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竹联帮元老张安乐：重出江湖为祖国统一，和陈启礼一样

 

。

        张安乐，祖籍山西，1948年出生于南京，1949年随父母移居台湾，竹联帮创帮元老，曾担任“总护法”，绰号“白狼”，因涉“江南案”名噪一时。1996年后避居大陆，与友人投资成立的韬略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安全帽制造商。2005年，成立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担任党总裁，坚定主张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2014年5月的一天，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在台北的自由广场上看到了张安乐。广场上，在举办一个活动，名为“我是中国人”。主办单位是中华统一促进党。

        当天太阳很大，参加活动的人开始都在树荫下不愿出来，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的到来鼓舞了士气，骄阳下，几百个位置很快坐满了。张安乐被媒体包围，开始接受采访。随后，他来到前排就座。舞台上，几个明星在表演脱口秀，他们中有金马奖获得者，有曾经的著名主持人，但年龄都明显偏大，而台下的观众中也有不少老人。

        活动之前，广场上喇叭里放的暖场歌曲，一首歌是张安乐自己写的《兄弟啊，兄弟》，歌词如下：“太平盛世，游戏人间，国家有难，挺身而出，同胞的幸福，我们要维护，国家的领土，我们要捍卫，兄弟啊兄弟，叛逆的血液，浪漫的情怀，兄弟啊兄弟，化小义为大义，化小勇为大勇……就算是坐牢，为的是同胞，就算是流血，为的是国家……”另一首歌也是张安乐写的《中国，我的母亲》，歌词中有这样的句子：“有人遗弃你，有人背叛你，我永远守着你，永远爱着你。”

        烈日下，张安乐先是接受采访，然后观看表演许久，之后和广场上众多的人握手，有求必应的和人合影留念，前后2个小时。

        出生于1948年的他今年已经66岁了。张安乐之前的人生颇为跌宕起伏。他16岁读中学的时候加入竹联帮并认识竹联帮后来的帮主陈启礼，获得帮内绰号“白狼”，这个帮派后来成为台湾第一大帮。而他本人虽然参与众多帮派事务，却一路读书升学，从淡江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就读。

        多次想淡出江湖的他，在美国遭遇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江南案”，这个案件导致台湾众多高官入狱，蒋孝武“接班”梦成泡影。之后，他蹊跷卷入所谓“贩毒”案，在美国狱中度过10年时间，出狱后，当年的“证人”公开称自己当年是受美国有关方面指使陷害他。

        在狱中，他靠读过的毛泽东的书与黑人打成一片，还拿下两个学位。

        他的一个儿子被台湾另一大帮派四海帮的人砍死，他经过调查认为是偶然，并未报复。

        2004年5月9日，张安乐带领20名台湾爱国志士，前往广州祭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并在灵前宣誓成立台湾保护中华大同盟。2005年，他成立中华统一促进党。2013年，他带着一本自己编写的宣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小册子回到台湾，致力于推动统一。当年，他谴责并阻止绿营推倒孙中山雕像。

        2014年，他在所谓学运期间亲赴立法院，对占领行为予以谴责抵制，先前对警察很凶的所谓“学生领袖”们看到他来，都大叫“警察叔叔保护我”，甚至两腿发抖眼中流泪。他现场称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跟四海帮、竹联帮、天道盟的关系密切，“他才是黑道教父！” 并称绿营许多人“白天称黑道，晚上叫大哥”。之后，绿营无人起诉他。

        他说自己在这个年纪回到台湾，就是要为促进统一做些事情。虽然到台湾的时候只有2岁，可幼时教育和对中国文化历史的亲近感，让他和已故的竹联帮“董事长”陈启礼都从骨子里爱国，与台独不惜性命相博。

        日前，澎湃新闻记者在台北对现任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的张安乐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专访。        

整个大陆都是家乡，没有任何疑义

        澎湃新闻：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大陆的？

        张安乐：1岁离开，路上走了1年，随着国民党军节节败退。2岁坐船跟着部队来到台湾。

        澎湃新闻：小时候对大陆有没有记忆？

        张安乐：我对大陆没有任何印象，但在我的认识中，中国就是中国，我就是中国人，整个大陆都是家乡，没有任何疑义。这要感谢国民党的教育，它对民族精神的教育是从小就开始的。我还记得小时候学校走廊里的画像上全是民族伟人的画像，张骞、班超、郑成功、文天祥，我们耳濡目染受这些影响。

