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在长葛135天：开仓放粮平冤狱

        53年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带领12人的中央工作组到河南省长葛县调查。

        在长葛135天调研期间，习仲勋与长葛的百姓称兄道弟，倾听他们的疾苦，坚持实事求是，顶着压力纠正“左”的错误，带领处在饥馑和困苦中的百姓奔出希望。

        他曾经亲自帮一位老太太讨回被拿走的水缸，看到百姓因饥饿浮肿走路艰难而潸然泪下，也因为了解到基层干部不愿浮夸虚报粮产坐了冤狱而发怒。

        今年4月10日，《大河报》记者重访长葛，追寻当年习仲勋的调查足迹，以长篇通讯的形式记录了那段日子。

        近日，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习仲勋在长葛》一书，并获新华社发稿推荐。

        当年的诸多当事人回忆起习仲勋在长葛破除“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的决断、开仓放粮的勇气以及平冤狱的果敢，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

习仲勋冒险汇报河南灾情

        长葛，位于豫中腹地的小县，在上个世纪50年代闻名全国。

        1958年8月7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视察长葛县宗寨村，走进宗寨村长势不错的玉米地里、谷子地里，并留下一张头戴草帽的照片。

        当时毛泽东要去考察宗寨村旁边的孟排村，因为这里有个“能人”，有非常了不起的发明。

        这个“能人”就是1954年任后河乡胜利一社（即孟排村，其后划归坡胡人民公社）支部书记马同义。马同义根据自己的种地经验，观察到：填平的旧井坑、壕沟和开沟的葱茬地，庄稼长得格外好。

        受此启发，马同义带人在1.2亩的土地上搞起了深翻实验。土地深翻1尺5寸，同时结合分层施肥、浇塌地水、平整土地（“三结合”）。在种了优良品种白马牙玉米种后，亩产破天荒地达到1037斤。比没有深翻过的土地增产了不少。

        其后，他们摸索总结出一系列土地深翻法，有：“鹞子大翻身”、“人工普遍深翻”、“前犁后套”等10多种方法。著名土壤学家熊毅(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把这种人工普遍深翻土地法命名为“马同义深翻土地法”。马同义因此被河南省授予省级特等劳模，孟排村因此荣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笔签发的奖状。

        孟排村和马同义随之在全国出名。

        1958年5月，长葛县委第一书记吕炳光作为先进农业县代表，参加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作了题为《土地大翻身，争取亩产800斤》的大会发言。

        毛泽东当时认为：长葛人搞深翻改土，“这是一大发明”。

        为推动“大发明”变成大增产，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部署，先是“五月讲”，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由时任长葛县委第一书记吕炳光作大会发言，毛主席当即予以高度评价：“感谢河南省长葛县委第一书记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这是一个大发明。深翻一遍，增产一倍，至少增产百分之几十。”

        然后“八月看”，当年8月7日，毛泽东亲临长葛视察。

        最后是“九月号召全国干”，当年9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向全国发出“一定要把土地深翻好”的号召。

        毋庸置疑，深翻土地帮助土地增产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但是，不管其他气候、土地等自然条件，在全国推广这种做法却是不可取的。最终，这一技术变成了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

        “运动”中各种不理性的声音开始冒出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地翻一丈深，亩产一万斤”等口号此起彼伏。

        自毛泽东视察过后，长葛的庄稼亩产数量蹭蹭往上长，到处是“大丰收”的喜报，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也“遍地开花”。

        如果吹牛不“纳税”，这“大丰收”的牛还不知道要吹多大。

        可惜好景不长，这吹出来的亩产谎言很快被“征购粮”打破。河南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都发生粮荒，公共食堂开不了伙，出现了大批浮肿病人和人畜非正常死亡。

        不光老百姓不想饿着肚皮再浮夸下去，中央也觉察出了问题。1958年11月、1959年2月，毛泽东先后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领导和部分地方领导参加的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和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着手纠正一些“左”倾错误。

        1959年，全国开展“反瞒产”运动，河南一部分反对瞒产虚报亩产数量的干部反而遭到批斗。高征购粮导致粮荒加重，更多的人畜死亡，河南信阳地区饿死的人更多。

        虽然当时河南省委领导极力捂盖子，但随着灾情的逐步扩大，问题通过不同渠道传到了北京。

        1960年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接到卫生部和内务部反映的情况后，不顾庐山会议掀起的全国“反右倾运动”，冒着被打倒的极大风险，立即、如实地向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

        董必武派人到信阳调查了三个月，写出一份调查报告上报党中央。

        中央震动。

        1960年1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会议，制定并下发《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要求彻底纠正“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风)错误，毛泽东在会上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

“弄虚作假是要害死人的”

