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祭|杨国强：从清流转变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

      ［甲午之战中国陆战比海战失败，陆战中打得最勇敢的不是在平壤、辽东而是在台湾。7月20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国强做题为“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士大夫 ”的演讲。杨国强着重介绍了“清流”这一士大夫中的独特群体在甲午前后的变化，他们从跟洋务派对立到成为戊戌变法的主体，体现了中国士大夫愤而走向革命的过程。］   

        7月20日，第51期海上博雅讲坛请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国强做题为“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士大夫 ”的演讲。从甲午战败到戊戌变法失败，士大夫/知识分子最后愤而走向革命，杨国强教授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一再分化，中国知识分子分化最后是中国社会的分化，所以整个中国20世纪前50年，都是理想的冲突。自我形象破碎，才可能到了五四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

        杨国强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主要做中国近代史研究，尤其侧重于晚清知识分子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史的研究。杨国强教授说，他从士大夫阶层切入甲午战争，是因为“19世纪的中国，中国的反应，中国社会的反应，中国人的反应，都是通过士大夫来表现。”

        杨国强先用20分钟简单回顾了整个甲午战争的历史。他首先认为日本的近代化其实就是扩张的近代化，因此日本的近代化对东亚来说是一种灾难。在杨国强看来，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化同时走上扩张之路，首先有自卫的因素，因为当时俄国向南延伸，“日本从自卫开始，就一定要在自身疆域之外扩张。”在明治维新期间，日本就已经划了两个界线，一个是主权线，就是国土所在地；一个是利益线，就是要扩张到外面去，包括大陆上的朝鲜，海洋上的台湾琉球。

        中日甲午之前，日本首先吞并了琉球，清政府因为各种原因并没有保住琉球，但接下来的朝鲜问题将中国拖进战争，“中国就为朝贡关系被拖进了战争。”杨国强教授说，中国当时其实毫无准备，而是指望西方列强来调解，所以一开始非常被动，“准备之师与毫无准备之师就此相遇。”最后中国当然战败。杨国强的评价是，海战不算完全战败，“中国受到重创，日本也受到重创，你很难说中国海军完全失败。但最吃亏的是，中国海军就这些船，拖回去只能修，也没办法修好。所以黄海海战后，海上没有中国船，海洋由日本控制，这样日本就可以不断运兵来辽东。其实打的最失败的是陆战，牙山战败，平壤战败，辽东再败。辽东很多要塞，仓库里的新炮都没拆封，士兵就逃走了，被日本占用。”陆战打得最勇敢的反而是在台湾。

        杨国强说，清政府的赋税在中国历史上是比较轻的，国家收入不高，即便打仗灾荒也是宁可卖官不加税。但马关条约的2亿3000万两白银赔款再加上之后辛丑条约4亿两白银的赔款，使得清政府财政一败涂地。经过这两个条约赔款之后，清政府最后的十年新政，居然出现了六七十种赋税，民变丛生。在赔款之后，台湾割让给日本。光绪皇帝说，“失国体伤人心。” 不仅割了台湾，从甲午之后又允许外商在中国设厂，这严重威胁了小民的生计。

        割地赔款，感到最震惊的是士大夫阶层，这也是杨国强着重要讲的内容。首先是官僚阶层对李鸿章的愤怒，“议论涛涛”，杨国强教授说，这个议论最初要追究李鸿章，战争失败，议和又丧权辱国，“天下共指李鸿章，说他不喜欢打仗喜欢和，骗朝廷，甘心叛逆，暗地里跟日本勾结，要斩李鸿章。”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就曾给张之洞写信杀李鸿章，认为李鸿章明明知道不该打，还要打。

        “对李鸿章来说，中日战争既是历史的漩涡，也是个人的困境。”杨国强教授这样评价李鸿章。“作为四朝元老，最后打成这个样子，肯定要承担责任。但是李鸿章个人非常委屈。国人要战的时候，他不想打，他比任何人都知道中日之间差距。10年，日本不断买枪买炮买船，中国没有买。一旦交战，他一个人主持战局。他认为，中日战争，日本是倾全国之师，而中国只是用北洋。”