        我们小时候看的儿童读物也都是谈大陆的事情，1949年一大批社会的精英跟着国民政府到台湾，他们编写的儿童读物的故事都是中国故事，豫让、聂政等勇士刺客的故事我也是小时候读到的。大一点的时候看的小说也都是大陆的故事，因为台湾被日本占据了50年，台湾本土的作家许多是日文作家。国民党到台湾后，把日文报纸都禁掉了，有一个去日本化的过程。

        澎湃新闻：你父母是怎样的人？

        张安乐：父亲本来在南京办了一个中华新闻专科学校。他是学新闻的，政大新闻系毕业的，在重庆的时候还做过报纸。母亲年轻的时候在山西政坛曾经有一段在她那个年龄算得上辉煌的经历，她参加国民党，入党介绍人却是共产党，因为那是国共合作的时候。一个小女孩20多岁还没读大学就做到县委的主委，后来才到北平念大学。

        澎湃新闻：父母对你进行怎样的教育？他们希望你成为怎样的人？

        张安乐：父亲比较严厉，父亲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什么都不重要，就是读书读书读书。为什么呢？我们事实上没有别的出路。有土地房产也都在大陆，到台湾后要土地没土地，要生意没生意，只有一条路就是看读书后有没有出路。

        来自大陆的二代子弟，很多就是功课好去美国。母亲从小就佩服胡适和钱穆。母亲希望我成为学者，因为觉得学者清高。父母不希望我从政经商，他们希望我做学者或医生。

        澎湃新闻：有兄弟姐妹么？他们是怎样的人？

        张安乐：我在台湾有个哥哥，我长得像母亲多一点，哥哥像父亲多一点。我大陆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大哥。我台湾的哥哥后来去了美国，他学医，走了父母所希望的那条路。

        澎湃新闻：年轻时的梦想是什么？

        张安乐：大约就是读好书成为一个学者吧。不过现在想来我当学者可能不行，我喜欢涉猎比较广，不喜欢一个事情钻下去，我希望每个东西都懂一点，而学者视野经常受限制，博士不博。        

偶然间认识众多“兄弟”        

        澎湃新闻：你的童年是在眷村度过的么？那个眷村叫什么名字？

        张安乐：每个眷村有自己的名字，类似于建国几村等等，眷村类似于大陆的部队大院，是部队家属集中住的地方。可是我不住眷村，我跟母亲住学校宿舍，如果住眷村可能就不会“混兄弟”了。因为一般眷村的孩子对他们村里读书好的同学，有一种特别的保护，他们一个村里自己混兄弟，如果一个村里有读书好的受到欺负，混兄弟的就会站出来。每个村子都有凝聚力并尊重读书人，有的村子有人考上大学会放鞭炮。而我就必须自己面对一切，就像我们的董事长陈启礼一样，据他讲他从国小一年级就开始打架。

        澎湃新闻：你受过欺负吗？怎么认识“兄弟”的？

        张安乐：遇到一些事情，不能算欺负吧，学生总会遇到这些事情。台湾那时侯学生的文化分的很清楚，你是念书的，一般不找你麻烦，你自愿参加“游戏”的，麻烦就来了。比如说那个时候流行喇叭裤，如果你穿了喇叭裤，就说明你要玩这个游戏了，你去他的地盘就要找你麻烦。

        我是初三快毕业时得了一场肺病，因为有传染性，被要求休学一年。肺病一个月以后没有传染性了，可是联考已经过了，最后读不了高中就只好跑去补习班，补习班里都是一些重考生，在那里面认识了很多各帮各派的兄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这样。

        澎湃新闻：你是否会设想如果自己没有得那一场病，之后的人生会是怎样的？

        张安乐：前几年在张家口，遇到一个教授访问团，一看其中一个教授叫马政，和我幼年一个同学一样，找去竟真的是他。当年他甲班我乙班，我拿了县长奖，他拿了校长奖，当然也不见得他就比我差，他其实有考取建国中学的实力，为什么没有考取呢，就因为那年作文的题目叫台北的街头，他在桃园不熟悉台北，作文题目对他比较吃亏。

        他就考到大同中学。大同中学也不错，可他姐夫给他爸爸讲一定要念“三省中”，也就是省立的建国中学、成功中学、师大附中，于是他就第二年再考。结果政策变成省办高中市办初中，“三省中”不招初中生了，大同成了最好的，他就留在桃园读初中，高中再到建国中学最后读政大，再到美国留学然后做教授。我在想，如果我当年走这条路，我就和他一样是个教授，今天不会有什么影响力。

