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刚1993年的“内心独白”:乐道于“救人”,想为社会做点事

孙昌銮/北京青年报记者

2014-07-16 15:1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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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北京青年报旗下微信公众号“政知局”揭秘 “首长秘书”余刚

       “首长秘书”余刚,低调得几乎无迹可循,即便是在媒体的追访“起底”之下,面目依然模糊。
       在已知的有关余刚的只鳞片爪里,最清晰地不过是他作为一个寒门学子一路过关斩将、挤独木桥的奋斗史。此后,一切都变得隐秘而模糊。
       1987年,他以湖南益阳大通湖一中“文科状元”的好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当年228多万名参加高考的学生中,有幸能进入大学的62万人,而能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的仅1264人。
       1991年,作为新中国诞生后创立的第一所正规高等法学教育机构的毕业生,23岁的余刚顺利进入国务院法制局,成为一名机关青年。10年后,国务院法制局的“小余”以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三局挂职干部的身份在广东省鹤山的经历,可循的踪迹也不过是年鉴里的一句话,和至今仍然幸存于广州图书馆网站上的一篇动态《国务院挂职干部盛赞:广州图书馆延伸服务有成效》。
       12年后,低调隐秘的他因为一条中央纪委的通报而成为全中国无人不知的“首长秘书”。2014年7月2日,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被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后双开,涉及的问题包括“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与他人通奸”。
       从一个农家子弟到天之骄子,再到机关青年、余副市长直至“首长秘书”,即便是家人,恐怕也很难知悉这个如今已经落马的隐秘者的内心世界。
       如今,我们或许可以从21年前的那篇《一个国务院机关青年的内心独白》来一探隐秘余刚曾经的光明。

       当时任职于国务院法制局的余刚写的这篇文章刊发于1993年第2期《中国人力资源开发》杂志。官方资料显示,该杂志创刊于1984年,这本“专业人力资源期刊”现由发改委主管,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主办。文章还配发了一张拍摄时间显示为1992年9月13日的个人照片,照片中的余刚,有一张干净、青春的面孔。杂志编辑甚至认为,这个国务院机关青年的评价和选择,可为“十二亿人十亿商”的时代困惑作答。
独白里的那个青年余刚面对九十年代初的“下海潮”也有过困惑。
       看到报章上《教授卖馅饼》这样火爆标题,会“眼花了乱”、“心惊肉跳”;同学旧交见了面,劈头就是一句“你现在在哪儿发财”或“你怎么还没下海”,会“汗颜项背,自感惭愧”;听听那则“著名”的家训新传——在沿海某地区,有母亲这样“语重心长”地教育儿子,你不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就只能当干部;教育女儿则说,你不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只能嫁个干部,会“无地自容”。
       但细细一想,却“照旧‘我行我素’,‘迷途不知返’”,“孔方兄”固然可爱,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而他在国务院机关里“能寻找到一个大写的‘自我’”,并能留有一份宁静。
独白里的那个青年余刚还应该是个爱读书的年轻人。
       他认同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结构理论”,并以此说服自己,“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一点价值的工作,只要你‘钟情’和专注自己的工作,认为它能发挥你的长处,同时内心也感到充实、舒适,那就坚持好了。”
       他读美国学者C•W•莫里斯的《开放的自我》,这本写作于1948年的小册子是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的“西方学术译丛”中的一本,这套丛书收入的都是伏尔泰、罗素、威廉•詹姆斯、杜威、汤因比这些大师的著作,多是文革前作为内部发行出版过。这套丛书被认为“在80年代疾风暴雨般介绍西方的新思潮、新学科、新观念的热潮中,显得不够时尚”,但“分量十足”。
       他也读汪曾祺的《美国家书》,记住汪先生说的“面对市场经济,我无动于衷”;他很欣赏钱钟书老先生《写在人生边上》的一段话:“把快乐分成肉体的和精神的两种,这是最糊涂的分析。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尽管快乐的原因是肉体上的物质刺激。”
独白里的那个青年余刚还自称是一个“工作狂”。
       他视自己供职的国务院法制局是国务院领导在法制工作方面的参谋和助手,并充满“自豪感”。