        1961年4月10日，习仲勋，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之命，率当时的国务院机关党委书记侯亢，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赵守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孟夫，国务院人事局局长金树旺，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黄仁、田方等12人组成的中央工作组，来到“五风”典型长葛，展开蹲点调查。

        习仲勋要求工作队员不要只听各级干部们的口头汇报，一定要深入实际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认真检查粮食储备情况等。

        习仲勋带头做到这些要求。他利用傍晚沿河散步的机会，在田间地头和百姓交谈。晚上，他还到农民家走访。

        4月15日，习仲勋在时任长葛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和尚桥公社党委书记杨双成等人陪同下，到王庄村查看群众生活情况。

        习仲勋当时五十多岁，身着中山服套装，体态偏胖，短发背头，面带笑容，声如洪钟。在路上遇见老农张来头，主动上前与张来头握手并询问其家庭生产、生活情况，还主动提出到张来头家看看。

        张来头家一家八口，有三间破草房，一个小厨房。屋里有两张木床和有一个地铺，正中间放着一个小方桌和旧木板钉的三个木凳子。习仲勋招呼随行的人一起坐，但是没有一个人坐。习仲勋拉着张来头的手说：“不管他们，我俩坐下。”

        随后，习仲勋和张来头拉起家常，从置买家具谈起，了解张来头对办公共食堂的看法。

        习仲勋对弄虚作假深恶痛绝。他在杜村寺村实地调查时，发现某生产队一座楼上的山头镂花闷处填满了玉米棒，当地干部说里面存满了粮食，习仲勋严肃地说：“楼上若是存满粮食，楼板和墙壁能撑得住吗？”

        他还悄然向身边工作人员的亲朋好友打听当地的真实情况。

        曾在长葛县水利部门工作的赵裕民回忆，当时，他的妻子正好负责习仲勋的饮食工作。赵裕民回去探亲时被习仲勋请去一起吃饭，实际上这是习仲勋特意安排的一餐饭，他早已了解到赵裕民在农村搞反“五风”工作，想了解情况。

        习仲勋问：“你们这里过去‘五风’情况怎么样？”

        赵裕民：“我们长葛的‘五风’是比较严重的。”随后，赵裕民给习仲勋讲了工作队一位队员讲过的一件事。

        据1959年曾任长葛县南席公社党委副书记的翟建成反映，他曾参加过一次县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会上叫各公社书记汇报夏粮丰收情况。在会上头一名汇报的是大墙周公社党委副书记梅轩法，他说：“大墙周公社全社今年夏粮平均亩产446斤……”接着古桥公社党委书记李林士汇报说：“我社今年夏粮亩产达到1200斤的好收成……”说到这里时，县委书记吕炳光站起来指着梅轩法说：“你们大墙周的产量是怎么搞的，为啥这么低？”梅连忙说，这是我从电话里问公社秘书给我统计报来的，我可能没听清楚，我再去打电话落实下。”

        梅轩法赶快出来到厕所转了一圈，他心想古桥夏粮生产不比大墙周好多少，他敢报亩产1200斤受到表扬，自己报400多斤受到批评。他转了一圈回来指着日记本说：“是我电话没听准，实际亩产是746斤！”才算勉强过了关。

        翟建成当时思考南席公社的产量报多少好呢？他认为亩产1200斤太高，报400多斤挨批评，于是他报了亩产平均776斤12两（当时旧制十六两是一斤）。

        当时吕炳光对在场的县委副书记石立志说：“南席公社的产量还差不多，摸底摸得还怪细的。”南席公社得到了表扬。

        后来，翟建成告诉赵裕民说，南席公社亩产还达不到200斤。

        赵裕民还向习仲勋汇报了大鲁村的“浮夸风”情况。长葛县大鲁村的原支部书记刘伯岭说，为了不挨整，他曾把粮食亩产报得比实产高出5倍以上，不然过不了关。

        赵裕民刚汇报到这里，习仲勋就急切地问：“这种现象普遍吗？”

        得到“很普遍”的回答后，习仲勋说：“粮食产量怎么能瞎编乱造呢？这关系到国计民生，弄虚作假是要害死人的！”

“救人如救火，明天先到监狱调查”

        到长葛第二天，习仲勋就直奔宗寨村。

        1961年4月11日，习仲勋到存在问题最多、离县委机关最近的宗寨村调查。习仲勋提议，不进大队部，直接到该村大队支部书记赵宪章家。

        习仲勋了解到，有些大队领导干部，在上报产量时因不浮夸、讲实话而多次挨斗。特别是1960年种麦后进行整党，运动的重点是进行三类队改造，那些被定为改造对象的党支部书记、大队长、会计和和一部分生产队长，以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罪名被定为“右倾反革命分子”，统一按政治犯抓起来，当时还有100多人被囚禁在监狱里，有的还被内定为死刑。

