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败仗是为了打赢胜仗：28位将领反思甲午

        这无疑是甲午120周年出版热中的最重磅图书。

        由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和参考消息报社联合策划，自2014年3月3日至4月11日，《参考消息》以每天一个整版的规模推出“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系列文章。上海远东出版社在此基础上编辑完善，于5月出版《甲午殇思》一书。该书汇集了军方28位将校级作者的文章，其中包括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丁一平中将、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少将等11位将军。据上海出版界的内部评估，这本书的最终销售可能要达到60万册之多，这在今年甲午题材图书中无疑是最高的，也要远远高于近年来绝大多数历史图书的销售量。

        在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中日关系颇为紧张的关头，军方高层这一举动十分引人瞩目。6月3日，该书首发仪式在国防大学举行，刘亚洲、文化部部长蔡武等出席并发表讲话，军方共有五六十人与会，可谓是将星云集。显而易见，军方对这个出版项目极其重视，对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了上海远东出版社社长、本书责任编辑徐忠良先生，“这是中国的军队将领首次共同面对大国惨败的历史伤疤，希望能在全体国民中掀起一股深刻反思甲午的浪潮”，“预见到这本书也同样会引起日本人的高度关注”。

        澎湃新闻：无论从政治意义还是含金量来说，这都是一本很重磅的出版题材，上海是怎么拿到版权的？

        徐忠良：我们能够争取到出版权，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背景是中日关系,中日关系本身就是当下中国社会各界十分关注的话题。

        第二个背景是，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也是卢沟桥事变77周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年份。在我去谈这个出版项目之前，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和《参考消息》报社这两家单位，已经准备了半年多时间,他们的文章在《参考消息》每天发一个整版。系列文章发到第三篇的时候，我就站在了《参考消息》报社的大门口，我说我们要争取出版权。的确，我是第一个去的。

        第三个背景是参与竞争出版权的单位很多，大概有14家，其中大部分是中央级的出版社。大家对这个话题是高度关注的，而且将军们写的文章有很多精彩的地方，将军们的反思跟学者的反思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很容易激起民众普遍的关注。不过远东出版社可能是反应最快的，我们是最早去谈出版权的。

        第四个背景是，远东社在争取这个项目之前，我们手里有一个国家“十二五”出版规划项目，就是甲午战争日方政要、间谍、将佐、记者和社会大众对甲午战争的一些新闻报道、手稿、日记、档案和间谍报告，这样一类规模巨大的原始文献，叫“中日甲午战争珍贵史料丛刊”。

        在这14个出版社当中，没有第二家是事先有准备的，实际上我的事先准备也不是为了抢这个项目，可以说是一个机遇，遇上这个机遇了。解放军分社和《参考消息》的领导认为远东出版社是有准备的，最终经过七轮谈判，这个项目落在了远东出版社。

        从我这些年所了解到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来看，可以这么说，日本对中国的了解，用心之深，研究之细，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甲午一役，中国绝无半分战胜的可能！在《甲午殇思》这本书中，很多将军就这些问题做了十分精到的研究和阐述。包括即将出版的《甲午镜鉴》，也是由《参考消息》报社、解放军分社和远东出版社共同合作的，这本书是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剖析甲午，很多观点和数据可以说触目惊心，发人深省。

        两个甲子的轮回，时至今日，我们不可不从历史当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解放军分社的刘声东社长说得好：前一个甲子，我们没赶上；后一个甲子，我们应该也不在了。那一定要在这个甲子做点事情。   

    