曾多次想淡出江湖

        澎湃新闻：听说你曾经多次想退出竹联帮？

        张安乐：混兄弟，帮会没什么退出不退出，只有“淡出”，也就是说想把精力放在念书不再过问江湖的事情。我努力想淡出，读淡江大学时有一次，到美国后有一次，但都淡出不了。

        澎湃新闻：让你不能淡出的是命运还是性格？

        张安乐：无所谓，平常心，回头看现在这个时代这种情况，我走这条路还是正确的，当个教授现在发挥不了太大影响，起不到我想起的作用。

        澎湃新闻：你第一次见到陈启礼是怎样的情境？陈启礼想没想过要淡出？

        张安乐：第一次见陈启礼是在一个戏院门口，几百人在那里，可你一眼就能看出哪个是他，他鹤立鸡群、玉树临风，长得帅，也潇洒有风度，旱鸭子的外号我经常听，但没想到长得那么帅。

        他也是多次想淡出啊。我们这些外省来的，只是想青春不留白，少男好勇少女好美，也没想过一辈子就混兄弟，我们的家庭也都不是那样的家庭。混兄弟的，一般高中毕业就考军校，考不了军校服完兵役就去跑船，没有别的出路啊，跑船很多人跳船就到了美国。

        陈启礼读完淡江大学后基本就淡出了，服兵役回来之后他和一个老兄弟一起做生意，在国华戏院楼下他们有个店面。我那个兄弟外号叫“断手小弟”，他这个人有点艺术天才，但很不幸16岁的时候手被别人砍断了，但一只手画画还是画得很好。他一个手骑摩托车，陈启礼就骑个板车，去换看版，断手小弟则负责画画。那时候他们就做看版生意糊口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社会转型他们也跟着转型，最后就是两个广告人。

        澎湃新闻：为什么这种状态没有继续下去呢？

        张安乐：因为越战，有美军到台湾来度假。在中山北路一带就有很多酒吧和小型夜总会专门给美军提供娱乐的，美军去那里找姑娘什么的。那里有个餐厅叫香港西餐厅，其实类似于夜总会，很多本地时髦年轻人也去，本地的“角头”（从日据起就存在的本土黑社会头目）就去收保护费。

        台湾地区和美国不一样，美国华人开的普通餐厅也有人收保护费，台湾的规矩是如果你是个正常的餐厅没人惹你，搞夜总会有色情，他就来了。去收保护费的人穿着拖鞋、嚼槟榔，和餐厅格调不太协调，老板就没有接受，别人就来闹事。最后就有人建议他去找“旱鸭子”陈启礼。

        “旱鸭子”学生时代就很有名。很多人就来劝他重出江湖。“旱鸭子”就去香港西餐厅当经理，夏天穿个白衬衫，风度翩翩。这时候那些角头就抓狂了，你不买账还请外人来，我们算什么，于是每天还是上来闹。那时侯竹联帮很多老兄弟当兵已经回来了，他们本有各自的工作，可是一想“旱鸭子”在那边，大家下了班就都跑到香港西餐厅聚会。

        本来竹联帮以前就是个学生帮派，但学生们长大后，各有各的路子，大家再聚到一起就不一样了。后来和本地帮派打了一仗，那一仗叫香港西餐厅之战，竹联帮大获全胜，从此就进入社会了，名声大噪，打完以后警备总部就来抓人。

        澎湃新闻：听说你学生时代就开过赌场？

        张安乐：开过两次，两次都是在决定淡出却又因为种种原因重出江湖之后。

        第一次是大三，我大一大二的时候打过一些架，大三准备淡出，我已经开始每天早上5、6点就起来读书。有一天，我坐在学校一个大楼旁边，一辆的士开过来，下来两个西装笔挺的人，一看，其中一个是以前认识的血盟帮的一个老大，他来找我。他其实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只是听说我在淡江，就像无头苍蝇一样撞上来，没想到面对面就碰上了，这大概就是命运。

        血盟这个老大跟以前我一个老大有结拜，我那个老大在外面有跟他讲在台湾有事情就让他来找我。他们在西门汀社会上有些事情，我就去帮他们。我借了一些武器，其中一把武士刀是方先觉的儿子借给我的。方先觉将军的衡阳保卫战很有名。1944年方先觉虽然投降，但蒋介石后来给了他青天白日勋章，因为他守到最后没有办法才和日本人谈条件，保全了部下的性命。

