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陨落150年︱王家范：假“长毛”之名，行乱世之劫

        §太平军未有一兵一卒来到陈墓。然而时有“贼匪”焚掠村庄，“长毛”即刻就到的传闻，镇民纷纷出走避难，街市为之一空。然而，每次都是一场虚惊，“宁作太平犬，毋为离乱人”乃是过来人的吐血之论，不可轻率嘲笑。

        §我也产生过替天国领导感到委屈的心情。自进入南京以来，军事形势一直非常险恶，愈后愈处于被夹击的境地，搏击中充满了挣扎的苦情。太平天国根本无暇基层建设，只能委诸小人，结果这些政权有比诸旧政权恶之更甚者。

        §治平之世，传统的道德约束还起作用，君子小人之辨比较容易说，小人的作恶范围也比较有限。社会陷入动乱，既有的秩序规范惨遭破坏，继而人性之恶被激活，一切都变得是非淆乱，善恶颠倒。

        手头有一份咸丰年间陆云标《庚申年陈墓镇纪略》的PDF文档（以下省称《纪略》），从《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六册里下载过来。原件格子稿纸，小楷书写，共计六页，三千五百余字，作为乾隆《陈墓镇志》的附件被收录进了这册专辑。我反复读过多遍，因为它讲的是一百五十多年前，家乡由太平治世转为社会动乱的故事。

        《纪略》作者陆云标，号啸霞，《镇志》卷十“人物”有简介，称其为“昆县庠生，岁科试履，屡列优等，性耿直，游幕宪中，夙著声誉。以候选县丞，卒于难”。从该卷收有道光举人（如陈竺生）、咸丰孝廉（朱钢）、同治庠生（如陆云桂）等人物看，现存乾隆《镇志》抄本经后人增补过。但《纪略》所叙述的情节在抄本增补过的“人物”传略里找不到蛛丝马迹，被抹得干干净净；《纪略》道义谴责的主要人物仍赫然在列，身价未减。我真是佩服陆云标的先见之明，预感有损于本镇乡绅名声的这段不光彩历史，必将被他们的子孙掩盖甚至抹去，特意留此手稿秘藏于家，以昭天日，以存信史。同辑还收录有周庄陶煦的《贞丰里庚申见闻录》，淡化、掩盖，甚或狡辩本镇团练阴暗行径的痕迹时或有之，读来不爽，略参下文。所以，对所谓“新史料”如个人回忆录之类，存有一份辨伪的戒心恐怕是必须的。

        《纪略》所记的庚申年，即为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上距太平军攻克南京，建立天国首都已有七年之久。在这七年内，太平军与清军反复鏖战于南京城外，战火蔓延至镇江、扬州、皖南地区。双方攻守反复易手，血肉横飞，鸡犬不宁，但苏州地区是时尚能置身事外。咸丰七年，天国内乱的一场噩梦过去，太平军在年轻枭将李秀成、陈玉成的率领下，东西合璧，“围魏救赵”，经三四年艰苦奋战，击破江南大营，局势发生剧转。庚申年三四月间，李秀成连克常州、无锡，直取苏州，紧逼上海。远在葑门外东南五十五里的陈墓，以及偏西南的邻镇——十二里外的周庄，都有府县城官绅携带家属陆续逃难到此，两镇上的人都开始感受到了紧张气氛。

        看来周庄的官场人缘、人气比陈墓足，避难来的人身份高，消息也就比较灵通。陶煦的《见闻》记述了他们得到的消息：江宁将军、江南大营总制和春兵败自杀，两江总督何桂清窜逃上海，大营提督张国梁溺水而死，苏州候补府丞李某“开门纳贼”，江苏巡抚徐有壬殉难等等。其中比较恐怖的新闻，是苏州沦陷之前，张国梁败兵一路逃窜下来，竟然“从枫桥到阊门一路纵火，红光烛天，百里外皆可望见，城中官绅惊惶无措”。这些情形，在陆氏的《纪略》里均未见有记载，消息相对闭塞。

        陈墓与周庄都处于苏州南端的湖网地区，湖荡港汊密布，全靠水路相通。比较起驿路朝天的北部城镇，军队一般难以到达，两镇《镇志》都以“水乡桃源”自诩。陆氏更称吾镇自宋孝宗妃陈氏葬此得名以来，“五六百年间未遭兵火”。尽管自丹阳失守以来，有逃难的人不断到镇，陆氏仍庆幸“贼匪窜踞苏城，各乡镇遭蹂躏，惟吾镇得保无虞”。万没有想到，外“寇”未到，内贼先跳，有鬼不请而撞到了自家门上，动乱以别样的方式降临到小镇。