        澎湃新闻：将军写的文章和其他人比起来有很大区别吧？

        徐忠良：当然，将军们有一种激越的家国情怀，很有激情，他们是以军人的作风和思维方式来写的。他们那种为国牺牲、为国捐躯的情怀是我们一般人不具备的。为什么这批文章会有很大的反响？因为它激起了国人内心潜藏已久的为国家、为民族奋起的情怀，所以书的腰封上有这么一句话，“甲午屈辱、中国涅槃”，就是这个意思，不要老是停留在悲情当中，而是要从屈辱中崛起、奋起，浴火重生。大国崛起，靠的不仅仅是经济，更重要的是民族的魂、国家的魂、军队的魂，所以看了这些文章很激动、很提气，特别热血沸腾。这是中国的军队将领首次共同面对大国惨败的历史伤疤，在理性思考的背后又有血性的支撑，所以很感人。《参考消息》的张铁柱总编辑说得很形象，这是一本民族铸魂书，中国男人的补肾药。

        另外，将军们的反思和民众的反思不一样，比方说会从军事战略的角度考虑，从情报战略、武器装备、部队战斗力、意志力、精神支撑等这些方面考虑，这些方面是我们一般民众研究的时候不太注意的。比如，还有从国际法的角度去写的，偷袭从国际法的原则上讲是不许可的，但日本就是一直玩偷袭，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卢沟桥、宛平城、九一八、珍珠港……一直是玩偷袭的招法，所以刘政委讲你一开始玩这个东西，最终是要受到惩罚的。这个惩罚很惨，两颗原子弹，总之将军们的角度我觉得是平常文章不太看得到的，特别珍贵。

        不过他们的文章里头也会有些小毛病，难免在学理上存在一些不是很严密的地方，或者是引用某一条史料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准确。我们做历史学研究的人知道，史料是要鉴定的，有些史料是野史，有些是传说。将军们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有一些小地方，可能鉴别功夫下得还不太够，所以我们拿到稿子有时候发现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

        

上海远东出版社社长、《甲午殇思》责任编辑徐忠良

        澎湃新闻：如此重大的题材，编辑和审稿都是“战战兢兢”吧？

        徐忠良：拿到出版权之后，当时压力是很大的，《参考消息》从3月3号开始刊登第一篇金一南的文章，到4月11号刊登最后一篇刘亚洲的文章。我们是等到刘亚洲的文章发表以后，稿子才收齐，对我们出版社来讲，编辑出版的时间非常紧。

        《参考消息》在发布文章的时候已经做过大量工作了，不过因为篇幅所限，报纸只登了四五千字，收到书里的文章基本上都有一万多字，所以我们在《参考消息》编辑审稿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没有刊发部分的文字进行加工、史料核实、引文核对。

        这些文章引用史料很多，但是各人引用的依据不一样，经常会发现同一条史料在文字和数据上有出入，这就需要我们去核实。比方说，同一则史料有七位将军引用了，那就需要把这些引文一一核对，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过程中，我们动用了十多位历史学家、专业编辑来审稿，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对这本书也非常重视，我们的总裁陈昕亲自审稿，他说这本书不单单是远东的，也是我们集团乃至上海的荣耀，我们一定要组织多方力量把《甲午殇思》出好！所以，这本书的出版可谓重重把关，不要说三校，十五六校都有了。包括封面设计，也花了大力气，前前后后设计了二十多版，前十几个设计师自己就否决了，她们也认为这本书很重要，必须体现这本书承载的分量，最后选出六个给我们挑选，结果大家一致选中了现在这个封面，觉得庄严、大气、凝重，有历史感和承载力。

        可以这样说，经过《参考消息》陶德言副总编、参考专题新闻室的编辑团队和军分社的共同努力、紧密配合，加上我们的加工、补充和完善，在整体学理方面的质量有所提升。这本书是将军们写的，这种少见的情怀和激情，我们一定要维护好，有点小瑕疵的地方，我们就尽力补充完善。我们预见到这本书出版以后，一定会引起社会大众的高度关注，也同样会引起日本人的高度关注。日本一定有人会认真研究这本书，所以我们要把这本书在激情、学理方面，都尽可能做到比较完善，这就是这本书的出版过程。