        所以甲午之后，李鸿章和淮军都走到头了，“另一个历史时代开始了。”杨国强教授说。

        讲完李鸿章，杨国强着重介绍了清流在甲午前后的变化，而清流的变化真正影响了之后的中国社会。清朝的清流是士大夫中独特群体，“他们的主旨是尊王攘夷。太平天国之后，地方权力很大，内轻外重，所以这些人经常站在朝廷立场，维护朝廷尊严。”杨国强说，这些人其实是跟洋务运动对立的，“洋务讲事功，清流讲义理，认为做洋务都是小人在做，也确实如此。”两派之间的区别还在于夷夏之辨、民本富强之辨，“清流既代表了儒学的刚性，也代表其固性，顽固保守的一面。”所以李鸿章做洋务那么多年，做什么事情都要被清流非议。

        到了光绪，清流在朝中的领导者就是翁同龢与张之洞，他们与清流都有渊源，所以他们倚重、佑护清流。甲午之时，痛骂李鸿章，要追究他责任的都是清流。也因为翁同龢与张之洞及其代表的清流在政治权力体系中的重要位置，清流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官员路径。杨国强教授举了康有为的例子，康有为不是清流，在甲午前4年他去上书但没人理他。

        在甲午之前，清流和光绪非常保守，但经过甲午之变，清流也发生了转变。他们在骂李鸿章之外也要思考怎么办。面对甲午的危局，清流也意识到了危机带来的时势逼迫，“对时势看得很透彻的那些人，知道非变法不可。危机迫使你变积弊，这是变法的思想逻辑和历史逻辑。这种变法意识牵动了士大夫的上层和下层，张之洞沈葆桢等都讲一定要变法。最引入注目的是，清流作为一个群体，非常及时地变成变法主体，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翁同龢。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光绪是变法皇帝，但甲午前他很保守。”

 

在甲午之前，清流和光绪非常保守，但经过甲午之变，清流也发生了转变，他们非常及时变成了变法主体，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翁同龢。

        经过甲午，翁同龢不再讨厌西方，他开始跟西方人接触，支持变法，“翁同龢是个典型，他的变化反照清流的变化。更多的人上奏折讲变法，还有人集群讲变法，讨论时务西学。”杨国强教授说，“甲午之后，士大夫群体的的主要特点是变法与求新相表里，求新与西学相表里。”士大夫组成的强学会，都是清流，一头连着翁同龢他们，一头连着李提摩太等传教士。

        清流在追究战争和议和责任之后，开始开矿、造船、办银行、办学堂、办报馆、出洋等。他们那么多主张，都是李鸿章已经在做，或者非常想做的事情。杨国强认为，中国近代化变迁中，每个阶段都有相通一面，“就是要自强和富强”，洋务和变法都追求自强和富强。但是，同前段历史——洋务相比，后段历史又毕竟有其内在特点。洋务运动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还守卫中国本位，借法是不得不借。“但是变法，完全不一样，是除旧布新。以西方改变中国，到后来，凡是西方有中国没有，是中国毛病，凡是西方没有中国有的，也是中国的毛病。”“由此派生出，康有为讲的，大变、全变、速变。”中国从此越来越不中庸，非常急迫。

        此外，士大夫开始整体上自我否定。洋务运动带有明显的被迫心态，主持者心头一腔委屈。进入变法，改变中国本身产生的前提是，中国自我形象的破碎。鸦片战争以后，我们的自我形象一点没有影响。变法则不同，甚至开始自轻自贱。最后，变法派生了改良和革命。

        所以经过甲午之危局，原本保守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时势逼迫之下，变成了变法群体，而且这是伤筋动骨的变化。但问题是，杨国强教授认为，这些清流变法知识分子是一个个个体，他们对变法的蓝图是不同的，还没有总体的理论和走向，所以会走向分裂，变法也没有结果。“中国人从借法走向变法，是外患逼出来的，不是内在要求。”

        “由于很多变法道理都是外面移过来，不是自身汲取出来的。”所以这些所谓变法的道理其实更多是以情绪鼓动人心，是非常悬浮的东西。

        戊戌变法失败，知识分子愤而走向革命。杨国强教授总结说，“自我形象破碎，才可能到了五四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而今天谈甲午，不是谈战争本身，“是战争留下的历史影响，很多还影响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