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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之眼︱沈志华解读中国处理陆地边界纠纷的方针
“黄祸论”,发端于欧洲,它源自蒙古人进攻欧洲时给白种人带来的恐惧记忆。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祸论”甚嚣尘上,矛头针对中国及日本。
2013年12月台湾《成大历史学报》发表孙隆基论文《1908:黄祸论的一年——中、德、英三国文本的比较》,通过1908年中、德、英三国各自出版的一部科幻小说,对它们作出了历史分析。在上海有作家梦想以中国取代日本,遣舰队西征欧洲,至1999年成为世界超级霸权。一部德国的作品则想象在不远的未来日本将侵占美国西部,华侨为其内应。在英国大文豪韦尔斯笔下,则出现对未来空权的预测,他幻想在德国空袭美东期间,被在航空技术上已赶超西方的日中大亚洲同盟从中插入,击溃了交战双方,世界陷入普遍的空战,人类文明因而解体。事实上,三个小说,评说的都是时事。
《二十一世纪》:沈志华解读中国处理陆地边界纠纷的方针
沈志华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第143期上发表文章讨论冷战时代中国如何处理与周边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他首先分析冷战时期的领土争端背景,指出新中国政府要实现国家领土属性的现代化转型面临着巨大困难。随后他解读这一时期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特点是“现实主义”。共和国初期,中共中央对中国与周边邻国边界存在的未解决问题采取“暂维现状的方针”。1950年代中期,为了稳定周边环境、突破帝国主义封锁和包围,中国开始解决边界问题,并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制定了通过和平谈判、依据国际惯例解决边界纠纷的基本方针。沈志华认为,中国政府最初确定解决边界问题的基本方针和谈判原则是比较合理的。
《近代史研究》:金冲及、罗志田等笔谈“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
2014年第4期《近代史研究》发表一组笔谈,探讨“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导言中这样说道:“‘民族复兴’是一个求诸‘内’的目标,却是向‘外’奋力求生的产物,是一种自外而内的自反与自信。正因如此,中国近代那些深创巨痛的危急关头,尤其是像甲午、九一八、七七之类的严酷时刻,几乎出现在每一位相关论述者的笔下。”
笔谈篇名、作者如下:
篇名 | 作者 |
“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 | 郑大华 |
近代以来民族复兴思潮的历史演进 | 金冲及 |
国家目标的外倾——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的一个背景 | 罗志田 |
民国各政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论 | 黄兴涛 |
近代的文化危机、文化重建与民族复兴 | 郑师渠 |
民族复兴话语下的中国现代学术 | 郭双林 |
中华民族复兴论与国民性改造思潮 | 俞祖华 |
民族复兴之基石——农村复兴思潮的兴起与演进 | 王先明 |
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论 | 荣维木 |
《新史学》:看19世纪的日本与中国如何理解“共和”
2014年6月台湾《新史学》杂志发表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助理教授蓝弘岳《十九世纪日本与中国政治思想之“共和”论述》一文。蓝弘岳,东京大学博士,专研日本近代思想史、东亚思想文化交流史等领域。
“共和”一词源于汉文经典,但作为近代思想史所讨论的“共和”,其词汇和概念则是由日本传入。蓝弘岳在文中从政治思想史和社会史的角度,就幕末树立雄藩联合政权的行动与论述,及福泽谕吉的启蒙论述和明治时期的自由民权论述,乃至就孙文与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相关论述去探寻“共和”概念在近代日本思想史的意义。然后,在讨论黄遵宪和梁启超、孙文等清末知识人的“共和”论述基础上,再就立宪派《新民丛报》与革命派《民报》的政治论争,分析两派对“共和”理解的差异,及“共和”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重要政治概念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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