       当时正在起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证券法》、《股票发行和交易暂行规定》和当时即将出台的《国家公务员条例》这些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法律法规一般都是由有关部门起草后报送国务院审批,对报送的草案经国务院法制局审查后,才上国务院常务会。“对每件草案,领导都要求我们站在总理的高度来审查,不仅要从法律上把关,还要在部委之间做大量的协调工作,任务很重。”
       面对几乎每天涉及的都是新领域,作为名牌法律院系的毕业生,“仍然感到压力大”,“许多节假日和下班时间都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
独白里的那个青年余刚认为自己有“乐道于‘救人’”的知识分子情结。
       他讲述自己在某市遇到的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故事,说的哥随身带着一个塑料袋,装有18种证件,说“哪个发证机关都是我的爹”;他披露1992年3月有农民因负担过重而自杀的事例,并透露时任国务委员陈俊生获悉后,立即批示“农民负担过重,在全国程度不同存在”;他和同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制园地”节目中,开办“行政复议条例常识”专题讲座,节目播出后,先后收到群众来信一百多封,“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反映行政机关滥施、乱用执法权”。
       他用“堕落”和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某些“劣根性”来调侃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只要能发挥自己的长处,为社会做点事情,便甚幸矣”。
       那个青年余刚最后这样结束自己的内心独白:“时下有句“潮”得火爆的话:东西南北中,发财在广东。我倒以为,万物静观皆自得,未必就是“风景那边独好”,关键看你自己想发什么罗。你说呢,朋友?”

“万物静观皆自得”。如果“首长秘书”余刚能有机会和20年前的自己对话,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那个相信“万物静观皆自得”的国务院机关青年余刚。


附录:
       《一个国务院机关青年的内心独白》
       作者:余刚(《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3年02期)
       当时杂志配发的编者按如下:
       说不清楚已是第几次了,三次也罢,四次也罢……,有一点无可争议,即这次经商浪潮,比往日哪次都来得“生猛”,中国人的内心正在失去往日的平衡与宁静,党政机关、大专院校、文艺团体、科研机构,各行各业千百万人纷纷融入这股大潮。可谓“十二亿人十亿商”。面对浩瀚商海,有人参与,有人不解,有人褒扬,有人茫然。
       作为在国务院机关工作的青年,对此会作出何种评价、何种选择呢? 此处发表一文,对此作答。
       余刚的“独白”如下:
中南海不是世外桃源
       中南海不是“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商潮,中南海的年轻人也绝非冷血动物。
       粗粗流(应为“浏”,政知局注)览一下手头的报刊,单是那些火爆的标题,便足以使你眼花了乱、“心惊肉跳”。什么《教授卖馅饼》、《张贤亮侃下海新举措》、《郑振瑶下海尝鲜》、《“杨贵妃”下海》、《造就一批年轻的百万富翁》、《下海,知识分子的自救》,等等,不一而足。
       同学、旧交见了面,往往劈头就是一句:“你现在在哪儿发财”或“你怎么还没下海”,继而不无骄傲地告诉你,自己已是“江湖中人”,还冷不丁儿甩出个呼机号码,让你有事儿就“抠”(call)他。简直让你这个“岸上人”汗颜项背,自感惭愧。似乎下海者才是真男儿,不下海便不合时宜,便要落伍。着实让人有些困惑。
职业选择多元化是一种进步
       曾有人对建国以来的中国服饰文化,作过这样的概括:50年代列宁装和布拉吉、60年代灰蓝黑主宰世界、70年代情有独钟“国防绿”、80年代穿西装戴瓜皮帽、90年代没有流行色。
       其实,所谓“90年代没有流行色”,指在九十年代的今天,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已开始摆脱千人一面、万人一色的服饰,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中国人开始懂得通过服饰来点缀自己,展示个性。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我们这个曾经是个性受压抑、舆论一律、强调价值观高度统一的古老民族,并未从此在思想上彻底解放她的人民。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依然强调“无我”。每个人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只有对他人和社会有意义时才能得到肯定,而那些仅仅对个体有益的行为则被视为毫无意义的,甚至是卑劣的。人们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最高指示顶礼膜拜。其结果是谈“我”色变。人们毫无个性而言。
