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祭︱走向战争：甲午之前的日本

日本的“日清战争”观

        1894年7月爆发的甲午战争（又称“中日战争”或“日清战争”）虽是东亚史与世界史上最重要的战争之一，但时至今日，其政治意义仍有待探索。这是因为，这场战争不但从根本上颠覆了东亚传统的国际秩序，还深远地影响了交战双方此后国家的成长与性格。战败者渐次走上暴力革命的险峻之路，而战胜者同样将暴力化为自身的血液与养分，成为纯粹的对外暴力装置。今日东亚世界的局势，仍隐约可闻这场战争的回响。当然，不同立场的人们关注的视角与对其赋予的意义并不相同。在当代日本学者看来，日本发动的此战具有三种面相：（1）打破华夷秩序，与中国争夺朝鲜的支配权；（2）掠夺朝鲜、中国台湾等领土；（3）与帝国主义列强竞争分割中国与朝鲜。该说法由日本近代史专家藤村道生提出，并为当下的史学家所继承，可以说是学术界的定论（原田敬一：《日清戦争》）。

        与此不同，另外一种说法更为大多数人所津津乐道——此战日本进行的是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如果说这是一种特殊的战争观，那么，它是旨在揭示日本政治家的冒险心理，还是庆幸日本取得了偶然的胜利？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1930年代末期，日本政治学者深谷博治公开宣称：“日清战争是我国以全部国运相赌的最初的对外战争，同时是把国家将来发展的全部命运寄托其上的大战，可谓生死攸关。”有意思的是，他进一步论述说，倘若日本失败，日本将面临相反的命运：被中国强加巨额的战争赔款、割让琉球与九州等领土。因此，“日清战争是国内维新事业的完成，同时作为第二维新，具有其历史意义与实质”，成为日本“作为世界国家”的出发点（深谷博治：《日清戦争と陸奥外交》，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39年）。这种对战争的定位及其中包含的对华认识，可谓“相赌”说或历史观的实质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相赌”说的确将某种“偶然”要素提到了认识层面——主动挑起战端的日本有失败的可能。这种看法究竟在何种程度接近事实的真相？阅读后世学者的研究，我们发现促成战争的若干要素——诸如政治领袖的战争意志、国民的支持、列国的立场等——在对华开战时期高度一致。史学家与一般民众容易忽视的问题是，这种形势如何造就而成？其实，明治政府的指导者在对华开战前，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对中国（中华）与对世界（欧美）秩序的认知。这场战争是在这种世界认识的基础上，高度掌控并灵活运用内政、外交与军事实力的结果。日本的胜利，得益于其“智慧与力量”。

日本政治家的战争观

        1894年8月1日，日本天皇发布《对清宣战诏书》，指责清国“动辄视朝鲜为属国，或明或暗干涉其内政”，为其行为正当化。然而其最大的用意却指向了世界：日本是完全遵守国际法的“文明”国家，是欧美列强的“对等国”。对照日本第二次对华开战时的做法，此诏书表明了此刻日本的一种对华认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内阁设立了研究是否发布对华宣战布告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经过仔细权衡得失后，决定不发表宣战书。据说，当时驻华大使谷正之的意见起到了决定作用：中国不是日本的对等国，因而无发表宣战布告的必要。从此时公然的对华蔑视观来看，1894年的宣战诏书表明了日本视中国为其“对等国”。日本试图通过此战进入由中国与欧美列强组成的世界大国俱乐部。

        明治政府中此战最重要的指导者、外相陆奥宗光在战争尚未结束时撰写的回忆录《蹇蹇录》，向人们提供了此时期日本对世界的认知。陆奥等政治家认为，自维新以来，日本为伸张国权，一直面临着双重的压力：其一是清国皇帝权威下的华夷秩序，即中华世界秩序的压力；其二是西方列强强迫日本签订的通商条约。前者具体是指悬而未决的琉球王国的归属问题，后者是废除治外法权（藤村道生：《日清戦争前後のアジア政策》，岩波書店，1995年）。选择对华开战，正是实现这种国策必不可少的手段。

