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福柯逝世30周年︱福柯的幽灵凝视着你

        福柯宣告了人之终结，他的面孔却像幽灵般在当下无处不在，凝视着永恒的话语生成。

        一个跨越历史、哲学、艺术、文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僭越者，一个反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一个死于艾滋病的同志，一个离经叛道的狂人。推选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若说上半叶是海德格尔，那么下半叶应该就是福柯了。

        今年的6月25日是福柯逝世30年整的日子。为什么纪念福柯？因为他的思想渗透于人文社科的方方面面，整个颠覆了思想界的景观。当下其魅力仍丝毫未减，相关的讨论、研究愈加丰富，呈现出令人震撼的可能性。

        福柯，这个名字已是难以定义且仍不停运动着的思想之代名词。

        我们邀请多位国内最权威的福柯学者和资深研究者撰写了纪念福柯逝世30周年的文章，却不是学术意义上编纂。当代法国思想一向以风格汪洋恣肆和文艺著称，福柯更是此中代表，所以这些文章的风格也一脉相承，不卖弄僵硬的学术。正如福柯喜爱谈论“生命”所遭受的影响，太多人的生命经验因阅读福柯而转折。

        前所未见的视野和激情，倾倒了多少人。

        如汪民安所说，在某种意义上，福柯写出的是完美之书：每一本书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无论是领域还是材料；无论是对象还是构造本身。他参阅了大量的文献——但是这些文献如此地陌生，似乎从来没有进入过学院的视野中。他将这些陌生的文献点燃，使之光彩夺目，从而成为思考的重锤。有一些书是如此地抽象，没有引文，犹如一个空中楼阁在无穷无尽地盘旋和缠绕（如《知识考古学》）；有一些书如此地具体，全是真实的布满尘土的档案，但是，从这些垂死的档案的字里行间，一种充满激情的思想腾空而起（《规训与惩罚》）；有些书是如此地奇诡和迥异，仿佛在一个无人经过的荒漠中发出狄奥尼索斯式的被压抑的浪漫呐喊（《疯癫史》）；有一些书如此地条分缕析，但又是如此艰深晦涩，这两种对峙的决不妥协的风格引诱出一种甜蜜的折磨（《词与物》）；有一些书如此地平静和庄重，但又如此地充满着内在紧张，犹如波澜在平静的大海底下涌动（《快感的运用》）。

        福柯溢出了学术机制的范畴，更加超越了学科的限制。

        让我们一再地重读福柯，他的文本是“玄妙和典雅、繁复和简洁、疾奔和舒缓、大声呐喊和喃喃低语的多重变奏，这既是批判的诗篇，也是布道的神曲”。

        

        福柯晦涩吗？让那些著名的关键词先来给你一些帮助和指引。

        

        规训：

        福柯把注意力放在身体上，在身体的微观层次上考察权力机制施加影响的方式，福柯选取了前现代和现代监狱的惩罚机制，考察权力的极端运用对囚犯的身体作用方式的变化，揭示生活准则的形成。

        现代社会中，规训无处不在。每个强调“效率”、“单位时间的单位产量”、“严格的作息”的现代生产领域都存在规训，因此福柯说：“对于监狱与工厂、学校、兵营和医院彼此想象，难道值得大惊小怪吗？”

        在谈到规训场所时，福柯援引18世纪启蒙思想家边沁对理想监狱——“全景敞视”监狱的构想。这是一个精巧的环形建筑，由一个个单间牢房构成的环形囚室的中央是一个瞭望塔，每一个单间囚室都处于瞭望塔监视的范围之内。单独囚禁的犯人根本无法知道他们何时被瞭望塔上的人监视，结果感到自己的一举一动无时不在监视之下。对犯人而言监狱的权力变得莫名强大，它把“权力的目光”内化为囚犯自己的“目光”来审视并规训囚犯本人的行为举止。这是现代纪律社会的一个隐喻。

        