       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首先是解放了人,把人还原为个人。人们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在觉醒,开始注重探索自我、肯定自我、发展自我。尤其在许多青年人的心目中,“自我”在不断升值。人们越来越强调“设计自我”,“主宰自我”,宣扬“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美国学者c•w•莫里斯在其《开放的自我》一书中,描述的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所鼓吹和遵循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竟多达十三种,什么释迦式、基督式、穆罕默德式、道教式,等等。
       令人欣喜的是,今天在我们的国度里,也不再是清一色的“红海洋”,这个世界五彩纷呈。因此,当中共十四大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人们的反映是复杂的。有“哭着喊着要下海”者,也有“面对市场经济,我无动于衷”(汪曾棋(应为祺,政知局注)语)者,更有不惜以身殉道者。
       每个人可以按自己的好恶来选择行为方式,我想,这即使算不上社会的进步,至少也体现了社会的一种宽容。
追求精神胜于追求物质
       社会变革,往往蕴含着社会观念的更新。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格守的“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人转而崇尚“学而优则商”,认为不“下海”不足以使自己的知识价值在社会发展中得到充分的实现,况且目前精兵简政、转变政府职能的呼声愈来愈高,因此,出现了“躁动的国家部委”。在一些人看来,国务院机关乃“空中楼榭”,“高处不胜寒”,在那儿工作,既无钞票,也无实权,虚有其名。
       曾不止一个人这样好心地劝我;“你不走还图个啥?能抱着块牌子过一辈子吗?”是的,图什么呢?光听听那则“著名”的家训新传,便足使你“无地自容”:在沿海某地区,有母亲这样“语重心长”地教育儿子:你不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就只能当个干部。教育女儿时则说:你不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就只能嫁个干部。“干部”形象竟至若此,何其惨乎!但细细一想,却又照旧“我行我素”,“迷途不知返”。
       我很欣赏钱钟书老先生《写在人生边上》的一段话:“把快乐分成肉体的和精神的两种,这是最糊涂的分析。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尽管快乐的原因是肉体上的物质刺激。”“孔方兄”固然可爱,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况且,我们还有祖传秘方“精神胜利法”呢?
       按照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结构”理论,人的需要大致包括五个方面:生理、安全、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其生理和安全是低层次需要,归属和尊重是中层次需要,自我实现是高层次需要。人的心理发展愈是趋于成熟,其中,高层次的需要也愈强烈。我认为,这种分析颇有道理。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一点价值的工作,只要你“钟情”和专注自己的工作,认为它能发挥你的长处,同时内心也感到充实、舒适,那就坚持好了。每个人有权利选择!
我的工作很重要,我有自豪感
       我到国务院机关工作才一两年时间,但对自己的工作和环境产生了较深的感情,因为在这里,我能寻找到一个大写的“自我”。当然,我不敢奢谈今后会怎样,但我至少把握有今天。因此,别人“千呼万唤要下海”,我也能留有一份宁静。因为,我觉得国务院法制局是国务院领导在法制工作方面的参谋和助手,对国务院各部门的立法工作,通盘考虑,综合研究,组织协调,具体指导,还要检查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实施情况,督促国务院各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加强法规建设工作,等等。
       正在抓紧起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农业基本法》,《国有资产法》,《证券法》,《股票发行和交易暂行规定》和即将出台的《国家公务员条例》等都是一些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法律、法规,并且立法难度较大。
       按照现行体制,这些法律、法规,一般是由有关部门起草后报送国务院审批,对报送的草案经国务院法制局审查后,才上国务院常务会议。近几年来,我们每年都要办结法律、法规和条约、协定草案上百件。对每件草案,领导都要求我们站在总理的高度来审查,不仅要从法律上把关,还要在部委之间做大量的协调工作,任务很重。
       因此,在我们这里,你很难看到许多人心目中的机关形象:一张报纸,一杯清茶,悠哉、悠哉。大家尽管基本上都是名牌法律院系的毕业生,但仍感到压力大。也许你今天审查的是《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明天手头可能就变成了《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可以说,几乎每天涉及的都是新领域。而且,审查的草案出台后,对社会往往都要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必须不断地学习、充实、提高自己,谁也不敢丝毫懈怠。