        确实很紧张，也很辛苦，尤其压力很大，担心书做得不够完善。因为时间确实太紧了，如果发现瑕疵，也希望读者给我们来信，提出宝贵建议，在重印时加以吸收。   

    

        澎湃新闻：在具体编排上有没有什么特殊考虑？

        徐忠良：文章在编排顺序上我们依据一个原则：按照在《参考消息》上发表的时间先后编排，惟一变动的就是刘亚洲政委的文章，虽然在《参考消息》上是最后一篇，但他是访谈式的体例，跟其他文章不太一样，而且刘政委这篇文章又特别重要，所以我们把他的文章放在前面作为代序。       

 

        澎湃新闻：在编辑过程中，您对哪几位将军的文章印象比较深一点，或者说觉得比较突出一点？

        徐忠良：因为这本书是文章的汇集，自然而然有的文章写得比较精彩，有的写得比较平和一点，或者一篇文章里面某个段落特别精彩，其他段落稍微平一些，这是正常的情况。

        从我读这本书，包括目前我们所收到的各种反馈意见来说，刘亚洲政委的文章是最出彩的。社会各界评价都很高，领导们也很关注，各媒体连载的文章都首选刘政委的文章，《解放日报》连载了，《新民晚报》也连载了，最近还有好几个大报纸在跟我们联系，我们正在落实当中。

        这不单是我一个人的看法，而是一个整体的评价，我觉得刘政委的文章有他的思想性，理论上有突破，所以他的文章特别受欢迎。接下来有好几位将军的文章是从战略层面思考的，金一南将军的文章很棒，然后像徐焰将军、彭光谦将军的观点都很独到，还有尤永斌上校，写的是情报战。

《甲午殇思》首发式现场

        澎湃新闻：据说这本书的首发式规格特别高？

        徐忠良：首发式定在6月3号，在北京国防大学举行，图书首发加上系列报告研讨，很幸运的是刘亚洲政委亲自出席了这个首发仪式。大领导都是非常忙的，刘政委出席讲了话，中宣部的副部长、文化部部长蔡武也出席了，我们上海市委常委艾宝俊副市长出席了首发式，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李琪副部长也出席并发表讲话，我们世纪出版集团的总裁陈昕，也专门到北京出席了会议。

        领导真的是很重视，从阵容上讲，刘亚洲政委、蔡武部长，上海市的艾副市长，还有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周涛少将都出席了。那天的会应该说将星云集，写文章的作者里除了三位将军因公在外未能出席以外，其他全部到会，那天军方一共到了五六十位，可谓将星闪耀。

        领导们对我们解放军的将校第一次共同面对这样一个历史伤疤进行深刻的反思，给予了充分、高度的评价。比如，新华社副社长路建平表示“《甲午殇思》反映了军队学术界对甲午战争研究的最新成果”；周涛少将认为《甲午殇思》是“凝聚民族复兴意志的生动教材”；肖天亮少将认为“它弘扬了强国梦、强军梦这个时代最强音”；李琪副部长评价说“这是做了一件于国于民的大好事”；陈昕总裁说“《甲午殇思》一书给我们带来一股及时的反思历史的思想清风”。

        尤其让我们感动的是蔡武部长的讲话，他讲我作为文化部部长，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在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间，最重要的支撑力量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很赞成刘亚洲将军的一个观点，他说甲午战争的失败从现象上看是军事上的失败，但是更深刻的是败在文化上。

        刘亚洲政委的讲话也讲到这些，他的文章讲到四个方面，一个是制度文化，一个是战略问题，一个是国运问题，一个是信仰文化。社会大众的信仰问题太值得关注了。如今不少国人只信仰金钱和权力，这两个东西跟腐败有关系。我们的民族精神究竟靠什么支撑？信仰问题真的太重要了。所以刘政委的文章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反思甲午和直面当下在今天是联在一起的，很有现实意义。作为一个编辑，我从这篇文章当中得到很多启发。 

