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祭︱挑事儿的日本如何获得西方舆论青睐

        国际公法，是调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规则，现代意义的国际公法萌芽于近代欧洲，对此，远在东亚的中日两国原本蒙昧无知。直到西方列强横海东来，先后用武力敲开了中国和日本的大门后，两个东亚古国在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同时，也痛苦地明白了此时的天下已更换了规矩。此后，两国开始了程度和目的都存在着明显区别的近代化运动，在处世行事方面都无法随心所欲，而要时刻惦记着国际观瞻和国际公法，惦记着列强的感受。8月1日双方互相宣战时，之所以都郑重提出国际法，正因为一桩不久前发生的国际法事件还处在争辩之中。

        爆发一场大的战争，犹如在人潮涌动的街头来一场互相饱以老拳的厮斗，引起外人围观是显然无疑的后果。因而甲午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看做是两名学习近代化的小学生怯生生地第一次踏进观众如此之多的赛场，遵守着欧洲世界的游戏规则，凭着各自的国家能力较量一番，以决出两者的优劣胜败。 

战火由日本开启，列强坐山观虎斗

        之所以会引得一向持重保守的中国主动对日本开战，是因为，就在8月1日之前，甲午战争的战火其实已经由日本真正开启。1894年7月25日，先期得到情报的日本第一游击队“吉野”、“浪速”、“秋津洲”等三艘优势军舰不宣而战，偷袭中国运兵舰船，挑起了丰岛海战。这场战斗中尤为令人震惊的是，日本军舰“浪速”竟悍然击沉了满载近千名中国陆军官兵的英国运兵船“高升”。此后中日两国围绕着“高升”号事件的责任而产生激烈争辩乃至全面战争，“高升”号事件也成为西方人注意甲午战争的一个重要导引。

        在尚未对人正式宣战时，日本军舰就敢采取偷袭手段暗算对手，而且竟然击沉了一艘被中国租赁来运输军队的英国商船，此事在欧洲世界引起极大的震惊。与中国北洋海军相熟、曾在北洋海军担任过鱼雷艇部队教习的英国“中国舰队”舰长罗哲士甚至想要请缨作战，为挂着大英帝国国旗的船只遭到屠戮而复仇，“中国舰队”司令斐理曼特一时间也对日本怒火中烧。当时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曾发了一番很能代表西方人普遍观感的议论：“中国没有得罪任何人，她只是一位老者，经过了若干岁月，渐渐变形消失了活力，现在，当她正慢慢苏醒过来时，却被这短小精悍的日本扑到身上。”惋惜、忿忿之情跃然纸上。

        十九世纪之后，中国尽管屡屡被列强入侵击败，但庞大的国土、丰富的资源，加之在东亚流传千年的文化影响力，使得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仍然是东亚地区领导者般的角色。日本首先挑起战火后，一方面出于对日本偷袭举动的不齿，一方面凭着对中国的既有印象，西方媒体上出现的战火中的中国军队，往往都是较为正面的形象，著名的《伦敦新闻画报》上不仅描绘了他们想象中的战争场景，甚至把往日中国海军军官在欧洲接收军舰时期的照片也连篇累牍地刊载，在新闻画报上出现的中国军人，也多是相貌堂堂、纪律严整。对这场东方战争未来的走向和胜负结局，西方世界在最初时刻普遍并不十分看好小小的日本。赫德在这方面的预判同样具有很广泛的代表性，他认为，中国军队在海上战场可能不是日军的对手，在陆地上可能会先小败，但最终将凭借巨大的资源优势压倒日本，反败为胜。

        中国自1875年创设、于1888年建成的北洋海军，虽然曾一度登上实力居于亚洲第一的高位，但是从1891年前后开始的发展停滞，使得这支海军迅速被时间弱化。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海军超越中国成为亚洲第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因而西方判断中国在海上战场没有充分把握。而中国陆军的装备和训练水平虽然远不及海军，但是兵力总数、规模看似庞大，西方人认为即使中国陆军在战场上输给日军，但是后期必定会凭借着庞大的人数优势消耗日军，最终获得胜利。然而，西方人实际上并不知道，中国庞大的陆军中绝大部分是国家财政供养的根本没有作战能力的八旗、绿营部队，而真正稍有作战能力的勇营部队却没有国家编制，依靠地方财政苟延残喘，人数上根本不及日本。

        怀着中日间可能会陷入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的预期，英、法、俄、德等西方列强国家根本没有预料到此后中日战争会变成一边倒的局面，在中日互相宣战后，几乎所有的西方列强都选择了带有坐山观虎斗性质的中立态度，一起坐观两个东亚国家的厮杀。

西方舆论的反转：日本成了“文明“的东亚代表

        战争一开始因为丰岛偷袭而在国际观瞻上似乎处于下风的日本，很快转败为胜。日本政府通过驻英使馆贿赂英国《每日电讯》《泰晤士报》等知名报刊的主笔，撰写观点倾向于日本的文章，以此影响西方舆论。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当时曾向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报告贿赂成绩：“除路透社外，几家主要报纸和电讯社都保证了合作。英国权威人士韦斯特莱克公开表示：根据国际法，‘浪速’舰是对的。在德国，《科隆报》的政治通讯员和友好的《大陆报》，也因此而受到影响。你要提供我约一千英镑的特别经费。”

