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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 • 布莱克威尔:要把中美关系管起来

罗伯特 • 布莱克威尔
2014-07-23 15:2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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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周恩来与亨利·基辛格在国宴上。

        作为亨利 • 基辛格的学生和一个笃定的现实主义者,我强调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互动关系的观点不会让你们感到吃惊。作为大国,作为全球体系中的中心国家和有影响力的参与者,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以及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 , 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无论在亚洲还是在全球,都对促进国际稳定、繁荣与和平承担着主要责任。

        在未来几十年中,没有广泛的中美外交、经济和安全合作,就无法实现这一切。如果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持久合作由于一方或双方的无能或误判而崩溃,如果美国和中国陷入对峙甚至冲突之中,第一个为此重大的政策失败付出代价的将是美国和中国人民,世界上其余大多数国家的人民也将会遭受损失。

        例如 , 如果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处理得非常糟糕,试想一下这将会对我们各自国家所面临的巨大的国内挑战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想象一下这将对全球经济动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考虑一下这将对整个亚洲紧张局势的大幅增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事实上,在这个广大的地区,没有一个国家想要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出选择。大家也可以再想一下,这对于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以及处理朝鲜和伊朗核武器计划的努力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消极影响?

        尽管存在这些艰巨的现实,在中美两国中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认为中美争夺霸权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似乎渴望对抗,渴望彼此视对方为敌人。这些人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某个人曾预言他的村庄会经历一场灾难,然后就放火烧了它

        在这种严峻的环境下,美中两国领导人——包括现在的领导人和他们的继任者——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他们需要洞悉国际动荡不定和双方相互猜忌的迷雾,为两国政府间的积极与持续互动,描绘出未来的途径。

        与此同时,某些人所鼓吹的 G-2 从来就没有可能性或可取性。中国有太多的其他重要的双边关系,而美国也永远不会通过这样一个 G-2 安排来削弱其同盟体系。此外,中美两个国家尽管自身十分强大和有影响力,但如果没有很多其他国家的密切配合,从长期来看,也无法真正解决诸如国际经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能源、气候变化、反恐等全球性问题。所以 G-2 不可取。

        目前,中美双边关系存在着严重的麻烦。不信任感渗透到了它们共同讨论的许多 ( 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 ) 问题当中。它们各自质疑对方的目标、动机、策略和行动。迄今为止,华盛顿或北京任何一方试图给予对方的“再保证”(reassurance),看上去都不足以消解中美之间陷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这一术语是我的朋友和合著者格雷厄姆 • 艾利森(Graham Allison)界定的。修昔底德指出,雅典的崛起及其在斯巴达引发的恐惧,是公元前五世纪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

        也许是部分考虑到这种危险,习近平主席提出在中美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以减少误解和误算的可能性。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倡议,中美两国政府应该系统地加以落实。所谓新型大国关系,应该比现行的做法更坦率,也应该具有更高的水平,不要搞成成排的官员在华盛顿或北京隔着桌子相互教训那种样子。

        官僚们总是希望今天做他们昨天做过的事 , 明天做他们今天所做的事。因此,来自北京和华盛顿的代表们必然是例行公事式地增加指控对方的清单。我们所有人都熟悉那些僵化和不断重复的谈话要点。

        美国抱怨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破坏稳定的行为。中国反对美国重返亚洲,将其描述为企图遏制中国,防止它获得强国地位。美国想知道中国军事建设是否是无限制的,并对其终极目标表示怀疑。中国则十分不满美国对其边界线的抵近侦察活动,并且指控美国的霸权主义、威胁和恐吓。

        美国批评中国的人权实践。中国则拒绝美国“干涉”其国内事务,这令它回想起早些时期的外国干涉。美国抗议人民币的币值被低估,抗议中国的强制性的商业行为和缺乏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则声称,美印关系的转型以及美国亚洲同盟的加强是针对中国的。华盛顿谴责中国的网络攻击,北京也谴责美国的网络攻击。诸如此类的例子,也体现在最近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在新加坡主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中。正如中国谚语所说的那样,“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我相信美方观点更胜一筹,我持有这种态度并不会让你们感到意外,但在这个场合我并不想评论两国在其争论的每一个问题上的是非曲直。这并非是我今天想在这里讨论的主要问题。相反,为了使这样一个华盛顿与北京之间高强度的、高水平的双边对话获得有益的成果 , 首先应该避免使双方的争论主要集中于所谓对方的诽谤中伤和背信弃义的行为。这种流行的争论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而且更为糟糕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导致美中双边关系的系统性恶化。其破坏性后果,正如我之前所列举的那样。

       美国和中国都希望在公开声明中继续表明各自的立场,双方之间的严重分歧不太可能缩小。因此,亨利 • 基辛格与周恩来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极为私密的会谈,应该成为探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倡议的样板。正如基辛格在其《论中国》(On China)一书中所指出的,自 1972 年以来,“我们所接触到的是一种更接近于传统中国外交的外交风格,而不是同其他共产党国家谈判过程中所熟知的那种迂腐程式。”

        在一种远离公众视线的的政府间会谈形式中 , 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应该首先坦率地表明 ( 请不要用说教式的表述 ), 他们对各自所认定的国家利益的追求,如何以一种增进中美合作及避免冲突的方式来加以限定。他们应该承诺在两个或三个议题上展开合作 , 这将对于中美双边关系、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一项真正的、积极的贡献。从亚洲安全和气候变化的主题入手,可能是一个好的开端。为了启发新思维和提出创造性的政策举措,如果领导中美这些会谈的两位高级人士不直接隶属于国家安全系统的指挥序列的话,其结果可能是最为理想的。

        在这样一种高度私密的双边会谈中,我推举的美方对话人的候选者将会是白宫总统顾问约翰 • 波德斯塔(John Podesta)。当然 , 他在中国政府中的相对应的人物,也必须获得习近平主席的完全信任。让我们明确一点,政治家必须做出选择 , 他们不能什么都做。时间是我们政府领导人最宝贵的资源。我的建议是,他们需要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中美关系上,同时减少一些他们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的责任,无论这些问题是巴以冲突、“金砖五国”,还是其他什么事情。当然,我们无法保证如此高级别的努力就会获得成功,但它们应该被加以尝试。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我向你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华盛顿和北京的政府首脑需要迫切和集中解决的问题当中,有什么样的国际挑战会比中美关系恶化更为重要的呢?对于双方而言,在这些腐蚀性环境中一如既往地从事争议性的活动,那就不仅仅是目光短浅,而且会越来越危险。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双边关系发生断裂,接下去几乎必然是在某个时间点上出现中美危机管理的失败。然后,在座的各位同行,接下来将会怎么样呢?

        感谢你们的关注。

 ***

罗伯特 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亨利 基辛格美国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副院长、美国驻印度大使。本文为布莱克威尔2014 6 18 日在上海举行的太湖世界文化论坛上的讲演稿,刊于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简报》201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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