        陆云标的《纪略》从未雨绸缪办团练说起。周庄巡检司汛总来镇要求陈墓办团练，请乡绅协议规则。协议未就，窜出“目不识丁”的牙侩王文竹，“希图敛钱入囊，辄招江湖匪类百余人”，自说自话地组成团练，勒令全镇每家每日捐钱五十串充日常开支，不交即“持刀相向”。本镇首富、道光举人之子陈骏台和另一乡绅朱葵畦，“一思保家，一图私利”，出面承认并支持王文竹把持团练。这支由“江湖匪类”组成的团练，爆出第一件耸动远近的大事，听说张家厍有土匪抢劫过往船只，即带领团勇前往镇压，不问清案情，即欲焚烧全村，受到全村乡民强烈反抗，只得“拆去民房数家，擒犯数人而回”，张家厍村民因此逃亡过半。小人得志，呼幺喝六，鸡毛当令箭，此之谓也。

        从南京落入太平军之手，清军两大营总制便在大江南北办起乡镇团练，意在发动民间人力、物力抵御太平军。各地乡镇团练都由乡绅、富商任董事，招收平民充乡勇，不乏城镇无业流民、乡村二流子混迹其间。更要命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清朝官府和军队上下腐败泛滥，恶习广受传染，良医甩手叫难，何况乱世？有记载称苏州陆墓镇某人，因团董借机敲诈其家“斛米一千二百石”，怀恨在心，引导太平军小支部队进入陆墓，怂恿将团董“阖门尽杀，纵烧其镇”，讲明自家宅院也不例外，神经病发作。但从各地存留下来私人笔记透露，民间痛恨失责官吏和团练恶棍甚于太平军，并非个别事例。

        陆云标《纪略》特殊的地方，记述的主要内容，并非所谓太平军“沉重打击地主阶级”，或是清军如何追击剿杀太平军，而是当地无赖恶棍和不良乡绅趁火打劫，主动“投诚”太平军，靠两面政权浑水摸鱼（稍后，李鸿章在淀山湖炮船上接见该地区办团练的人士，就当面拆穿：“我知你们是两边办（事）的。”）。《纪略》为我们展示了由亲历亲见描述出的乡镇社会的骚动不安，让后人体验什么叫做“乱世”！

        苏城沦陷后，形势越见紧张，王文竹更是借机强行勒索。摊派团练经费的事进行得不顺，便放出风声，要从陆氏下手，杀一儆百。五月十九日，陆云标从附近村庄避难归家，下午就纷传甪直镇被烧，北望火光烛天，通宵不息，镇上人心愈乱。二十日晚，王文竹忽令勇头郑焕章带领多人来家，声言图甲捐数不起，系你一人暗中作梗。陆氏急忙招呼进屋，辩说卧病月余，早已杜门谢客，乌有把持情事？岂知言未及竟，拥进百余人，各持刀械，将堂中桌椅灯盏等物全行毁坏，并将铜盆掷至面前。众邻居缓言劝解，乡勇仍一味持蛮，竟施放鸟枪恐吓，二更后始渐散去。陆氏查看损坏物件满地，并掳去自鸣钟衣帽银饰等物，心忧如焚，齿痛发作，竟夕未眠。天明后，地保来劝暂避乡下为宜，便找村船再度离镇。三天后，在暂住村庄得知镇上传来消息：“二十一日王文竹、蔡松林带勇前至甪直镇，攫取贼匪掳剩财物，并在双庙地方攫夺陈姓避难船只，有与枪船分赃争闹情事。”据此可知，焚烧抢劫甪直镇的是枪船土匪，并非太平军。陈墓团练乡勇与枪船土匪之间的区别，仅在后者先到一步，下手得快，前者则仗着半官方身份恣肆泼野，硬要坐地分赃。乱世正成了无赖、土匪、恶棍横行霸道，竞相抢劫财富的“狂欢节日”。

        

图为太平军烧房的情景，此处应为一座庙。

        从四月十三日苏城沦陷，直到六月十二日，两个月里太平军实际未有一兵一卒来到陈墓。不时传闻有“贼匪”在四周湖面驾船抢劫，焚掠村庄，甚至谣传“长毛”即刻就到，镇民纷纷避难到附近村庄亲友家，街市为之一空。即在村庄避难，一有风吹草动，全家老小挤上小船，停泊到小港深处，在芦苇荡里忍被蚊子吸血。然而，每次最后都证明是一场虚惊，人吓人，吓死人，《纪略》写尽种种风声鹤唳情节（篇幅有限，不容此处复述），说明“宁作太平犬，毋为离乱人”乃是过来人的吐血之论，不可轻率嘲笑。