        方的儿子是血盟帮的，我就跟他借了一把武士刀去西门汀处理这些事情，后来就接触到很多所谓社会人士，帮他们处理很多问题。后来就搞了个小的梭哈场，经常不回学校，租个小饭店，有课需要点名就包个的士去淡水，平常都在西门汀，这就是第一次开赌场。

        大学毕业后，兵役改制，毕业不保证是预备军官，要考试，我连考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大学留校察看。这时候看到告示说成立欧洲研究所第一届招生，考五科。结果我现学现卖，以第一名成绩被录取。

        研究所的生活很平静，但是到第三年就出了大事，有一些当兵的朋友回来，晚上聚餐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杀人通缉犯，一个朋友跟他发生冲突，人家用刀捅他，我就上去抢刀，结果手筋被砍断很严重。住医院医疗费欠了1万多台币，不敢对家里讲，于是就搞赌场，第一天赚了8万台币。从此就在赌场里混了一段时间，看银行存款加加减减。        

陈启礼做江南案完全是出于爱国

        澎湃新闻：陈启礼在兄弟里面的威信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张安乐：陈董事长有他的个人魅力啊，外国叫克里斯玛权威。有的人远看一朵花近看豆腐渣，陈启礼可不是。首先他有种，做兄弟和部队不一样，部队可以撤退可以转进，兄弟有事不能逃跑，被打你要撑到底，这一点他是有的；第二，他自己的人吃亏，他绝对要找回来；第三他赚到的钱不会只揣到自己包里。智慧他当然也有。

        我们讲他是“智、仁、勇”，有智慧别人对他有信心，他知道怎么打会赢；仁就是进了社会赚的钱不会独吞，很多人利用小弟去赚钱，赚到钱自己拿走，他绝对不会。

        澎湃新闻：你到美国后又想淡出为什么仍不成功？

        张安乐：因为江南案。

        澎湃新闻：那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张安乐：当年在美国有一位作家刘宜良，“江南”是他的笔名。他写了一本书叫《蒋经国传》，这对当时威权统治下的台湾来说冲击很大。台湾“情报局长”汪希苓和江南谈判，给他一点钱，希望他修改书的内容，江南答应了。然而当大部分钱汇出之后，传来消息说江南又要写《吴国桢传》、《龙云传》。汪希苓认为江南不守信用，就发出消息让竹联帮去干掉他。

        1984年10月，竹联帮董事长陈启礼和吴敦、董桂森到了美国，10月15日，他们到江南家开两枪把江南打死。离开美国的时候，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了，就跟他们说，可能会被灭口。因为我读过一些书知道军统常常利用完你就把你灭口。于是陈启礼就留下了一卷录音带，作为“情报局”指使他们行动的证据。

        后来美国给了台湾当局很大的压力，他们就想杀人灭口，突然就对竹联帮发动“一清专案”。1984年11月12日，第一批抓的是陈启礼、吴敦等1000多人，前后共抓了近2000人。这次行动是由台湾警备总部发起的。

        当时的“国安局长”汪敬煦派魏萼到美国了解江南案。我跟魏萼说我手上有录音带，要我交出来有三个条件：第一，竹联帮董事长陈启礼和吴敦要从警备总部移送司法；第二，董桂森跑到了菲律宾，台湾有官员跑到菲律宾讲谁把董桂森干掉就可以回台湾，必须停止追杀董桂森；第三，我提出“一清专案”是“违宪”的，抓到的人确实有案子的移送法院，没案子的请送他们回家。又过了两个多月，没有下文，美国联邦调查局又来找我，说陈启礼有生命危险，我救人心切，就把录音带交给他们了，还帮着他们把内容翻译成中文。

        澎湃新闻：陈启礼为什么去做这个事情？

        张安乐：就是出于报国，我们当时所受的教育。

        澎湃新闻：他为什么亲自去做呢？

        张安乐：他觉得答应的事情一定要做到，而且这任务不是一般的任务，他要选比较可靠的人，他自己也一定要在现场坐镇，毕竟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做一件大事，语言也不通，路也不通。他带去的人里一个人又跑掉，最后他就选择自己下手。        

扯进蒋孝武主要是为了救兄弟

        澎湃新闻：后来你说蒋孝武也参与了此事，有人说这直接导致蒋孝武不能“接班”。江南案到底涉及到哪一层？你说蒋孝武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