        同时，日本在重金贿赂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国际法专家韦斯特莱克点拨下，抓住“高升”号轮船被击沉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细节大做文章，即利用“高升”号被袭击之前，日本军舰曾派出军官登上“高升”号，要求跟随日本军舰航行，而船上的中国陆军官兵拒绝投降一事，诡辩称“高升”号的英籍船长因此已经失去了对船只的控制。所以是中国军队控制“高升”号在前，日本袭击在后，事件的性质就变成了日本击沉一艘被中国军队武装控制的英国船。从7月25日世界舆论大哗，英国政府甚至向日本提出抗议照会开始，到了中日正式开战后一周左右，西方舆论已经在日本的外交努力下发生偏转，《泰晤士报》8月6日刊登牛津大学教授、法学博士胡兰德的意见：“许多报纸的愚蠢社论仍然充满‘海盗行为’、‘不宣而战’、‘对英国国旗的侮辱’、‘严惩日本军官’等浮躁文字，实在不可想象。”

        就在因“高升”号而起的西方舆论对中国的同情心变得越来越不占上风之时，8月间，在天津突然发生了中国士兵闯上英国商船“重庆”号拘捕在船的日本人事件，西方舆论开始批评这种对中立国船只的冒犯。继而，9月间清军陆军主力在朝鲜又一溃千里，败出朝鲜半岛，且似乎根本没有再组织有效作战的能力，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开始变得每况愈下，原本一个近代化中的古国，渐渐变形为一个不思进取、政府效能低弱的颟顸国家。日本则适时地鼓吹甲午战争是“文明对野蛮之战”，积极颠覆此前西方人头脑里中国是东亚代表的印象。

        1894年11月21日，日本第二军仅用一天时间就攻占了有远东直布罗陀之称的中国重要军港旅顺。因为旅顺地处濒海绝地，防御崩溃之后，很多军民无从逃散，日军从21日当天开始了长达四天三夜的大屠杀，中国军民两万余人遇难。很多前往战地观战的西方媒体记者为之震惊，美国《世纪》报刊登的评论显示，西方人因为此事对日本的观感又立刻大步退回：“日本是披着文明皮而带有野蛮筋骨的怪兽，日本今天已经摘下了文明的假面具，暴露了野蛮的真面目。”

        旅顺大屠杀事件被西方媒体报道后，日本政府立即进行各种补救措施，最后日本形成了一套解释此事的格式说明，即因为在进攻旅顺的战斗中士兵们发现有战友的尸体遭中国军队的屠戮，因而心生愤恨，所以攻占旅顺后才会发生报复性的枪杀，同时强调在旅顺被杀的主要是脱掉军服、混装为老百姓的中国军人。几十年后日军解释南京大屠杀时，也仍是类似的模式和套路。

        日本针对旅顺大屠杀的“救火”行动，一直持续到1895年来临，此时日军又踏上山东半岛，作为中国三十年洋务自强运动结晶和象征的北洋海军在威海刘公岛畔全军覆没，清政府的战局益发不可收拾，最后被迫谈判、签署了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彻底的战败结束了甲午战争。而此时，西方舆论则开始投入胜利者一侧，各类媒体常刊登文章，嘲笑中国的失败，赞扬日本的胜利，同为近代化小学生的日本通过打倒了同学中国，终于渐渐自信地站到了世界强国舞台上。

不满成王败寇论，一个美国人自杀

        1897年2月12日，美国纽约研究生医院的病房中传出一响枪声。曾在北洋海军服务，参加过甲午大东沟海战的美国人马吉芬在这一天自杀。毕业于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马吉芬1885年来华求职，从此在北洋舰队中服务，担任过学堂教习、军舰大副等官职，当他于1894年末因为大东沟海战中的战伤归国后，被四周的舆论所困扰。对甲午战争，美国社会舆论和当时的西方舆论一样，是分辨不太清战争爆发原委的，只看到了最后的结果。马吉芬愤愤不平地在美国报刊上撰文，并各处演讲，将他所亲见亲历的北洋海军的真实战斗情况介绍给大众。这位喋喋不休宣传中国海军也曾英勇战斗，也不缺乏牺牲的勇气和壮烈的事迹的美国人，竟被舆论当作了疯子、狂人，认为是他头部的战伤使得他精神错乱。最后，马吉芬自杀，留下了“主啊，请你不要小看我”的临终忏悔词，穿着一身北洋海军军服，盛殓在铺盖着黄龙旗的棺柩中下葬。

        甲午战后，美、英都对发起侵略战争的日本投去青眼，而打了绝大败仗的老大帝国中国，则面临列强割地狂潮的到来。对中日间的甲午战争，大量西方人的观感从一开始即被新闻所牵引，他们不知道也没有兴趣深入研究战争的原因，而只是对平静如水的世界上突然传来了充满铁血杀戮的新闻而兴奋，为中日韩这个远东火药桶的引爆而议论，所有的是非曲直，被侵略发起者的媒体、外交攻势所模糊，最终落得个胜者王侯败者寇的结果。

        愤愤不平而报以一死的马吉芬可能并不知道，多年前他到中国求职时，那位上下打量他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早在几十年前对国际大势，就有过如此一段感慨：

        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而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