       国务院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也非常重视。每年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都是用来审议经我们审查过的法规草案。去年,国务院发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在海内外被认为是大陆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一项重大举措。这个条例在出台前,仅朱镕基副总理就十多次亲自主持会议,进行讨论、修改。
       目前,“有法可依”的问题己基本解决,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矛盾相当突出。一些部门在执法中,“见权利当仁不让,见责任安全礼让,见‘银子’死活不让,有错误一推二让”,把执法权当“摇钱树”,“卡拿OK”。
       在某市,我遇到个出租汽车司机,他随身携带着一个塑料袋,装有18种证件,他说:“哪个发证机关都是我的爹。”去年,我和同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制园地”节目中,开办了“行政复议条例常识”专题讲座。播出后,先后收到群众来信一百多封。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反映行政机关滥施、乱用执法权。老百姓意见很大。这个问题已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乔石委员长上任伊始便提出,“八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把法律制定后监督检查其实施放在与制定法律同等重要的地位。
       去年3月份,某农民因负担过重而自杀。国务委员陈俊生获悉后,立即批示:“农民负担过重,在全国程度不同存在”,“尽管国务院有文件,有法规,可以说是三令五申了,但许多地方落实很差”,对“这起严重事件决不可轻易放过”。田纪云副总理也作了重要批示,并责成我们和农业部、监察部有关人员立即赶赴出事地点调查。返京后,我们向领导提交了报告。7月份,国务院办公厅便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10月份,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批示,我们又组成国务院检查组,分赴全国七大行政区,深入到基层,认真检查各地区、各部门贯彻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的情况。尔后,国务院又专门就此召开电视电话会议。李鹏、朱镕基、田纪云等领导同志都亲自到会。最近,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格执行中央文件和有关法律、法规,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在承办领导同志交办的这些工作时,作为一名国务院机关工作人员,自己确实有自豪感,然而更多的是责任感、使命感。因此,大家不会为无所事事或专业知识派不上用场而痛苦。
       有时,我们甚至嘲笑自己是“工作狂”。因为我们的许多节假日和下班时间都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我想,自己“堕落”至此,可能是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某些“劣根性”的缘故。在“救人”与“自救”的问题上,依然乐道于“救人”。总以为,只要能发挥自己的长处,为社会做点事情,便甚幸矣。因此,在经商大潮面前,我们能持有一份淡泊和宁静。
“大人们”与我们一起联欢
       机关生活是清苦的。
       在我们年轻人中间便时常传诵这样一首九十年代新民谣:远看象要饭的、近看象住院的,走到眼前一打听是国务院的。苦则苦矣,但大家并不觉得孤独、寂静,倒也时常苦中求乐。国务院机关的年轻人有份自己的刊物《中南海青年》。在这里,你可以捕捉到我们生活的足迹。
       我工作的时间不长,但也感到,从国务院办公厅机关到局机关,举办的各种文化娱乐活动让人目不暇接,远非我以前所想象的那样死板。什么“中华大家唱卡拉OK大赛”、“交谊舞比赛”、“象棋比赛”、“游泳比赛”、“乒乓球比赛”、“化妆讲座”、“‘理想•现实•未来’演讲朗诵比赛”,等等,并且水平都还不低。
       前年,国务院办公厅机关党委在国务院小礼堂举行“庆祝建党70周年文艺演出”,许多年轻人登台表演,京剧清唱、舞蹈、时装表演、器乐演奏、通俗歌曲演唱,几乎每一种文艺形式都有一些出色的业余“选手”。李鹏总理的夫人朱琳看完演出后,很是称赞。同年,我们局机关年轻人组成的足球队,在有各大政法机关、新闻单位参加的“法制杯”足球赛中,捧回了第三名。对机关青年的活动,领导们,从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到秘书长、副秘书长、局长,都很关心,有时还亲自参加。如去年4月份,东方歌舞团来机关汇报演出,朱镕基、罗干等领导同志也都抽时间和大家一起欣赏了节目。
       时下有句“潮”得火爆的话:东南西北中,发财在广东。我倒以为,万物静观皆自得,未必就“风景那边独好”,关键看你自己想发什么罗。你说呢,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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