        习仲勋当时面带怒色，让秘书张云记下了几个人的基本情况和名字。

        习仲勋严肃地说：“共产党就是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当干部就应该实事求是，说实话，干实事，不弄虚作假，也就是党章所规定的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像‘左’倾机会主义者靠浮夸能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脱离实际的‘五风’就是脱离群众，老百姓不拥护，这不符合当的原则和政策。”

        回到住处后，习仲勋由问县委副书记张继增核实情况：“赵宪章他们反映的所谓政治犯情况属实吗？”

        张继增说：“习副总理，你们中央领导在北京，对下面的情况不会清楚。在‘大跃进’中，整天‘放卫星’、创号外，一些领导干部为了创政绩，硬逼着下边虚报产量和生产数字。大部分干部唯恐挨整，一报产量，就推托肚子疼，跑出去蹲茅坑，不敢先报。因为，你报亩产300斤，第二个人就报400斤，甚至浮夸到一两千斤的，大有人在。到秋天，玉米亩产就吹到了11117斤。”

        为的啥?“光棍不吃眼前亏呀！谁说得早，谁倒霉呀!”张继增说。

        “这情况，你们县委第一书记不清楚？”习仲勋追问。

        张继增说：“书记他最清楚。1958年8月7日毛主席视察时，他自己就在主席面前把玉米亩产吹到1500斤，争取2000斤。毛主席当时莞尔一笑，问：‘会打那么多吗?拿到手里才算数!’他声称，秋后还要到北京向主席报喜哩。那玉米亩产11117斤的数字，就是他让上报省里、上报中央的。”

        习仲勋幽默地说：“原来他就是全国粮食产量浮夸冠军呀！他可给长葛人民群众闯了大祸，怪不得监狱里关了那么多‘政治犯’！救人如救火，明天咱先到监狱调查去。”

        第二天上午，习仲勋带领工作组的主要成员亲自到监狱调查，重点接见了太平大队党支部书记冯海成等人，对照材料详细询问。

        4月16日，习仲勋看了长葛县委和工作组的审查结果后批示：“真正的反革命是极少数，哪有那么多？要立即释放在押的所谓政治犯。”

        当日，有100多人被释放，获得了人身自由。这批人回到农村后，有的恢复原职，个别受到党纪和行政处分。

        冯海成回到家里后，听说那天在监狱里接见他的是习仲勋副总理，他心情很激动，夜不能寐。第二天他便步行8里路到县委大院工作组住处，要找习仲勋副总理当面致谢。

        县委通讯员小侯问冯海成：“你找谁？”

        “我要面见习仲勋副总理。”

        小侯笑着说：“习副总理那么大的官，谁想见就会见？他不在，你回去吧！”

        冯海成信以为真，泄气地走出县委大院。

        不一会儿，习仲勋从办公室走出来，问小侯：“刚才有人找我？”

        “有，是太平店的冯海成。”

        “他人在哪儿？”

        “我让他走了。”

        “你快去把他追回来！”

        小侯跑出去追了一百多米，才把冯海成追回来。

        当冯海成进屋见到习仲勋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一边叩头一遍痛哭：“习副总理呀！要不是您来搭救俺，我冯海成也会像岗刘的书记刘毛一样，含冤饿死在监狱里呀！”

        习仲勋马上拉起冯海成，说：“既然你平反了，说明咱们有缘。不要因祸丧气。群众认可你、拥护你，组织信任你。恢复职务后，你要大胆为群众利益工作，勤政廉洁，做到问心无愧。谁好谁坏，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冯海成感动地说：“习副总理，我可真是挨斗挨怕了！说实话，我本来想着这辈子不再当干部了，有您这一开导，只要组织上还用我，老少爷儿们还让我干，我冯海成听您的话，永远为党和群众的利益努力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亲自表态开仓放粮救灾

        在长葛，习仲勋和村民聊天，时常说：“老乡，和你一样，我也是农民的儿子。”看到农民打水抗旱，他也和群众一道绞辘轳、推水车，参加抗旱，还参加收麦、播秋等生产劳动。

        有一天，习仲勋看到推水车浇麦的福兴婶腿瘸着，不但推不动水车，反倒被水车杠子拖着在井台上转圈儿。习仲勋上前将福兴婶搀下井台，让她坐在树荫下休息一下。福兴婶无意中搂起了裤腿，习仲勋立马发现她的双腿浮肿得很厉害。于是，习仲勋就让她用手指按一按自己的小腿。按下去，就是一个坑，几分钟都不能弹回复原。见此，习仲勋潸然泪下。并向当地干部提出要让农民劳逸结合，恢复体力。

