要按照近代的体系建立邦交关系，国书中有天皇字眼。1869年12月，命佐田白茅和森山茂带国书前往朝鲜，被以国书“不合体例”为由拒绝。后来佐田白茅以朝鲜不接受国书，侮辱皇国为由向政府提出征韩的建议。内治派认为，我们现在的实力不够，首先要内治。征韩派下野，下野的人分为两拨，一拨是用武力来反抗政府，西南战争失败后，武士大多就不再反抗政府，更多是用言论、思想文化要求开展国会，颁布宪法，就是后来的自由民权运动。其中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板垣退助，他发动地方的名流组织政治团体对政治施加压力，在这些活动中通过向日本民众演讲，百姓有些东西听不懂，他们就说老百姓喜欢听的，就是说现在的政治特别坏，老百姓听来听去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听懂自由、平等、权利，但日本民众接受了一个观念：即反政府不等于反国家。

        这些运动压力一大，政府就宣布十年内会颁布宪法，开设国会，这些人就开始忙着组织政党了。因为我们知道近代政治就是议会中占据国会的多数的政党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1882年板垣退助组织自由党。

        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其中规定天皇统揽立法、行政、军事等所有大全，国会分为选举的众议院和任命的贵族院，1%的人有选举权，议员多为地主。当时的投票率是97%。因为我们知道有产者往往更容易是现存秩序的维护者，所以议员多是地主。光有《宪法》不行，法制体系是六法七权，后来又提出修《宪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等六法。1894年，日、英双方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通过谈判，到1911年日本废除了所有不平等条约。

        在站前，东亚地区，有两个国家通过法律完备取消了不平等条约，另一个国家是泰国。1936年，泰国也完成了六法七权。

        日本议会，最初与政府之间斗争激烈，要么议会被解散，要么政府下台了。但甲午战争爆发后就共同一致对外，1895年板垣自由党与伊藤博文内阁合作。所有的议员一致通过政府预算支持战争，所有的国民都捐钱给政府，支持战争。这就是国权和民权的问题，在国内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权利，一旦有国难，肯定会支持政府一直对外。

        我们讲，宪政政治非常重要。到今天，我们的政治现代化还欠缺这一块，我们要怎样推动政治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广泛社会动员体制

        在一个条件不成熟的国家进行现代化，需要有人灌输，需要跟国民强调他的义务。

        日本之所以很容易变成一个近代化的国家与日本的高度组织化是密切相关的，日本是被组织的社会，到今天还是这样，这和它传统的社会组织是十分吻合的。

        日本在组建近代国家的时候，通过两项措施来强化它的近代国家体制。一个是征兵，一个是教育。

        强制性的全民皆兵，来灌输忠君爱国的意识，来灌输一种对国家忠诚的意识。近代以前，日本打仗的是武士，农民是不打仗的。近代以后，为了建设国家，专门搞了个征兵制，满20岁的人必须要当兵，但一开始条件比较宽泛，独子，学生、官员可以免服兵役。但后来1884年日本兵役法改革，免替代费，北海道、冲绳不能免服兵役，有常备、后辈兵役、补充、国民等兵役，日本男人一直到40岁都要服兵役，它通过《军人训诫》：忠实、勇敢、服从；1882年《军人敕语》要求绝对服从、严格的思想灌输与等级森严的纪律，战阵训、靖国神社、玉碎、特攻。不得不说，日本在这方面做得有点过，虽然说强制性的灌输对建立一个近代国家，特别是条件不成熟的国家进行近代化的时候是必要的，但同时会制造一些盲从的民众。

        和强制性的征兵制一样，教育也是强制性的，培养出一大批服从纪律的、有牺牲精神的国民。刚开始日本也很理想，向法国学习，搞了个学制，其实不大现实，就学率只有30%，毕业率更低，不到2%，1880年改成国家统一教育，灌输忠君爱国的意识。

考察发达国家的结论

        最后，再讲下殖产兴业。这也是通过国家的政策来推动近代化。首先，日本派了一个大型的使节团出去访问，使节团的规格很高，官员也非常多，还有很多的留学生，他们有三个任务。第一，礼节性拜访，我们的新国家已经建立了和你们的外交关系还会保持但我们要修改条约，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而进行预备性的会谈。此外，还要考察发达国家。但美国觉得你们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没有修改条约的资格。所以，他们的任务就变成了考察发达国家，他们用了1年4个月的时间到了11个国家，应该说效果还不错。

        最后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工业文明，你必须要发展近代工业；第二，实力外交；第三，宪政政治。尽管宪政政治也是在民间压力下进行的，但这些考察西方国家的官员已经意识到，建立现代国家必须实行宪政政治。

        所以考察完之后，就开始大规模的殖产兴业，通过国家资本先建立一些模范工厂，告诉老百姓什么是近代工业。其中很著名的涩泽荣一（日本企业之父）强调除了大力兴办工商业外，还强调建立工商业者的国家意识和社会意识，提高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企业家必须履行国家义务。

        （本文根据王新生教授演讲录音整理，录音整理：王文娟。本文未经演讲者审订）

        演讲人简介：

        王新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代日本政治》、《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日本模式”再探讨》，合著《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再生还是衰落——21世纪日本的抉择》等八部；研究领域：日本历史与政治、东亚政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