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孔子学院 | 孔子学院或将成中国最开放机构

        按：本文作者潘玮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收录于《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海外中国观察》一书。作者授权澎湃新闻刊发其中部分章节。

        作者认为，设立孔子学院对发展中国家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确有显著提升作用。对于政治论争，作者认为历史上所有这些为文化外交而设立的文化机构都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此外，据研究，孔子学院会比完全由政府主导的中国媒体“走出去”项目更为成功，将可能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开放的机构”。

        当前，“软实力”日益被视为国家在全球化世界中发挥影响力的重要评估指标。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注意到，自上世纪末以来，中国在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领域日益注重自身软实力建设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汉语被视为其软实力的重要来源，汉语学习的国际推广被视为是增强和传播中国软实力的途径。

孔子学院的经济影响力

        那么，孔子学院是否增加了中国的软实力？其成效是否与其扩张速度成正比？这恐怕是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然而，软实力投放的实际效果很难进行定量描述。2011年，美国学者唐纳德·里恩（Donald Lien）等发表了对孔子学院经济影响的数据化模型研究成果，可谓一种开拓性的尝试。里恩等人指出，孔子学院在中国的国际贸易特别是吸引国外直接投资方面可能产生积极效应。

        西方经济学界的既有研究表明，提升文化与语言的熟悉程度，有助于增强双边贸易中的信任感，从而降低交流的成本。里恩等人的统计结果表明，设立孔子学院的发展中国家在吸引来自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确实有显著提升（增幅在46%-130%），另一方面，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总量也有一定幅度的增加（增幅在4%-27%）。相较而言，在发达国家中几乎看不到这样的影响。里恩等人就此得出结论，孔子学院通过在所在国家促进中国语言文化的学习有效降低了外贸中的交易成本；而且，孔子学院可以在海外华人移民与其后代、及移居国人民间搭建代际间社会网络，中国的跨国公司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社会资本，从而降低其在该国的投资成本。未来通过对更多跨国文化机构的比较研究和对软实力的量化研究，或能证明孔子学院在提升中国软实力方面确实发挥了作用。

        美国霍华德大学政治学系安妮塔·维勒（Anita Wheeler）和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埃文·霍根博施（Arwen Hoogenbosch）分别以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和赞比亚汉语教育为个案撰写的博、硕士论文，从侧面印证了里恩等人对孔子学院有助于加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贸关系的结论。维勒和霍根博施的研究都指出，近年来中非经贸关系的迅猛发展，推动了非洲大陆的汉语学习热。孔子学院作为中国公共外交的工具，在非洲取得了成功，其教学内容受到了高校学生和商业人士的欢迎。

        欧盟观察家网站的最新报告也显示，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成为孔子学院在欧洲扩张的积极推动力。特别是在欧债危机后，欧洲学习汉语的人数有十分显著的上升。2012年6月欧盟的一项名为“欧洲人和他们的语言”的调查显示，各个欧盟成员国国民对汉语学习的兴趣均有较大幅度提升，尽管目前在欧洲掌握汉语的人仅占总人口的0.2%，6%的欧洲人认为汉语是最有用的外语，14%的人认为自己的孩子应该学习这门语言。在2005年的调查中，这两项指标数值均不足2%。

跨文化传播中的权力关系：多歧的文化认同

        和语言一样，文化背后也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孔子学院在语言项目之外，力图以更为活泼的形式开展介绍中国文化的活动，但这些活动的内容及其所传递的中国文化的内涵却成为争议的另一个焦点。

        这些不满一方面针对的是孔子学院对中国文化的扁平化处理。法国哲学家于连（Francois Jullien）认为：“孔子学院展现只是僵化的文化模式，无法传递中华文明的复杂性”。詹启华（Lionel M. Jensen）则将孔子学院称为将中国政府斥百亿美元输出的“文化产业”，它“系统性地将中国传统中的多样文化简化为一种统一而古怪的商品”，最终成为一种“文化性娱乐（culturetainment）”。他认为，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因为在理念上，必须把中国文化简化为可以立即出口并能够被外部世界消化的文化吸引力。如果考虑到孔子学院的覆盖范围和扩张速度，这种文化输出必然成为一种无法与商业和政治分离的规模化生产。        另一方面，在中国内部对于什么是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核心价值的问题莫衷一是之时，很难向外部世界传递一个完整、统一的“文化中国”形象。比如，詹启华指出，孔子作为一个文化间交流的符号统一向全世界输出时，孔子符号的政治和社会意涵却在中国国内引起广泛的争议。