        必须加以辩证的，湖面掳掠抢劫之事确实时有发生，但多系“江湖匪徒”所为。对苏松嘉湖等地相关记载细加核查，即可弄清所谓“湖匪”实有三类：一是安徽巢湖船匪，大帮；二是本地“枪船”土匪（多为业渔的外来移民），中帮；三是乡村中以二流子为主、偶尔为之的乡民“业余土匪”，属散户。现在又加上团练新进的半官方“土匪”，变成了四类分子各逞其能。是否真有“长毛贼”在四周湖面活动呢？周庄陶煦的记载似乎证明曾有“发匪”在此间活动，且被他们屡次击退。但细加考究，除系误传，实为船匪外，有一些正是太平军在南京内乱中溃散的所谓“残兵游勇”，而非苏州忠王部下。有笔记记述天国内乱期间，咸丰七年四月十九日，南京仪凤门外太平军广东帮抢夺湖南帮“搜刮（来的）金帛”，发生群殴，“粤匪”杀水手数人，湖南帮鸣锣集众，竟有数万人，而南京领导层对广东帮未予处理，湖南水手不服，“船之散去者百余号，皆带火器而投（江南）大营矣”，不从驯服，逸去不少。而后，因“杨韦事变”而溃散的太平军士兵更多，时在江南各处流窜，不受李秀成的“苏福省”节制，故称之为太平军“残兵游勇”。这样一来，在江南到处作乱的“江湖匪徒”实有五类，群魔乱舞。“五类分子”常冒太平军之名，民间也难辨真假“长毛”。回头再看陶煦的记载：“七月初四日，有炮船数号至卢墟及莘塔，兵勇攫物满载而去，不知何营。二十二日，复有炮船数号，先后至陈墓甪直，专事攫物，旗帜亦卷，惟一船炮架系一长发部长级（标志）。”这种颇具滑稽色彩的情节描写，如果对照上面所说的背景，可以判断“旗帜俱卷”的“长毛”决非正规太平军。至于有炮船数号到过陈墓“专事攫物，旗帜亦卷”，陆云标作为陈墓镇本地人却未有一字记载，旁证陶煦的记述有谎报敌情、添油加醋的成分，不可尽信。

        促使陆云标痛下决心写作“字字皆真，毫无粉饰”的《纪略》，欲留传后世不忘的，不仅仅是这些无赖和“匪徒”的恶行，更有一般平日里以知书达理傲雄全镇的无良乡绅，竟为保住家产，尽显卑鄙无耻相。这让陆云标如骨鲠在喉，不吐无以上对父母先祖，下诫子孙后代。

        六月十二日，乡绅陈继甫前来说项，称太平军气焰正盛，官兵焉能即到，为今之计，惟有到苏“进贡”为上策。针对陈继甫信口胡言，陆氏痛斥道：“我朝养士二百年，厚泽深仁，瀹肌浃肤，我辈虽未食斗米之禄，惟既读书，当知忠义二字，岂有通贼进贡之事而甘心啖之者？”陈继甫哑口无言，怏怏离去。次日，陆云标之弟前来诉说，朱葵畦、朱南畇、王文竹、陈骏台等亦到其家，邀他同赴苏城进贡，以无胆无才婉拒。朱葵畦一脸凶相，称明日必须同行，谁敢不从？又到王荫亭、陆湘音家，均被他们的儿子痛斥，谓既有今日进贡之举，从前何必先办团练？既办团练，何得轻言进贡？来人竟动手撕扯殴打。于是，十八日，王文竹、郑焕章等人收敛“贡物”送至苏城忠王处，领回“伪旨”贴于镇上，要求家家户户申请户籍，交纳田赋户捐，并设立“乡官”师帅、旅帅、百长等项名目。为拖人下水，还强迫另一些不愿就范的乡绅列名其间充“乡官”，致使这些家族“数百年清白家声顿遭污蔑”。“投诚”活动的策划和带头人，即为本镇当时仅有两名举人的儿子陈骏台、朱南畇，其身家在镇历称显赫，不意如此下流。他们早就先行蓄发成“长毛”。八月初一日，郑焕章（原乡勇头领）作为被天国任命的师帅，率领乡勇游街示威，并传朱南畇捧印随行。一行乡勇将资福庵（始建于宋）内佛像尽行砸毁，踞为“贼馆”。从此，“陈骏台、朱南畇两人无日不在贼馆中行走。无论大小事件，亦无一（不）归朱陈两人主持矣”。又传陈骏台在庵中书写对联一副，曰：“留发留发留得尔民真面目，改官改训改还我国旧衣冠”，竟借民族主义当作失节“投贼”的充足理由，正是识字识字，就是不识廉耻。