        张安乐：涉及到哪一层我并不清楚，真正清楚的只有汪希苓，现在我和他关系还不错。既然他已经把这个事情担下来了，再去追究他上面有没有人难度很大意义也不大。他自己抗下来就说明他很忠心。另外他还很有智慧，在美国他偷到很多飞弹的机密。

        他和我讲一句话，美国人让台湾地区的人为它做事太容易了，给你钱给你美国身份；让美国人替台湾地区做事，太难，台湾保护不了他，而且又能给多少钱，他能说服美国人把资料给他不简单。

        当时我扯进蒋孝武主要是为了救兄弟，因为虎毒不食子嘛。我有没有别的考虑？也有。蒋孝武当时确实是野心勃勃企图接班，但他如果接班台湾就会乱，因为他能力、资历、威信都不够。那就索性把他打下去好了。

        为什么不打蒋经国呢，因为他做的不错。那个时候我们说谁有关，大家都相信，说蒋孝武大家也相信，但其实我不说他他也未必能接班，当时台湾已经是中产阶级社会。蒋经国事后说，蒋家的第三代今后绝不碰政治，蒋孝武被他外放到新加坡。后来我听蒋孝严说，蒋孝武哭了，说自己是被冤枉的。

        澎湃新闻：听说你在美国期间有人找到你做大陆工作？

        张安乐：有人打电话让我替台湾工作，主要是想找我姨夫侯维煜的关系。侯维煜做过中央党校副校长等重要职务，后来因为康生等诬陷，被打成“杨侯反党集团”，文革的时候他在秦城8年，出来以后在北京医院去世。他们找我的时候，姨夫已经去世，他们是认为大陆很多干部是我姨夫在党校工作的时候受过训的，想让我去做我表哥的工作。我没答应。

        澎湃新闻：据说你也还曾经拒绝做大陆留学生的工作？

        张安乐：大陆留学生最开始是我在斯坦福大学期间自己主动接触的，还被打小报告，说我是“匪谍”。当时大陆与台湾经济差距比较大，大陆学生和台湾学生的经济状况也有差距，大陆学生骑脚踏车在公路甚至高速上走，而台湾学生很多开宝马奔驰，一般看不起大陆学生也不接触。

        我主动和他们接触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主动说要带他们和他们的车子，他们婉拒；第二阶段接受；第三阶段需要什么主动打电话给我。当时很多机构很想却打不进大陆留学生的圈子，就想利用我做大陆留学生的工作，但都被我拒绝了，我希望这群人回到中国去建设中国，不希望他们留在美国。

        历史上改变中国命运的不就是一群群留学生么，第一次是日本留学生，最后引发辛亥革命；第二次是留苏和留英美的留学生，带来共产主义。美国这批留学生也是上亿人里出来的人尖子啊，他们回去一定会给中国带去新的东西。        

因为看过毛泽东的书，和黑人打成一片

        澎湃新闻：你在美国坐过10年监狱。在监狱里会不会有暴力事件？

        张安乐：我在郡监狱一年时间，然后就到了联邦监狱。联邦监狱好一些。不过我知道州监狱里很多暴力，加州几个监狱每天都戒严，有一次解严，解严第一天黑白见面就死人。

        监狱里黄种人不会成为被攻击的主目标，黑白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跟黑白都没有矛盾。因为看过一些毛泽东的书，我和黑人可以打成一片有共同语言。

        澎湃新闻：黑人喜欢毛泽东的著作？

        张安乐：不止黑人，只要是政治犯几乎都受他的影响，监狱里还有马克思小组等各种组织。黑豹党就是靠毛泽东语录成立的，据说之前白人警察经常在路上把黑人一枪打死。后来有两个黑人读了大学，发现加州公民有持枪的权利，但他们没有钱买枪，就去中国城买了毛泽东语录，然后过桥去卖，赚钱买枪成立了黑豹党。看见白人警察进这个区他们就跟着警察走，警察开枪打他们的人他们就反击。

        我认为他们是政治犯，但美国不承认，美国说他们贩毒啊抢劫啊什么的。美国人厉害，他会设计你，美国的精神都花在设计上。监狱里的政治犯有的是被设计的，有的是和美国政府发生枪战。一群印第安人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生枪战，死了两个印第安人，一个印第安人跑去加拿大申请政治庇护，可加拿大土地也是从印第安人手里抢来的怎么给他政治庇护？印第安人不承认边界，认为两边都有他们族的地方，所以和美国枪战就跑到加拿大，但加拿大就把他送回去。

