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西方极右翼的历史与出路

        最近，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的一篇演讲。该演讲表达了他对极右派尤其是以民族主义形式出现的极右派日渐坐大的忧虑。他指出，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实现转型的过程中有赢家也有输家。“大量的人失去了工作，失业成为长期问题。很多国家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逐步拉大。成千上万人生活困苦，而那些发了横财的人却穷奢极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对资本主义非恼即恨。”他认为，这些国家重新回到旧体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相当多的人都转向了极右派。那些失望者、失败者和贫困者，最能迅速接受民粹派煽动反对利润、银行和跨国公司的信息。”

        80年代以前，科尔奈是东欧改革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发展有很大影响。1989年左右，他又成为了匈牙利实现资本主义化改革的主要理论推手之一，政治光谱已经明显偏右。现在，他却提出来要警惕极右翼的危险，并把2010年上台的匈牙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的政府看作是“非民主”的。由此可见，极右翼在广大的非西方国家已经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存在。

        事实上，在非西方国家，尤其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极右翼大众政治运动的发展壮大并不是新鲜事，而是由来已久的状况。上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开始向更高水平转型，国际贸易的增长和跨国公司的扩张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而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弱势一端的非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遇到了种种问题，出现了严重的社会、政治甚至道德危机，矛盾激化，有的甚至面临革命的危局。与此同时，作为资本主义替代物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因为苏联的强大而蓬勃发展，不仅逐渐丧失了吸引力，甚至陷入危机之中。在这个情况下，那些原先得到社会主义运动有力抑制的、既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又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极右翼大众政治运动应运而生。

        1989-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陆续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某些国家尤其是在前苏联地区的一些国家，出现了非常严峻的问题：贫富分化，失业率上升，官商勾结，寡头垄断和权贵资本主义盛行。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和不能忍受。这也是前面提到的匈牙利右翼保守政党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在2010年上台的背景。在这些国家，由于长期的斯大林主义的实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早就丧失了吸引力。那些不想回到旧体制，又受到资本主义冲击而痛苦不堪的人们很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的吸引，从而成为极右翼大众政治运动的拥趸。

        当前，非西方国家的极右翼大众政治运动大致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以宗教运动面貌出现的极右翼大众政治运动，这在中东和中亚地区非常突出。

        1979年伊朗革命中攫取政权的伊斯兰主义就是第一波，他们既反对西方的宪政民主和资本主义，又反对共产主义，但是他们建立的“法基赫监护”的体制其实是一种非民主的少数神学家的专政。

        在埃及国内，穆斯林兄弟会是以宗教运动面目出现的另一种极右翼大众政治运动，他们不仅有着严密的组织结构，而且还有自己的武装。埃及的大部分左派人士都把穆斯林兄弟会看成是法西斯，只有属于托派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和他们有一定程度的合作。根据埃及学者阿明介绍，在穆巴拉克执政的时候，穆斯林兄弟会就已经掌控了教育和媒体，通过教育，他们推广伊斯兰保守主义，迫使学校的女孩戴上头巾，并通过传媒影响着舆论。以宗教面目出现的极右翼大众政治运动的特点就是用宗教为本国的旧制度和旧社会背书。被埃及军队推翻的前总统穆尔西就属于穆斯林兄弟会，他主持制定的宪法就有“政教合一”的色彩，该宪法第二款规定：伊斯兰教是国教，伊斯兰教法是埃及立法的源泉；第十款规定，宗教是家庭的基础之一。穆尔西宪法还规定，国有化是非法的，除非为了公共利益。

        塔利班以及最近在伊拉克和利比亚非常活跃的逊尼派极端组织“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简称“ISIS”)也属于这个类型。

        极右翼大众政治运动还以民族主义形式出现。

        这种形式既古老又年轻，并且有和威权主义的资本主义相结合的趋势。这种形式的极右翼大众政治运动以反对共产主义、保卫民族利益和恢复本国传统文化为旗帜，但是把攻击目标指向外国人和少数民族，很大程度上成为本国新兴权贵资产阶级（在乌克兰其实是流氓资产阶级）的政治掩体。这种极右翼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相当猖獗，并且和纳粹有着历史关联。苏联解体以后，反共在一些国家成为了政治正确，一些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分子也开始获得正面评价。2010年1月22日，时任乌克兰总统尤先科追授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班杰拉“乌克兰英雄”称号，班杰拉在二战初期曾经和纳粹德国合作。此举不仅引起了俄罗斯的愤怒，也招致了波兰的抗议。在今年2月发生的乌克兰政治危机中，极右翼政治势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真正值得担心的并不是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小国，而是曾经受到纳粹蹂躏的俄罗斯。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以后实行了西方的政治体制，还推动了广泛的私有化。但是俄罗斯式的私有化造成了寡头垄断的局面。1999年，普京接管俄罗斯最高权力以后，强化中央集权和他个人的权力，打击寡头，提升了国家的控制力，同时削弱地方自治和民主，迫害反对派，使得俄罗斯成为有普选无民主的国家，普京本人也有成为新沙皇的趋势。如果仅仅是这些集权措施，普京也不过是一个威权主义的领袖。但是，2005年3月1日，被认为是普京的青年近卫军的纳什成立。很滑稽的是，该组织的全名是“青年民主反法西斯运动‘纳什’”。该组织以普京的立场为自己的立场，反对西方和亲西方的政治势力。普京主义是否有可能通过群众运动将自己从一个威权政府转变为一个极右翼大众政治运动，有待观察。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乌克兰危机以后，欧洲很多国家的极右派是大力支持普京的。

        和西方社会的极右翼相比，无论从社会基础还是从政治面貌看，非西方国家的极右翼大众政治运动带有显著的特点：

        第一，从社会基础看，非西方极右翼大众政治运动的社会基础是那些在国内外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受到冲击和排挤的社会阶层和一部分本土统治集团。例如，1979年伊朗革命中，伊斯兰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就是传统的中产阶级——行会商人和教士阶层。这个传统的中产阶级曾经推动了伊朗1905年立宪革命。但是，革命大潮起来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以及热衷于推动现代化的专制政权的打击下，传统中产阶级迅速衰落。到了1979年，这个衰败的传统中产阶级凭借着全国性的组织网络奋力一博，成为了霍梅尼的追随者，并走向了民主和现代化的反面。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层是非常富有的亿万富翁，穆尔西上台以后就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但是他们在两个社会阶层中有重大影响,一个是中产阶级，另一个则是流氓阶层，这是他们雇佣民兵的来源。这两个阶层都是在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受到冲击和排挤的。

        第二，非西方的极右翼大众政治运动有强烈的反西方甚至反资本主义的特色，甚至给人以一种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的特点。相比较而言，西方社会的极右翼往往是亲资本主义的，即使是号称“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纳粹党在执政以后也推动了私有化的发展，至于美国的“茶党”就不用说了。但是，非西方社会极右翼的“反西方”和“反资本主义”的政治诉求实质上是用一种反民主的手段维护比西方资本主义野蛮得多的社会和政治制度。ISIS的领导人巴格达迪自称“哈里发”，真令人有一种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觉。

        非西方社会的极右翼大众政治运动的背景就是旧有的社会受到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本国现代化的冲击。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冲击的一些社会阶层往往会转向支持用反民主和反现代化的手段去维护受到资本主义冲击的传统社会秩序。在马克思主义退潮的今天，极右翼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极有可能成为苏联解体和国际共运式微真正的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