跨文化传播中的权力关系：文化外交的政治性

        孔子学院在海外媒体上引发的诸多政治争议可能使人们忘记了中国并非现代文化外交上的先行者。

        历史上，所有这些为文化外交而设立的文化机构都带有强烈的实用（政治）目的。比如，法国在普法战争失败后开始酝酿其文化外交政策，于1883年成立法语联盟。英国在1934年成立英国文化协会，以对抗当时轴心国的文化机构，反对“纳粹的全球文化霸权计划”；而德国在二战以后成立歌德学院的初衷是为了挽回德国的世界声誉。

        事实上，西方学界对于“公共外交”的定义与褒贬一直存在分歧。中性的看法认为，它是传播和宣扬一国的特定观念、理想，制度与文化，以及国家目标和当前政策的手段。持批判立场的观点则认为，它是维护和提升一国软实力而进行的国家和非国家层面的对外交往行为。由于“公共外交”本质上是一种政府行为，对其性质的评价总是在“传播既定事实”与具有负面和虚伪意涵的“宣传”的两极间摇摆。而就世界各国海外文化传播机构的创目的和实际运行来看，“文化的海外传播工作不是中性的，而是价值导向的”，文化工作不仅“能够支持外交政策的目标”，而且可以使“文化利用内化为外交政策的固有方面。”因此，20世纪末以来的西方传播学者普遍认为，“文化外交从来就不是非政治的，即便在通常情况下人们总是自然而然地主张其非政治性”。甚至有学者提出：“文化外交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披着文化外衣、以国家利益为诉求的政治活动”。

        就此而言，一些学者指出，孔子学院实际上无须讳言其政治意图。那么，孔子学院与其他国家的同类文化机构的区别在哪里？这种区别是否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它的国际舆论困境呢？

        目前，从事文化外交的文化机构大致被分为三种类型：一、由政府部门直接控制，多存在于法国、意大利、美国，以及文化民主主义强势的发展中国家；二、政府出资、非政府代理机构自营，如英国文化协会、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三、混合型，即政府保留控制权由签约非官方机构独立经营，如德国的半官营机构。

        按照上述分类，孔子学院应被归入“混合型”。然而，詹启华指出，孔子学院的办学模式是由中国官方注资，外方承办机构为高校等实体，且与国内同类机构建立联系是其必要条件。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孔子学院需定期向汉办汇报活动情况，这在事实上使它成为了中国国家的官方派出机构而非独立经营的文化组织。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安琳（Anne-Marie Brady）甚至认为，孔子学院立足于国外高校的战略设计，使得中国官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西方高校的汉语教学和中国研究。许多经费紧张的高校乐于接受孔子学院提供的额外经费和资源，但没有意识到在言论和集会自由方面可能付出的代价。哈丁格认为，由于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的特点，孔子学院并没有与国家完全脱离，故而无法涉及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话题。他在对德国孔子学院外方合作者的采访中发现，外方合作者明白隐形的政治尺度所在，尽量将一些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话题排除在外，这种事实上的自我审查引起了难以回避的伦理冲突。如果我们再考虑到孔子学院在欧洲许多国家是合法注册的境内机构这一点话，也许不难理解孔子学院引起部分国家政治担忧的原因所在。

        由于这一区别的存在，一些学者认为，正如2008年北京奥运的宣传那样，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哪个孔子学院可以阻挡西方世界对相关话题的讨论，更不可能抹去后者的既有印象。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一点使西方批评者如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昆士兰技术大学的福柯·哈丁格（Falk Hartig）的指责和疑虑，即便“并非全部言之有据，但也非完全子虚乌有”。

        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官方对于来自域外的批评之声并非无动于衷。比如，亚洲新闻台东亚主编萧伟生(Maria Wey-Shen Siow)指出，中国在孔子学院项目上的投资远不如一般舆论所认为的那样大。汉办2009年的预算为1.45亿美元（注：汉办的官方说法是2009年投入6000万美元），与英国文化协会每年10亿美元和德国歌德学院每年3.34亿欧元的投入相比，甚至与许多好莱坞影片的制作费用相比，仍是有限的。她认为，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政府对于孔子学院的急速扩张及其带来的负面舆论反馈是十分警醒的。

        尽管如此，有关孔子学院的新近研究表明，它会比完全由政府主导的中国媒体“走出去”项目更为成功。除了前文提及的语言文化推广对经贸关系可能存在的正面促进作用外，海外学者从孔子学院的办学模式中也看到一定的积极因素：“（中国）要走向全球化，必须对自己原本无法轻易接受的事物保持开放的心态。（在推广孔子学院的过程中，）中国在外力作用下不得不对此开放。”中外联合办学意味着中外在资金投入和运作方面具有对等的话语权，而且事实上中方在适应所在地环境、项目规划和教材编写方面不得不更依赖于外方合作者，这将保证外方的影响力以及合作条件丧失时的退出机制，实际上可以避免使孔子学院成为中国的宣传工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中方雇员具有反向文化影响的意义。在此意义上，孔子学院可能会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开放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