        明治日本政治家的对华认识并非秘密。早在1883年6月参议山县有朋发表的《对清意见书》中，就有如下说法：“我国自与彼缔约以来，从出兵台湾、琉球处置到朝鲜事变之办理，虽说皆我国不得已而为之，究其实则凌驾于其势之上，大杀其威风。彼对我国抱有不平之意，已非一日。乘彼武备充实、内治稍修之机，或有人起而献策，称霸东洋，问罪我国，实不可测……如今内阁决议，确定以下军机之要。（1）前日议定之铁甲战舰，宜迅速竣工；（2）加速港口炮台之建设，布设水雷，以供内海防御之用；（3）万一不幸，彼开启战端，我国必举全力战而胜之，为此必制定非常政略，终止土木建设，禁止酒席宴会，凡奢华靡费无用之事，一概杜绝，上下一致，勇往直前，鼓动天下之大义。”（转引自大江志乃夫：《東アジア史としての日清戦争》，立風書房，1998年）

        这段论述表达了日本非常特异的危机感：中国对双方缔约以来日本的行为不满，实力强大时将对其进行报复。事实上，中日两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冲突，即663年日本两万三千人的侵朝军队在“白村江之战”中惨败后，日本的大和王因担忧遭到报复，甚至进行了迁都。

        中国诚然对日方的行为感到不满。然而山县只字未提的是，日本对中国的抱怨以及寻求报复，更符合此间日本政治家的对华认识。其实，1871年9月缔结的《日清修好条规》为中日两国自主订立的近代条约。日本最初的目的是获得“日清同格”，即获得与清国对等的地位，以便要求朝鲜开港通商。就此而言，日本实现了外交目的。问题在于，日本提供的条约原案以1861年的《中德条约》为基础拟成，包含了英法等在华获得的全部特权，尤其是片面最惠国待遇与内地通商权。这种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日本非常不满。1874年5月日本以琉球人被害为口实，出兵台湾；翌年7月，内务大臣到达琉球，胁迫其断绝与中国的宗属关系；同年9月，日本军舰云扬号在朝鲜沿岸进行挑衅活动。至此，双方条约所讴歌的“中日友好”精神完全成为空谈。1879年4月，日本“废琉置县”，两国为此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交涉。日本的不安与怨念与日俱增。

        与这些心理与认知同步而来的是对华备战。早在1871年日本派遣谈判代表赴华前，参议江藤新平就向右大臣岩仓具视提交了《对外策》，其中提到：“若清国失礼于我国，可问其罪，或联合俄国，合力出击；或策动俄国，使其保持中立。我国独力进攻，一举征服支那。”1874年出兵台湾后，陆军相山县有朋与岩仓具视先后提出《外征三策》与《意见书》，均为对华开战方案，并且准备好了《支那征讨敕命》。1879年琉案问题一出，参谋本部管西局桂太郎中佐提交了《斗清策案》，拟定了“进攻福州”、“攻占北京”等方略。1887年，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郎大佐制定《征讨清国对策案》，将割让辽东半岛、舟山群岛、台湾等列为战争目标，并具体确定的开战日期为“清国军队改革完成之前”或“欧洲各国获得远征东洋的实力之前”（安冈昭男：《明治前期日中关系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日本直到对华开战为止的时期，正是战争意志等待战争实力与时机成熟的时期。

        这些政治家的对华认识与政略，经过当时蓬勃发展的新闻媒体与民间团体（所谓的“右翼势力”）的鼓动，很快均质化为国民一般的观念。这种举国一致的对华认知的政治效果，随时可能因偶然事件而显现出来。1894年3月28日，因策动甲申政变（1884年）而流亡的朝鲜士人金玉均，被朝鲜政府的刺客洪钟宇暗杀，地点位于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家日本人所经营的旅馆。根据当时租界的法律，该事件由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察局长担任检察官，经由领事裁判部门，即会审衙门的预审，由中国方面负责判决与执行。中国最终决定将案件移交朝鲜。金玉均尸体被送还后，随即被处以凌迟斩。事件传到日本后，日本举国上下激愤，一致认定是中国的阴谋，意在侮辱“日本的国权”，“甲申事件以来十年的排清感情”猛然爆发。据记载，这一事件最终促使陆奥“决意对清开战”。这起普通事件所蕴含的心理能量及巨大的危险，远非当时的中国士人所能理解。

        另一方面，此间日本政坛围绕与欧美各国修约问题，正在展开激烈的斗争。1894年3月27日，陆奥在致驻英大使的信件中，有如此说法：“国内形势紧迫，日甚一日”，因此“不管成败如何，政府若不表明正在做一件会让人感到震惊的大事，将无法挽回此番人心之纷乱……虽内政催促外交成效，有些本末倒置，但时势就是时势，实不得已……因不能无故发动战争，故唯一目的只在于修约。”6月3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协助戡乱。发动战争的口实出现，日本政治家如获至宝。

