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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外刊扫描 | 还说“大公遇刺是一战导火索”你就Out了

澎湃新闻记者 彭珊珊 整理
2014-07-25 12:3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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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历史评论》:重新检讨一战为何爆发

        关于一战的起源,我们可以说,最早的解释出现在1914年7月23日下午5点,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这著名的七月最后通牒提出了十条难以实现的条款,一般认为它实际上是奥匈用以惩罚塞尔维亚的开战理由。然而抛却这个背景,它读起来仍似一纸严厉的控诉书,控诉它所叙述的犯罪国家;而塞尔维亚也即时地作了反击和辩护——你看,战争还没打起来,参与者们已经在忙着争夺叙述历史的话语权了。所以从一开始,战争参与者就在利用历史分析、政治利益、道德判断、法律雄辩来争夺解释冲突起源的话语权。

        德国战败后曾一度被扣上所有的战争罪过,直到1980年代以前的历史学界研究都在同一个问题里打转,就是如何解释德国的侵略扩张政策,以及其他国际力量的反应。然而80年代后关于一战起源的研究有了更多的考虑方向,包括对英、俄、法政策的批评、对世界经济的探讨、对国际关系博弈的考量等,总之费迪南大公遇刺已经不重要了,在那个七月潜伏的一系列危机才更受重视。

        William Mulligan发表在第538期《英国历史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上的文章《审判仍在继续: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的新方向》(The Trial Continue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回顾了2010年以来英文学界出版的10本关于一战起源的著作,向读者呈现了研究的新趋势。

        首先是军事视角。1914年之后各国政治和军事领袖对战争规模的预判,包括对战争结束时间、对自身及对手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的预估,是研究战争起源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查考几个关键人物的战争观念很重要。第二是这一时期正在转变的外交文化。20世纪初,外交官自诩为“和平守卫者”的角色被兴起的和平主义运动和国际法所消解。在一系列国际会议之后,外交官控制国际关系的模式被挑战、被重塑了,外交官现在必须仰仗国家实力(Power)来维持国际秩序,而正是国际法建立起这样一种秩序,让国家凭实力说话。第三,有研究对俄国外交政策做了重新解读,包括对东欧、中欧各国的相应研究,试图重新检视我们对于1914年以前国际秩序如何运作的理解。

        尽管这些书侧重的主题不同,有些问题和关怀是一以贯之的,例如战前几十年大国政治如何运作,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互相依存,国际法所扮演的角色,对地缘政治的考量等。

      

《环境史》:清朝如何治理蒙古草原环境问题?

        美国的亚洲史学者David A. Bello在《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2014年7月刊上发表论文探讨18世纪清朝对蒙古草原环境灾害的治理及其对蒙古人身份认同产生的影响(Relieving Mongols of Their Pastoral Identity: Disaster Management on the Eighteenth-Century Qing China Steppe)。

        清朝通过文化、制度和军事手段在内亚获得了极大的地域扩张并保持了和平稳定。比起在海洋领域方面的表现,清朝在处理内亚的民族和国际问题上是相对成功的,然而她仍然面对着前朝从未有过的复杂问题。在内蒙古,人、气候、植物、水资源、动物以及这片作为边疆的土地,有机统一于一个帝国的畜牧业的秩序下。牧民与其畜养的牛羊等牲口之间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这种联系也是整个帝国畜牧业秩序的基础。然而这种联系总是被恶劣的草原环境所破坏。清朝对于这种不可控的自然环境的应对方式,是强制当地的统治者提供农业式的救助(如谷物),而非采用畜牧业的办法。这使得蒙古人与他们的牧群渐渐疏离,最终从对牧人的身份认同中疏离,而这种认同正是清朝在蒙古边疆统治秩序的基础。

        

《口述历史》:家族史视角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最近家族史研究蔚然成风,远的不说,近日就有周锡瑞(Joseph Esherick)的《叶家:一个中国家庭的变迁史》中文版出版。历史学家来写自己的家史有一种独特的沉浸又抽离、动情又冷静之感,口述更是如此。2014年上半年的《口述历史》(The Oral History Review)登载了南非开普敦大学历史学者Sean Field的文章,记述其父辈的二战记忆及其对后代的影响(Loose Bits of Shrapnel: War Stories, Photographs, and the Peculiarities of Postmemory)。

        作者以丰富的文字和照片资料追溯了父亲的二战故事以及自己和兄弟的成长。这是一篇自我反思的文章,作者在反思大屠杀史学和大屠杀的代际遗产,批评了“创伤传递”的概念。他认为在父子关系中的焦虑、失望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记忆就像手榴弹。代际遗产,不应该是关于过去的战争暴力,更多的应该是关于父母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控制情绪,在孩子的日常生活中成为足够好的父母。作者在文中的叙述涉及三代人,并将父辈与自己、自己与下一代之间的代际关系作了对比。

        

《过去与现在》:犹太人旅行社引发的东欧禁止移民运动

        芝加哥大学的Tara Zahra在牛津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杂志《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第223期上发表文章解读中欧东部自1889—1989年的移民政策(Travel Agents on Trial: Policing Mobility in East Central Europe, 1889-1989)。

        1889年冬,在奥地利一个小镇进行的审判引起了公众和舆论的关注。本案被告是一些犹太人旅行社,它们位于今天世人皆知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所在地,犹太人发挥他们的经商天赋,在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铁路线的交界处将移民生意经营得红红火火。自1880年以来,成千上万的东欧人开始通过德国汉堡和布莱梅的港口向北美迁移。本案中的65名被告即被指控引诱这些移民抛弃家园,追求“美国梦”。检察官表示,所谓的美国财富不过是一个谎言,实际上东欧移民被送到美国的工厂、矿山当苦力,或被送到妓院。被告人被指控一系列不光彩的罪名:欺诈、走私、受贿等等,而大部分移民都为了去美国而倾家荡产。

        这一案件广受关注,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犹太商人腐败案,它所牵扯的远远不只是几家旅行社那样简单。正如检察官在最后陈述中说的,这个审判是对移民行为本身的全民公决,“这是当下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之一”。他认为移民将把哈布斯堡帝国的立国之本——自由——置于危险的境地。他认为这些旅行社的罪恶并不亚于将奴隶交易引进奥地利的自由土地。这一审判标志着中东欧地区此后长达一个世纪禁止移民、控制人口流动的开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铁幕之下的“圈养”人口成为了典型的共产主义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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