        当时，人民公社经常组织开会，被饿得有气无力的社员们白天干活，晚上或劳动间隙，还得无休无止地开这个会开那个会。有的会一开就是大半夜，有时老百姓散会后休息不了多长时间又要起来下地干活，实在吃不消。

        为让群众省点儿气力，习仲勋在县委扩大会上要求干部们：“开群众会，最多不得超过一个小时。开30分钟的会，群众还会多记住些东西。半天、一整夜的会，可能什么都记不住。时间长了，都在打瞌睡睡觉。群众是在劳动间隙来开会的，我们一定要爱惜群众的精力、体力。干部讲话一定要事先有准备，不要讲话不沾边，占去过多时间。”

        一位当地干部回忆：当时没粮食，很多人家只能找点儿红薯渣、红薯叶、红薯秆、坏红薯、玉米芯等，将其粉碎后弄成饭团充饥。当时还缺盐，饭团涩得咽不下去。为体会百姓之苦，习仲勋和群众一道啃这种饭团。那会儿，都能看到他眼中噙着泪花。

        在调查中，工作组发现了各个大食堂严重缺粮，群众口粮标准相当低，一个整劳动力每天的标准还不足7两，老人、妇女和小孩更低，况且还大部分是粗粮和薯干，人们严重缺乏营养，体质很弱，好多中年和老年人患上了浮肿病，小孩面黄肌瘦。

        习仲勋心情十分沉重。当他了解好多食堂因没有粮食已经早就散伙，大部分是在工作组来到时又重新开伙，他和县委研究后决定立即解散大食堂，把有限的口粮直接分到群众手中，让各家各户自行调配，老弱病残也都能吃上热饭熟菜。他又根据普遍存在的饥荒情况，指示县委向群众发放救灾粮、劳动补助粮，缓解群众生活困境，以便促进生产救灾。

        紧接着他提议在全县扩种蔬菜，尽量让群众多吃些副食补充营养，有效地降低了浮肿病的发病率，在极大程度上避免了因饥饿人口下降，挽救了人民的生命。当年严重春旱，小麦生产面临大幅度减产，他又号召全县迅速行动起来，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水源和农机具，进行抗旱浇麦，为夏粮减产的趋势降到最低程度奠定了基础。

        麦收以后，县里根据上级下达的三定征购基数3651万斤，全县实际超购289万斤，偏重于基本任务，造成群众的夏季口粮相当低，直接影响群众生活。完成征购后在全县651个大队中，有407个余粮大队，每人平均口粮151.7斤，最高的169斤，最低的101斤。自足大队5个，平均口粮136.6斤。239个缺粮大队，最低口粮不足百斤，个别只有五六十斤。粮食不足的局面更加严重。

        习仲勋发现这种情况后，立即召开县委常委会议，研究退库和统销，他还提出也可以动用储备粮，以解决群众口粮过低问题，要大家讨论。

        时任长葛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思考再三说：“习副总理，夏粮征购过头退库可以，这仅需要向上级打个报告说明情况就会批准。统销粮食每年上级也都会下达一定的返销指标，只是一般都在冬春两季，咱也可以请示提前发放。但国家的战略储备粮，我们县里只有为国家妥善保管的责任，没有中央的批准一粒也不敢动呀！”

        习仲勋听出了张汉英的语意，这是要他表态。

        他严肃地说：“在特殊情况下，要采取特殊的措施。由于夏粮这几年连续减产，给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现在动用一部分储备粮等于向国家预借，下年丰收时再补上，还保证国库的储备粮基数。今年是建国以来罕见的大灾之年，这比民国31年（1942年）河南的灾荒还要严重，那时候有多少家庭扶老携幼，背井离乡逃荒到陕西，在家饿死的、路上饿死或发生意外死亡的相当多，那是在旧社会，国民党政府只顾扩军和打内战，无能力实施救灾；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我们必须尽一切能力去解救民众的危难，拯救人民的生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会议室里，县委常委和中央工作组成员们面面相觑，无人发言。

        习仲勋看到这种场面，知道大家都在等待他拿出方案。他思考片刻毅然决定：“你们县委做好开仓放粮的准备，我马上打电话给中央和国务院，向周总理和小平同志请示，他们会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一定会给予破例的答复。”

        根据《长葛粮食志》记载，当年夏季全县共计退库小麦60万斤，统销返还粮341万斤，又动用储备粮62万斤，机动粮135万斤，节约种子粮132万斤，加上群众开荒收入（习仲勋指示群众开荒三年不纳粮）348万斤，奖售粮62万斤，其他粮16万斤，共计1156万斤，有效地解决了群众口粮严重不足的问题，缓解了全县夏季的粮荒局面，为稳定农村形势和发展生产起到了关键作用。

        

        （本文内容参考了《习仲勋在长葛》一书和《大河报》长篇通讯“习仲勋1961长葛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