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婷:接下来的反腐之路该怎么走

澎湃记者 田春玲

2014-07-22 08:1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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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婷认为,反贪的重点还是要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要从自上而下的反腐控制到地方为主体的诚信管理。IC 图

       “中国内地在这一阵急风暴雨之后,尤其是我们做了一些大规模的反腐之后,要做一个战略性的调整。” 在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公婷看来,反贪的重点还是要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要从自上而下的反腐控制到地方为主体的诚信管理。​
        在7月20日举办的“2014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公共治理的转型与现代化”的论坛上,公婷着重讲了自己正在研究的“反贪污腐败”课题。​
       她认为,中共十八大之后,主要进行的是权力反腐,就是中央政府用一种比较高压的手段或者是做法,比如说派巡视组,制定一些非常严厉的“反四风”、“八项规定”、“群众教育”等自上而下的做法,利用中央政府的权威来进行反贪。​
       接下来的反腐之路该怎么走?​
       公婷在演讲中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整理的演讲实录:​  ​
       我今天讲的课题是反贪污腐败。反腐败的问题可以说是千年不朽,又是一个非常应时的话题。我们看到中国目前正在进行如火如荼,风风火火的反腐败运动,大家就可以认识到这个话题的重要性。​
       十分钟的时间要把这个话题讲清楚非常难。我只能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些问题。反腐败始终有一个路径选择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威权体系下,怎么去反,分几个阶段去反,最后怎么达到最好的效果,这都是路径选择当中要思考的一些元素。中国的反腐败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在进行了,大致走过了从运动反腐败向权力反腐败的转变。​
       在最初的时候,我们进行了很多的运动,比如说在100天当中要求贪官自首,不自首的话就要采取一些非常严厉的法律措施等等。全国轰轰烈烈地进行一些运动方面的反贪腐。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之后,主要进行的是权力反腐,就是中央政府用一种比较高压的手段或者是做法,比如说派巡视组,制定一些非常严厉的“反四风”、“八项规定”、“群众教育”等自上而下的做法,是利用中央政府的权威来进行反贪的工作。​
       接下来怎么走,下一步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反腐?​
       我觉得下一步是通过制度的手段,不仅是控制腐败,而且要预防腐败。在香港,我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廉政公署,实际上,我长期以来认为,香港的成功不仅是在于廉政公署,而是他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法律制度,反贪腐的制度,他已经进入了制度反腐的阶段,而且非常成功地完成了制度建设。​
       在制度反腐之后,下一步又应该怎么走?如果比照一下香港的经验,应该是处于社会反腐,就是在有了制度之后,还要把制度变成人的自觉行动。这个听起来有一些理想化,但我觉得,如果看香港的经验,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就是从制度反腐,进一步演化到社会反腐。社会反腐有两个环节,第一个就是公民的参与,第二是要把这个制度变成人的自觉行为,变成一种道德的规范来约束人的行为。制度的规定当然需要,但是它还可能功亏一篑,就是有了制度之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不执行,你也拿我没有办法。所以路径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从香港经验来看,香港已经达到了反腐的最高境界。怎么讲?他(香港官员)不敢贪,不能贪,也不想贪。不敢贪是说香港有非常强大的廉政公署,你不敢去碰它。一旦你犯了事,廉政公署请你喝茶,那你就完蛋了。他也不能贪,为什么?因为香港有设计非常科学化的一整套制度,它把很多漏洞都堵塞了,比如说财政制度、采购制度等等,你想贪也做不到。最后就是最高境界,就是他不想贪,一般的政府官员没有这方面的动机。​
       中国内地下一步怎么做?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思考。​
       我觉得,中国内地在这一阵急风暴雨之后,尤其是我们做了一些大规模的反腐之后,要做一个战略性的调整。也就是说,要从自上而下的反腐控制到地方为主体的诚信管理。什么时候做这个事,可能要问中央领导,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转变,现在是苍蝇、老虎一起打,不仅要治表也要治里,表里都要治。你可以抓很多的贪官,打很多的老虎,也可以打成千上万的苍蝇,但是你在抓的时候,会抓一漏万,会抓不胜抓,你怎么能把那么多贪官抓光?所以我觉得反贪的重点还是要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我在这里做了一些假设,我在广东地区做了五个案例研究。我觉得地方政府在这方面有很高的积极性,可能广东有一些特殊性,因为广东始终觉得自己在全国改革开放的时候走在最前面,四个经济特区它占了三个。当年汪洋在广东执政的时候提出,我们在反腐方面,能不能像当年的经济特区一样,走得靠前一些,为全国创造一些经验出来。所以,广东在地方反腐方面有很多创新,当然有成功,也有失败。我这五个案例当中有三个成功的例子,有两个失败的例子,这里面有很多研究的,为什么可以成功,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就不能成功。这五个案例差不多是在2010-2012年做的采访,差不多有50位地方官员,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反腐创新的设计。​
       哪五个具体的案例呢?这是我的大体分类,把地方政府廉政创新做了五个方面的分类。除了广东政府的案例之外,我还做了一个全国的地方政府廉政创新的数据库,有几百个案例。我主要是分为五类,一类是加强问责机制,第二是增强政务透明,第三类是监督,第四类是激励机制,第五类是重组反腐机构。​
       我调研的五个案例当中,一个是关于财产申报的。第二个案例是关于推进电子政务的,这个是在深圳做的调研,深圳政府在全国来说是走得比较靠前的。第三个是广州市做的“公务卡”试点,就像信用卡一样,你因公出差的话,把开支都打在这个卡上便于监督。第四个案例是江门做的廉政公积金,这个是一个失败的案例。2010年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这样的创新,就是官员本人自己拿出50%的工资,政府补贴50%,每年放到这个公积金当中去,最后试行了两个月就夭折了。老百姓说廉政是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你凭什么还要加钱,政府还要贴50%。第五个案例现在还在进行当中,他参照香港廉政公署的模式做了一个大纪委,把检察院以及有关司法部门都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个事情争议非常大,因为它独立性太强,大家也知道中国国情,独立性是免谈的,所以也遇到了一定的阻力。
       ​这些案例做了之后,我也有了一些想法。我觉得,在反贪腐方面中国内地缺少办法,在这个路口徘徊了很久,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社会反腐怎么做确实是左右为难。我觉得让地方政府去探索一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未必是一个门面工程的问题。第二,自上而下的反腐策略没有持久性,下一步可能从地方做起会是一个突破口。让地方政府发挥主体性,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解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过去几十年,我们改革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到了下面就执行得不好。如果说可以把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反腐的问题。解决怎么应对腐败多样化、复杂化的问题。
       ​地方也有地方的积极性,他也愿意在地方反腐方面做出自己的,比较切合地方实际的一些办法。我觉得中央政府应该在这方面放手,让地方政府探索创造出地方反腐新路径来。
       ​(本文根据演讲速记整理,未经演讲人审订)​
       演讲人简介:​
       公婷: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与社会行政学系教授,197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之后赴美深造,在Syracuse大学Maxwell学院攻读硕士、博士,曾任Syracuse大学香港中心主任。研究领域:腐败与反腐败改革、廉政建设与后共产主义转型期的公共治理。
       
责任编辑:田春玲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反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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