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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戈迪默去世,曼德拉出狱时最想见的人有她

澎湃记者 石剑峰
2014-07-15 00:0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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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又痛失一位伟大的反种族隔离者。7月14日,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在约翰内斯堡家中去世,享年90岁。曼德拉在1990年出狱时最想见到的几个人中就有她。]

7月14日,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在约翰内斯堡家中去世。  CFP 图


       继前总统曼德拉之后,南非又痛失一位伟大的反种族隔离者。据BBC报道,7月14日,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在约翰内斯堡家中去世,享年90岁,她的家人当天对外公布了这个消息。

       戈迪默是曼德拉的好友,他们两人的身影经常同时出现在一些公众场合。曼德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戈迪默也陪着他一起去挪威领奖。南非刚刚废除种族隔离、促成民主选举,戈迪默可以说是曼德拉智囊团中的功臣之一,曼德拉曾将其视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对戈迪默而言,最骄傲和最自豪的并不是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而是1986年出庭作证,使22名非国大党员免除死刑。曼德拉在1990年出狱时宣称最想见到的几个人中就有她。

        戈迪默去世之后,曼德拉基金会首先发去了唁电,“为南非失去一座伟大文学丰碑而陷入悲痛之中。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作家,一位爱国者,失去了一位平等和民主的呼喊者。”戈迪默的家人表示,稍晚将会举办一个私人追思会。

        纳丁·戈迪默出生于1923年11月20日,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立陶宛人,她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南非作家,也是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第七位获奖的女作家,她同样还是1974年布克奖得主。戈迪默一生创作了30多部作品,反对种族隔离,是戈迪默创作的最重要主题。她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与南非的现实密切相关。它们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种族主义的种种罪恶,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生活在南非的黑人与白人的种种苦恼,以及他们为种族歧视制度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戈迪默从9岁起就开始写作,但她最想当的其实是芭蕾舞演员,8岁因不断的伤病被迫放弃芭蕾和学业。她从小就对自己的世界感到困惑,她说,到教会学校去上学,学校里都是白人;周末去看电影,电影院里都是白人;到跳舞练习班去学习,那里也都是白人;而见到的黑人除了用人和清洁工外,就是矿工。这种反差构成了她最初的作品。

        戈迪默成长的岁月,正是南非种族歧视最严重的时代。她说,当自己还是个小孩子时,所接受的教育就让他们害怕黑人,说这些黑人是从非洲其他地方来的,是怪物。但当她长大,她对“黑白分明”的社会产生了怀疑。她和黑人交朋友,一步步走出封闭的白人圈子。出于对人性的思考,黑人与白人的关系一直贯穿在她的作品中。

        戈迪默自己说,“那时写作是因为对人生好奇,想自我解释生活和人性是怎么回事,这个指导思想一直贯穿了我的写作生涯。不过,我自己出生并生长在一个充满种族歧视的时代,这是我熟悉的生活,我一直在写我熟知的东西。那些小说被人们称为反种族歧视小说,是因为它反映了当时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时期的生活。毋庸讳言,我是一个反种族隔离制度的活动分子,但不是一个鼓动家,我从来都没有利用作家的身份来专门宣传或鼓动什么。”

        种族隔离废除之后,戈迪默对南非现状并不满意。戈迪默在废除种族隔离后出版的小说《贝多芬是十六分之一黑人》开篇写道:“曾经,有黑人想当白人。如今,有白人想当黑人。其中奥秘没什么不同。”2010年南非世界杯,86岁戈迪默出版新书《讲述时代》出版,当时她承认:“16年前的我们满脑子想着如何摆脱它(种族制度),根本没有心情思考未来。当时我们彻夜狂欢,现在则必须面对宿醉后隔天起床时的头痛。”

        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首次授予南非作家,当时的授奖辞认为,“戈迪默以热切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在她那个环境当中极其复杂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与此同时,由于她感受到一种政治上的卷入感——而且在此基础上采取了行动——她却并不允许这种感觉侵蚀她的写作。尽管如此,她的文学作品由于提供了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深刻洞察力,帮助了这一进程的发展。”

        戈迪默9岁写作,15岁时便在南非的一家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10年之后,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面对面》(1949年)问世。几年之后,首部长篇小说《说谎的日子》(1953年)亦出版。长篇小说《贵客》(1970年)是戈迪默前期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这部作品结构严谨,简洁含蓄,文体高雅。她极其热切地成功表达了在一个国家诞生时各种事件的纷繁复杂。回国来的前殖民地官员被卷进冲突当中,忠诚感又使他无所适从。事件的进展通过平行发展的主人公的恋爱事件得到反映。他那毫无英雄气慨的偶然死亡则对个人在追求未来的伟大游戏中的作用提出了反思。

        70年代中期以来,戈迪默形成了一种更为复杂的长篇小说技巧。这个创作阶段产生了3部杰作:《自然资源保护论者》(1974年),《伯格的女儿》(1979年)和《朱利的族人》(1981年)。每部作品均以其独到的方式刻画了在黑人意识日益增长、精神与物质环境均为复杂的非洲的令人可信的个人立场。戈迪默还以最大的限度提出了白人——即使是仁慈的白人——的特权是否正当的问题。

        《朱利的族人》的背景是索韦托事件。白人斯梅尔斯一家遇到了武装暴动,他们在男佣朱利的帮助下逃到了朱利的村子里,他们不得不在腾空了的原始小棚屋中勉强生存。随着时间的流逝,主仆关系由于这一家人越来越依靠朱利而颠倒。小说题目的模糊性则迅速地鲜明起来:朱利的族人就是他服侍的那家白人,但也是他的部落的成员。对于环境所造成的文化与物质上的粗俗化描写得很出色。夫妻之间的交流枯竭了。他试图不用古老的措辞表述新的境遇,“但是词儿就是出不来”。提到妻子时用的是代词:“她。不是‘莫琳’。不是‘他的妻子’”。那些在语言和社交方面均感觉最易适应的人是孩子们。作者在作品中用孩子之间的关系来说明成人间的关系是自有原因的。

        戈迪默的长篇小说《我儿子的故事》于1990年出版。它的主题是在一个难以容忍的社会中的爱情,以及存在于通往变化的道路上的复杂情况与种种障碍。情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极为微妙的描述。与此同时,顽固的政治现实则不断地进行干扰。双重的叙述视角使人物描写丰富而多面化,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成份就是妻子在最后所表现的英雄主义。这部小说颇具独创性与启示性,同时又因其富有诗意而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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