      

        澎湃新闻：这本书的首印册数、销售情况怎么样？

        徐忠良：我们首印了11万册。上市一个月左右，基本上销售一空，现正准备加印。我对这本书的销售是充满信心的，在做这个书的过程当中，除了将军们传递给我的激情以外，我还感受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呼声，这里有一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我在编辑稿子的过程中，有一天坐出租车时刚好接到北京大学的同学给我打电话，谈甲午文献项目的推进情况，我说现在没功夫跟你谈后面的想法，这段时间要做《甲午殇思》。结果北京的这位出租车司机，在听完电话后跟我说，老哥你做这个事情太好了，特别好，今天我不收你钱了。我说不付钱怎么行，你是靠开出租车生活的，这个钱我一定要给你。他坚决不收，我说那你要是觉得我这件事情做得好，书出版以后，你买2本我的书吧。他说我买5本！第二个故事是我们为首发式专门订做了装书的环保袋，时间很紧，找的是一位温州老板，已经谈过价了，可是看到设计图后，他主动打电话给我说每个袋子优惠一块钱，要支持远东做好这本书的出版宣传工作，这些都是实打实的事情。

        除了刚刚说的这几个小故事以外，各地的新华书店、大学、北京的一些中学，不少企业纷纷跟我们联络，希望我们帮助邀请将军们给他们做中日关系、甲午战争反思、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讲座。包括图书馆系统也在跟我们联系，社会各界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

        有这样一个社会基础，我觉得这本书还会引起各方面的进一步关注，因为7月25号是丰岛海战爆发的日子，是甲午战争爆发纪念日，我们现在正在继续做第二本书，就是《参考消息》目前正在刊登的“学术名家的甲午镜鉴”，也是每天一个整版，以历史学家为主，从经济、历史、外交、国际战略等不同角度来写，这本书的编辑工作和《参考消息》刊发同步进行，估计《参考消息》刊登结束，《甲午镜鉴》就推出了。       

 

        澎湃新闻：据说这本书在军队中也反响热烈，最后几十万本的印量在军队中铺开的话，可能要每班一册了吧？

        徐忠良：这一系列文章在《参考消息》刊登以后，军队的反响很热烈，基层的官兵要求认真学习，包括领导也要求学习。现在部队系统都向当地新华书店购买，也有向我们出版社订购的，数字也不小，但去当地新华书店直接订购的就没有办法做具体的统计。另外网络的销售情况也很好，完全超出我的预期。

        《甲午镜鉴》的正式版本应该会在上海书展亮相，我觉得这应该是上海书展上最出彩的两本书，《甲午殇思》是将军们写的文章，《甲午镜鉴》是文人们写的文章，某种意义上就代表着军民共同对甲午战争进行的深刻反思。这两边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希望能在全体国民中掀起一股深刻反思甲午的浪潮。     

  

        澎湃新闻：在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出版这本书的意义应该是相当重大的。

        徐忠良：我觉得《甲午殇思》这本书，包括即将要出的《甲午镜鉴》，还有即将陆续出版的《甲午战争日方政要、将佐、间谍、记者文献丛刊》，这些书在当下特别有意义的地方是我们一方面要反思自己，另一方面要观察对手，真正把对手了解透彻，我们才能不打败仗。余爱水将军说“走进甲午是为了走出甲午”，肖天亮将军讲“研究败仗是为了打赢胜仗”。这次习近平主席在纪念抗战爆发77周年活动的讲话中也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这句话很通俗，但振聋发聩，很有力量。

        我一开始拿下这个项目的时候，就和社里商量过，当这本书发行突破30万册的时候，我们想从每本书里拿出一点钱来，做“抗战老兵基金”，表达我们对尚在世的3400余位抗日老兵的一点敬意。我想如果中国的90后男孩子有10%看这本书，我们的老兵就会相当欣慰啦，这种血脉的传承比什么都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