        这个所谓的天国“新生”乡镇政权，在陈墓镇做出了一些什么样的“贡献”呢？陆氏的记述是：中秋后，郑焕章、费灿等头目自苏城归来，传达“李姓贼首”的命令，要收本年钱粮，每师帅所属各派米二千五百石，银一千二百五十两，两当铺并不在内，统限本月底解定。为时已迫，这些人就说要设法行贿“胡姓贼目”大洋五百元，或可宽限缓交。没几天，却贴出忠王府告示，不准拖延时间，必须限期交足。镇上人才知道贿洋并未到达“胡姓贼”手中，被王文竹等人中饱私囊了。接着，他们就勒令照数按通镇四图均派，虽家无担石，亦必竭蹶张罗，否则摘拿管押封店封房，祸不旋踵而至。陆静兰弟兄应派米百石，业已斛见交明，次日竟发话称少米十八石，勒令补足。陆氏声辩不从，就将其二弟关押拷打整夜，最后不得不补米十二石五斗始行放回。王文竹还以解粮为由，遍处捉船，船户若能交钱即可放船，总计勒交入馆者有一百三十余千，至于被乡勇入己者更不知其数。这些人贪心极重，实际银米在镇派足解苏者不过二千（石），尚有发换之米未解，竟又在附近农村逐乡逐户苛求，所收银米更有浮于在镇之数者。另，镇上行会中各脚夫必须据帖每石需费六十洋，才得继续执业，估计按名收足亦有一千三百余元之多。总之，这个“乡官”政权借向苏州忠王府交纳钱粮名义，敲诈勒索，乱中劫财，已到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究根到底，祸起无良乡绅引狼入室，纵容包庇恶棍所致，故陆云标在文末愤慨地写道：“鸣呼，王文竹本一市侩，目不识丁之人耳，陈骏台系乙酉科经魁陈竺生之子，现已游廪食米；朱南畇系新举孝廉方正朱钢之子，亦早名列成均，皆甘心从贼，不顾名教纲常，能无为之浩叹乎？！”

        读这个时期江南乡镇诸多私人笔记，我有时也产生过替天国领导感到委屈的心情。自进入南京以来，军事形势一直非常险恶，愈后愈处于被夹击的境地，搏击中充满了挣扎的苦情。虽说太平天国建立“乡官”为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史乏前例的制度创新，实际却根本无暇基层建设，只能委诸小人，结果这些政权有比诸旧政权恶之更甚者。空想社会主义的《天朝田亩制度》难以实施，又不能给予农民些许实惠，出于军事财政需要，对地主士绅与农民（包括佃户）一律强迫其“贡献”与“照田纳粮”（粮重于正常田赋），自外于江南绅民利益之外。这些多半也是出于无奈（或可美其名曰“务实”），不这样，财力上能支撑住长达十余年的反围剿战争吗？然而，恰恰因为这种缘故，江南人难以接受外力强加的新的“财政型”政权，天国实际上并没有能在争取基层社会民心方面扎下根子，像浮萍那样随风飘荡了十多年。趁势投顺的“乡官”尽是些“机会主义者”，两面三刀之徒。一旦天国军事形势急转直下，他们很快“反水”，先是暗通款曲，接着“引导”清军与夷兵追杀太平军战士，累及大量无辜百姓，招致江南各地尸野遍地。这时，既有一路遭追击剿杀、拼死抵抗的太平军，被杀红了眼，又乱了阵脚，沿途焚城烧镇，逢人便杀；也有清军所到之处，疯狂报复，杀降杀俘，屠杀平民百姓以冒报战功的。事过之后，由“胜利者”书写的官史，却把大笔血债尽数移栽到太平军头上。有关这一时期江南社会经济被破坏的严重情景，以及人口惊人锐减的原因，周武有专论辨析，请参阅氏著《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社会科学》2003年第一期）。

        陆云标在《纪略》前面的小序里，写下了他经历庚申事件的最大感触，是“小人道长，良可惧也！”这个判断语，不是经历乱世，不会有如此深刻的体验。治平之世，传统的道德约束还起作用，君子小人之辨比较容易说，小人的作恶范围也比较有限。社会陷入动乱，既有的秩序规范惨遭破坏，继而人性之恶被激活，一切都变得是非淆乱，善恶颠倒。平日里看似不起眼的人突然万分活跃，上蹿下跳，因为他们相信乱中劫财、乱中夺权的机会千载难逢。在生死考量关头，看似君子的人也会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出卖良知，助纣为虐，以苟且保住一己的性命或财产。有朋友诘问：乱世无有君子乎？吾谬答道：儒家讲仁，法家讲力。东汉末著名的“月旦评”即有“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妙喻传世。乱世的君子大概非内儒外法而不能成功；如陆云标那样的醇儒，其命运往往只能以“卒于难”而青史留名（蒙难于何种人之手，史无记载）。不讲仁义礼智信的乱世，必是人性脱光裸演的“共舞台”。许多人毋须再戴着假面具来处事行世。匪枭与懦夫，贪婪与虐杀，奸诈与无耻，都以无道德的“充足理由律”尽情表演，让人看得心惊肉跳，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