日本知识界的战争观

        战争爆发后，日本舆论界一致认为这是有着“大义”的战争。比如，福泽谕吉率先宣布“日清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日本的目的仅仅是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扫除障碍。他高声呼吁：“官民宜忘却政治恩仇”；“日本臣民在事成之前不宜批判政府的政略。”其实，早在1882年发表于《时事新报》的文章当中，他就曾慷慨激昂地宣称：“吾等亦是日本人，有朝一日定发扬日本之国威，制服印度、支那两国之士人。吾等不仅要学习英人，还要让其饱受痛苦，将东洋权柄掌控于吾等手中。”（转引自《近代日本思想史I》，有斐閣，1970年）明治日本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战争的启蒙思想家。

        同样，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在战争爆发后，用英日两种文字发表题为《日清战争之义》的论文，指责“支那是社交规矩之破坏者，是人情之大敌，是野蛮主义之保护者”。保守主义政论家陆羯南则主张说，清国为“东洋的一大野蛮国”，“王师的一大目的就是将跋扈于东洋中央的野蛮人驱逐出去”。以倡导“平民主义”闻名的作家德富苏峰在《征清之真意义》一文中写道，清国是“文明之敌”，此战争是“文明之义战”。这些说法与陆奥对战争的定位，即“西欧新文明与东亚旧文明的冲突”完全一致。

        这种将中国视为“野蛮”的言论背后，流淌着日本极为特殊的心理意识，德富苏峰将其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论述说，1853年美国东亚舰队佩里司令官对日本的强迫开国，是相当于“强奸”的屈辱；“直到今日，我们与世界诸强国对立时膝盖仍无法站直，正因有此污点之故”。日本被迫开国后，“轻侮”随之到来；“世界”认为日本人“只是接近猿猴的人类”，或者是“接近人类的猿猴”。欧美人非但不认为日本与自己平等，甚至还认为日本比不上中国。日本若能取胜，在地位上不仅会超过中国，还能恢复被伤害的自尊心。因此，他认为此战最大的战利品将是“大日本国民的自信力”。这种自信力的根本在于欧美对日本的认知。在这个意义上，此战不是“暗室”内的格斗，而是在“世界面前”的决战；“在战胜清国的同时，我们战胜了世界。世界知道了我们。因此，世界会敬重我们、畏惧我们。我们正在获得恰如其分的待遇。”（转引自米原謙：《日本政治思想史》，ミネルヴァ書房，2007年）就此而言，日本对华开战的另一意图是对欧美开战。此战不仅仅是在“世界面前”的决战，在深层心理层面更是对“世界自身”的决战。

军国主义的成立

        战后，日本除获得了与“欧美先进列强”对等的地位外，还促进了日本宪政主义的落实、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确立与腾飞。然而，还有一种致命的结果，那就是军国主义的成立。其中，明治天皇的御驾亲征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日本各个阶层通过天皇建立了普遍联系；近代国家所必要的“国民”诞生的同时，“军国之民”亦由此形成（東アジア近代史学会編：《日清戦争とアジア世界の変容》，ゆまに書房，1997年）。作家司马辽太郎在谈论日俄战争时，有这样一段说法：“战争会让败者非常悲惨，但有时也会让战胜国发生变质，其中最糟糕的事例就是日本。”这是因为，他认为日本战胜俄国后变成了“帝国主义国家”（司馬遼太郎：《昭和という国家》，日本放送協会，1999年）。其实，日清战争取胜后现代军国主义国家的出现，才是日本的根本性“变质”。

        明治日本对“华夷秩序”，即对中华世界的独特感受性——压抑与愤懑——因甲午的胜利而得到了释放乃至升华。接下来，他们开始面对“世界”，即欧美率先开创的世界秩序与世界文明。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之所以被塑造为黄种人对白种人的胜利，原因正在于此：这是文明对文明的战争。福陆奥宗光陆奥宗光泽谕吉在《通俗国权论》（1878年）中写道：“身处禽兽世界，最后可诉诸之手段唯有必死之兽力”；“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数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这种对世界文明的虚无主义认知，最终决定了日本于1941年向美国宣战。

        显然，这不是后世人们所说的以国运相赌的冒险，而是有着特定的逻辑基础——这种基础来源于对世界政治原理的某种认知，来源于对相应政治技术的纯熟运用。1945年的战败，将其逻辑中的致命错误暴露了出来，那就是日本政治精英并未认清十九至二十世纪世界文明变迁的大势：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绝非世界政治的本质，文明有着文明所固有的普遍而坚硬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