        那批政治犯绝对信仰毛泽东，这些政治犯变成黑人里面的领袖，因为一般的人犯罪抢银行什么的是为了自己，他们是为了整个黑人群体的利益和美国政府作对，所以他们格外受尊敬，自然成为领袖。

        澎湃新闻：你进监狱也是被人设计的？陷害你的人是谁呢？

        张安乐：操纵者当然是美国政府的一些人，因为江南案他们就想害我，证人就是一个福州帮的人，说我卖毒品，其实我根本不沾毒品。他们设计了一场毒品交易，说希望在美找市场，一边派一个买主，一边派一个卖主，说我是中间人。这段过程后来被录音，在法庭上说是我命令他们去交易的。

        但事实上没有我下命令的录音，录音带中我是以中文说“最好不要去碰粉”，可他们翻译成英文时改成了“这个粉很好”的意思。于是我被判15年，实际执行10年。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一个政府有很多人，加州联邦调查局就不想害我，纽约联邦调查局就要害我，联邦缉毒局又不肯配合，缉毒局说张安乐跟毒品没关系嘛，纽约联邦调查局则非要设计一个毒品案。

        澎湃新闻：你恨那个证人吗？

        张安乐：他后来主动在美国的电视上公开道歉，说自己被利用，他还留了5卷录音带，怕美国政府部门又要害他，他想我重新去上诉翻案，他帮我作证，我想了想最后还是算了。我现在对那个证人没什么了。

        澎湃新闻：你儿子早年的意外似乎与另一帮派有关，你似乎也没想要报复？

        张安乐：我儿子的事情纯粹是意外，并不是说蓄意的，所以我虽然很痛心但能说服自己。当时是两方发生冲突，其中一方是四海帮，几个兄弟抓住四海帮的一个人，其它几个人跑掉去附近超市拿刀回来救人，正好碰到我儿子下来，就发生了。

        从某个角度来说，对方兄弟被抓住了，他们不是自己跑掉而是拿刀出来救，他们没错。我儿子是偶然路过，他们是没有针对性的。后来司法做了处理，不过凶手可能也已经放出来了。这种意外谁都会碰到，如果让两帮杀来杀去，要死多少人不知道，谁又能负责？        

民进党和帮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澎湃新闻：国民党的邱毅说你骂民进党的人他们不敢起诉，是因为你招待他们留有资料，这是真的吗？

        张安乐：我不会干这种事情，兄弟朋友来了我招待，还要留什么资料，不可能，招待吃饭都很正常。我骂他们他们不敢起诉是因为我骂的都是事实，他们做的事情是政坛许多人都干的事情，买票啊什么的。

        民进党和帮派确实有各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啊，要不然他们为什么不告我？他不敢嘛！他不告我还好，告我我就把一个一个的证人都叫出来。选票之外还有弊案。台湾要搞弊案得三结合，政、商、黑，因为立法委员可以给主管单位施加压力，商人则要靠兄弟来摆平。

        澎湃新闻：你没有想过通过揭黑打倒一些人？

        张安乐：我不想揭黑，很多人我都认识，否则我怎么知道内幕呢，都是兄弟讲这些事情的，而且这些事情是许多人都干的事情，国民党也有人干这些事情。虽然不揭黑，但是我随便讲几句都是事实，他们谁敢告我，我就把知道真相的兄弟叫出来。

        澎湃新闻：生意火爆的生产安全帽的韬略头盔厂和你是什么关系？

        张安乐：早年我成立韬略集团，一个从小一起玩的朋友，开工厂想用韬略的名字就用了。那个工厂我有1/4的股份，但他们有自己专业的运营团队，我从来没有参与运营，可无心插柳柳成荫，他们慢慢做得很大。我到工厂门口保安都不认识我不让我进，还得打电话叫里面人来接，几年也不去一次。不过他们说我给他们带来福气诶，我一离开大陆，工厂就烧了一次。

        陈启礼经商也是个人才，这方面我们比不了他。

        澎湃新闻：你算有钱人吗？

        张安乐：不成立这个党，我可能很有钱，我认识的那些股东当时拿钱出来投资房地产，结果地产从几千涨到几万一个平方，赚了很多钱。我则因为成立这个党失去了这个机会。陈启礼当年重整竹联帮也是为反“台独”。

