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族群冲突 | 文化国家还是政治国家?

郑非

2014-07-26 09:0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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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政治的内容不仅是规定谁在何时得到什么,它还指导一群人怎么与另一群人相处。而国家的统一并非当然之事,国家内部的冲突与分裂往往也不仅是少数别有用心之人兴风作浪的结果。如何理解那些在制度上、行动中失败或成功的海外族群政治案例?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思想市场栏目特别邀请了上海政法学院族群政治研究小组研究员郑非为我们撰文讲述“海外族群冲突”。

        当一个国家是由多元成分组成(或由内部衍生,或由征服、合并而来)时,对该国政府来说,如何处理这些异己成分,始终是一个政治难题。
       不过,这似乎是近代社会才会出现的难题。在人类的大部分时代,社会多元与否对统治者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古代帝国,大多都是包容性的,很少基于种族或地域压迫基础之上。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之后,身着波斯服装,行波斯礼节,用波斯法律治理波斯人民,并且劝说其部下马其顿军人娶波斯妇女为妻。不独亚历山大如此,拿破仑也曾自述自己如果治理犹太人将重建所罗门神殿。麦克米兰在《西方政治思想史》里如此评价道:“一个东征西讨缔造多种族帝国的征服者,最高明正莫过于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之名自视视人。”有学者也观察道:“近代以前的帝国一般实行的政策大都接近容许保持差别特性……不强迫不同的族裔群体接受强势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的同化。(但)这种宽容只限于对社群内部事务,并不容许差异族群涉入政府事务。”(丹尼尔·希罗,2012)。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帝国治下,犹太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都自成一体,对内部事务有自己的管辖权,也各自奉行自己的法律,除了缴纳税收之外同帝国政府不产生直接联系,这被称为“米勒特”制度。帝国官吏也一视同仁从各族精英中选拔。当时的欧洲人对土耳其的多元性往往留下深刻印象,留下了奥斯曼帝国城市一般有三个休息日的说法——周五属于穆斯林,周六是犹太人的,周日则归基督徒。
1720年P. Schenk绘制的奥斯曼帝国地图。

       实际上,根据迈克尔·赫克特(Michael Hechter)的说法,不止帝国如此,近代以前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包容性的(希腊城邦国家、罗马早期共和国除外)。原因在于,在前现代国家中,由于通讯技术和货币经济的不发达,以及缺乏训练有素的官僚队伍,往往采用非直接统治(indirect rule)的方式治理国家(比方说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就是很典型的例子)。由于国家边界与治理单位不对应,从统治者到民众一般都不会有什么民族思想。原因是,统治者对各次级集团(subgroup)的要求一般不多(因为需要它们提供中介服务),一是缴税,二是别添乱。在满足以上两条之后,允许各次级集团根据自己的习俗治理,一国之内就很少有什么文化冲突,对减少治理成本很有好处。古代国家社会服务功能极少,各次级集团唯求其不生事,也没有掌控国家为己牟利的打算。由此相得益彰。
       在中世纪的欧洲,一王统治几域之地,就从来不是问题。英国君主曾长期自称法兰西国王,也在事实上统治法国北部之地。哈布斯堡王室长期领有捷克,捷克人也不以为异。更小一些的单位(城市、公国)在各王公之间换来换去,就更不必说了。
       但是这种包容,能否被看成是一种内在稳定的政治秩序(政治共同体),则很难说,因为这视乎统治权力的稳定度而定。比较糟糕的例子是——神圣罗马帝国曾地跨德意志与意大利,但红胡子腓特烈来回奔波于两地之间, “(他)回到了阿尔卑斯山以北。他一来,法兰克人(即德意志人)就恢复了和平。他一走,意大利人就失去了和平”。(马克·布洛赫,2004)。
1798年瑞士联邦的赫尔维蒂共和国。

荷兰尼德兰七省共和国时期。

       在欧洲中世纪到近代之间,通过政治协议从下而上在不同的地域和族群之间建立政治关系的例子不多,显著的只有两例,1291-1798年的瑞士邦联和1581年-1795年的荷兰共和国(13世纪至17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勉强也可以算上)。这些政治安排都有几个明显的共同特点:它们都是为了战争而创建的军事联盟,其主要目标是为了进行共同防御;不存在统一的行政、立法、司法和征税权力,其中央政府的权力极为有限,其成员各自享有主权;它们都由各小单位聚合而成,没有一个力量强大、人口众多可占主导地位的成员。
       认真的说,这些国家也不算真正的政治共同体,因为它们是在特殊条件下由外力聚合在一起的,其内部还是充满了成员的合纵连横、尔虞我诈与阳奉阴违。假如有一个成员力量过大,整个邦联就会立即失衡与不稳。有一段时间,瑞士雇佣军名闻天下,向谁提供不向谁提供就能改变欧洲的战略态势,瑞士邦联有时会明令禁止向某些国家提供雇佣军,但是各邦多有不听号令私下与敌国交通者,邦联也无可奈何。
       在这个意义上说,在近代之前,几乎没有一个欧洲社会有和异己携手共建政治共同体的经验,它们的共存是机械堆积的结果,依赖的是人民的政治冷漠与顺从。
       可想而知,随着近代大众政治的到来,以及赤裸裸的掠夺型政府的消失,上面所述的帝国、王国等传统多元政治实践自然也就要随风而逝了,从此,以前被“官民关系”遮掩着的族群问题必须在大众政治的框架内得到解决。每一个多元国家的公民,现在都需要扪心自问:我们要怎么与他者相处?
       近世以来,基本上有两种回答这一问题的思路:一种是打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