        权力-知识：

        福柯的“权力-知识”思想创造了一种解剖整个现代社会将身体政治化的“生命政治学”，这种生命政治学是对极权制度以及现代社会中的法西斯主义的微观运行机制的分析，它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政治的观察和理解的基本模式，在社会理论、法学、哲学和政治学等领域中都引起了研究范式的革命。

        福柯将“人的科学”（或人文科学）视为关于人的“半成熟的科学”，它塑造了“人”的形象。福柯进一步将这些人的知识视为被权力关系的运作所征用的知识，它存在于权力对身体的作用之中，存在于对身体的统治、支配和利益之中。正是在生命权力的关系之中，权力制造了知识，权力鼓励了知识的生产，比如临床医学、刑法学、人口统计学等等，这样权力才在征用知识的同时生产了知识。

        

        人之死：

        福柯通过对西方人文科学进行的历史考古发现，“人”这一概念是在18世纪末期之后进入知识学科的。从那时开始，“人”成为语文学、政治经济学和生物学的知识对象。在此之前，人文学科虽然发现了人的存在，但并没有将人当作一个特殊的对象来看待。到了18世纪之后的现代思想中，人既是知识的客体，又是认知主体，既是人文科学捕捉的对象，又是这些学科得以奠基的基础。这是所谓“人的诞生”，其基本问题“人是什么？”贯穿了整个19世纪。

        但是福柯却宣布这种人的学科将要死掉了，这就是所谓“人之死”。意思是作为某种知识形态和观念形态的人的死亡，是以人为中心的现代知识型的死亡。

        在结构主义的观点中，人陷入一个巨大而无情的语言网络中，他被语言和结构吞噬了。

        

        知识考古学：

        这里的知识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科学知识，它或者指的是那些不成熟或半成熟的科学知识，比如精神分析、临床医学、刑法学等，或者指的是知识体系得以形成的历史条件，如机构、组织、制度、实践、权力等。因此知识考古学是一种对现代社会的知识和话语之形成、运作的条件的历史分析方法。考古学是福柯早年三部作品《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的哲学方法。可以说，福柯早年思想都可以用“知识考古学”来做标志：《疯癫与文明》是对古典时代精神病学中疯子的“沉默”的考古学；《临床医学的诞生》是对临床医学诞生时刻中的“凝视”的考古学；《词与物》是对近三个世纪的“人的科学”的考古学。后来为了总结这三部作品，福柯写了《知识考古学》一书。

        

        谱系学：

        福柯的谱系学来自尼采《道德的谱系》。

        福柯运用的谱系学方法首先是戏仿，打破纪念碑式的历史的神圣庄严性，打破历史的科学性、实证性、现实性和客观性的禁忌和教条，打破了历史的不可逆和不可重复性。戏仿是一种尼采所说的“快乐的科学”，它以载歌载舞的狂欢参与到历史之中。

        其次，将历史视为由杂多因素构成的复杂体系，视为偶然的、非连续性的、异质的事件交错的网络，从而打破了那种把历史视为一种同一性、一种律法、一种禁忌、一种本质主义的保守哲学。

        

        生命权力/生命政治：

        福柯发现，从17世纪开始，权力对个体的管制不再是单纯的惩罚和报复，而是进行矫正式的运用。权力不是消灭个体，而是创造出一个有用的个体。在《性经验史》中，福柯也彻头彻尾颠倒了权力的“压抑说”：性不是被权力所压制，而恰恰是被权力所生产。性的话语和性的知识并没有收到抑制，而是一再被激发和创造。权力的这种性质的变化，使福柯提出了他的生命权力概念。权力不再是君王的杀戮式的，而是提高生命、管理生命、繁殖生命、控制和调节生命的积极权力，它在生命、人类、种族和人口的层次上发挥作用。

        这种生命权力就是人口的生命政治学。除了前面所说的工厂、学校、军营、社团等规训机器，在政治实践和经济观察领域，对人口的控制技术也成熟了，对人口和资源的关系也有了研究。

        

        （以上关键词多摘编自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由汪民安、张旭等人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