        澎湃新闻：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张安乐：那还是1981年，他说“如果蒋经国走了以后，“台独”把党政军都收编了，我们要起来反抗。”于是他就把他企业里赚的钱拿出来发展竹联帮。香港的黑社会都是利用下面的人放高利贷贩毒赚钱，他则是反过来，把自己的合法企业赚的钱拿出来反哺竹联帮。

        他第一次重出江湖是因为香港西餐厅事件。江南案之后他被送到绿岛监狱5年，出来之后又打算淡出，并且自己的企业已经做大了。第二次重出江湖，就是为了反“台独”，他当时和我谈话，还要我不要再回美国，留下来发展竹联帮，来对付台独。当时他已经意识到“台独”的问题很严重了。

        澎湃新闻：我那天去参加你们的“我是中国人”活动，发现现场人不少，但年轻人比例不高，台上的明星年纪也比较大，你们党目前的年龄构成是怎样的？

        张安乐：那天的活动人不少，但从某个角度来讲比较失败，没有宣传好。接下来去到每个县市就准备把年轻人找来。我们的年轻人有两种，一是社会上的年轻人，没什么意识形态，大哥怎么说就怎么做；另一批是大学生，他们有自己的思想，这批人是将来要重点培养的对象。

        “我是中国人”这句话，很多人心里都有，但都埋在心里，因为一站出来比如支持服贸，在学校就变成被排挤的对象，因为教授许多被绿化了。一个学生考取某大学，还没有面试，他就不敢去反反服贸，他说“我一站出来，该大学的所长是蔡英文的文党，他发现我的事情我就一定录取不了”。

        现在国民党执政，可学校里的学霸都是绿色的。年轻人里赞成统一的群体是有的，没有站出来是因为有恐惧在，一些同学是我们做工作才敢站出来。那天去的明星都是主动找来要求出席的，他们年纪比较大，是从小受国民党传统教育的人，和这20年受李登辉等人教育出来的许多人，完全是完全不同的想法。这批人和我一样，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澎湃新闻：你回台湾一年时间，促进统一的事情和你想的有没有不一样，主要的困难在什么地方？

        张安乐：没有什么不一样，所有的困难我都预计到过。我们最大的困难是资源的问题。

能发动众多人全凭伦理

        澎湃新闻：有人说现在的许多人不再讲义气，很多只看利益。你怎么看？

        张安乐：两种人都会有，追利益也会有，讲义气也有，我在大陆的时候，有朋友问我，你在大陆，凭什么一个电话，就可以在陈云林来时发动几千人去保护他，达赖来时发动几千人去抗议他？我说我就凭两个字：伦理。

        我在大陆包括回台湾，凭我过去的江湖上的背景，赚一些兄弟的钱很容易，搞工程，几千万几亿大家分，可是我现在做不了这事。我回来很多人来找我，可我一点都不敢碰。我一碰出点事情，我就对不起十三亿两千三百万人。我是统派的指标人物，我一有问题别人会说，你看你们统派借这个名义牟利什么的。目前还是有很多人听我的，伦理还是在的。

        澎湃新闻：入你这个党的人有动机不良的么？

        张安乐：有的。比如本来他不是兄弟，入党后反而以党的名义去恐吓别人，我就把他开除了。真的兄弟不会用党的名义，他本来是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他用帮的名义就好了。那两个人本来不是，结果入党以后拿着党的名片出去，说“你知道我们总裁是谁吧？”，然后搞点什么事情，像这种，就开除了。目前开除了两个，还有的是警告申戒。开除没多久其中一个就犯案出事了，有的政党很高兴，说你看你们的人出事了，我说已经开除了。        

我儒道法墨都有点信

        澎湃新闻：你在大陆的十几年生活是怎样的？

        张安乐：我的生活很单纯，就是三件事情：看书、运动、招待台湾来的客人。当然我有时也到处走一走，但没有刻意去旅游过，就是开会啊、别人结婚啊、告别仪式啊，顺便去。我这十几年很多城市都去过，我去到这个城市主要是看什么呢？三种地方，一种地方是墓地，一种地方是遗址，一种地方是民间信仰的地方庙。

        大家都去的耳熟能详的地方我就没必要去，比如西安我就不去看秦始皇汉武帝的墓，我去看的是秦二世的墓，还有董仲舒的墓，董仲舒是影响两千多年的大儒，可很多人不知道董仲舒墓，我买了地图反复研究，最终还是找到了。我还去了当年焚书坑儒的地方。

        我去洛阳看汉朝的城墙，别人看上去那就是一个土堆，可我感兴趣，哪怕一片瓦一片墙我也去。我还去过稷下学宫的遗址，在山东淄博。至于天下名胜几乎都一样，路过看一眼，我不会专门去。

        我认为中国有一个宗教是儒教，任继愈就提出过儒教的概念。中国的儒教，神灵是历史上真有其人的，比如关公、岳飞、王阳明，真有其人有血有肉，其生前行为符合儒家道德标准忠孝节义，或者为地方牺牲的，老百姓感恩怀德，先建立祠堂，慢慢之后就神格化了。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就看当地的庙。

        举这么一个例子，我在绍兴，坐车路过一个操场，上面立一个碑写着“汉马太守之墓”，我就把车停下来去看，后来问到说附近有他的祠堂。祠堂锁着，不过别人态度比较好，看我要去开了门，我进去看了回来再查，才知道马太守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秋瑾叫鉴湖女侠，绍兴有个鉴湖，可鉴湖是怎么来的呢？东汉的时候绍兴闹水灾，马太守筑堤为湖把水赶到湖里面，当时的选择是：要么淹贵族的庄园要么就淹老百姓，他选择淹了地主豪强的庄园。那时候地主豪强势力很大，就跑到洛阳去告御状，结果他就被招回洛阳问斩了。

        他被杀以后，绍兴人民千里迢迢把他的遗体运回绍兴埋葬，并修建祠堂祭祀，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了不起的精神。我去浙江奉化溪口还看到一个萧王庙，他生前是一个县令，当地闹虫灾，他为了要治虫灾自己死了，老百姓就给他建庙，这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本身是无神论者，可我在台湾参加公庙活动，华夏文化的精华就是在公庙活动里体现出来的。像云林那边有包公庙、张巡庙，很多人不知道张巡是谁，可我知道张巡许远安史之乱中守睢阳的故事，张巡是忠义的象征。很多庙会请我去现场讲话，如果是张巡关圣，我会讲他们的忠义精神。

        澎湃新闻：儒家有自己的超越性，它的道德追求是一种无限追求，它不认为有转世和末日审判，但它认为历史会评价你。

        张安乐：很对，两千多年前他有这种想法很了不起诶。

        澎湃新闻：你信仰儒教？

        张安乐：我儒道法墨都有点信，道家让我轻生死，人来自于无回归于无，墨家教我们行侠仗义，儒家教我们待人接物，法家让我们在待人处事方面直面现实而且“法不阿贵”。        

我认为我是山西人，别人还是把我归类成台湾人

        澎湃新闻：你在大陆的十几年生活很幸福，为什么会想到要回来做统一的事情？

        张安乐：就是我们从小受的那些教育起的作用，我们是感性的，对中国的感情是百分百的感性。孙中山讲信仰产生力量，我们就是国家民族的狂热。

        澎湃新闻：为什么非要你来做？你觉得自己是不可替代的？

        张安乐：不能只希望别人做，这个事情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做，比如抗战，也不是别人做或我来做，每个人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澎湃新闻：你觉得当前的形势可以和抗战的严重程度相比？

        张安乐：比那还要严重，抗战的时候，日本人迟早被赶出去的啊，可台湾如果独立了，很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比那还严重。而且台湾如果独立，20年就会变成日本和美国的基地。日本抗战时轰炸大陆就是从台湾起飞。盟军就轰炸台湾的机场，炸弹不长眼睛，台湾本地人也死很多。如果再成为他们的基地，以后可能更惨。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那些支持台独的人？

        张安乐：对于一些人来说，“台独”已经变成一种信仰了。先是日本统治50年，国民党的“二二八事件”，国共的对立等等，最后李登辉和陈水扁的洗脑，让他形成一种感性的信仰。我们这边比较少感性的选民，绿色则很多感性的选民，我们这边感性的选民很多年纪都比较大了。

        澎湃新闻：你认为自己是哪里人？

        张安乐：首先我是中国人，再细致一点我是山西人。在深圳人们不都说自己是自己老家的人么？可我表妹是大陆人，她在美国遇到我就老说“你们台湾人”。所以大陆也要反思这些称谓啊，在我心中，中国就是中国，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啊，这个称呼不会有别的概念啊。可我认为我是山西人，别人还是把我归类成台湾人。

        澎湃新闻：你对未来乐观吗？

        张安乐：我们尽我们的能力来做，我们也是感性的，慢慢凝聚吧，到死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