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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作海的“乱码人生”:人要过平凡的日子,很难

澎湃新闻记者 孙丹
2014-07-26 08:5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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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作海无罪释放后,成了一名环卫工,工作时碰到大雨,他在路口银行里休息。  澎湃新闻  孙丹 图

        酝酿了几日的大雨,突然在中午时分倾盆而下。原本车辆川流不息的商丘市归德路路口,在雨声中渐渐安静下来。

        将三轮车停靠在路边后,穿着环卫马甲的赵作海快步走到路口的银行避雨。

        上午的活儿告一段落,赵作海从兜里摸出一盒五块钱的红旗渠,蹲在地上,边抽边和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聊天。“人要过平凡的日子,难,很难。”

        2010年5月,赵作海背负的“故意杀人案”,被河南高院认定为错案。服刑11年的他被无罪释放,并获赔65万元。

        案子虽然结了,但赵作海的生活却没有归于平静。命运的河流不断泛起涟漪,使他不仅因赔偿金与亲戚、儿子反目,还因误入传销、从商失败致使生活破落。

        2014年3月,在商丘中院的安排下,他成了一名环卫工,也算有了吃饭的门路。

 “有住的地方,就是家”

河南商丘,赵作海正在工作,偶尔会捡拾塑料瓶和硬纸板去卖。  澎湃新闻 

 孙丹 图

        “没有周末,不能放假,就春节可以休一天。”

        每天早上5点起床,从出租屋骑着小轮自行车到工作地,得花上四十多分钟。然后赶在6点前,拿上清扫工具、换骑三轮垃圾车再赶到清扫路段,开始一天的工作。

        说起环卫工作,赵作海没什么抱怨。“人都说你拿了赔偿金,怎么还要扫大街,我说这是领导安排的,给城市美容,挺好。”

        工作到11点半,赵作海会抽根烟,和同事聊会天。到12点时再骑车回家吃午饭。稍事休息后,赶在2点前骑回清扫路段。一直到下午6点,才算结束一天的工作,他会带着一些捡拾的塑料瓶和硬纸板回到出租屋。

        出狱后,闲了近四年的赵作海,刚上岗时并不太适应,毫无工作经验使得他常常累得筋疲力尽。心情烦躁时,他会给妻子李素兰打电话“诉苦”,有时一小时就得打两三个电话。

        好在工作慢慢上了轨道,摸出规律后,赵作海也习惯了这样的节奏。但毕竟已经62岁了,他有时还是会有些吃力。

        李素兰偶尔会抱怨他过于认真:“这么多车,马路中间的垃圾你先不要去捡”“要注意安全,工作永远做不完,慢慢来”……

        抽烟是赵作海为数不多的“休闲活动”,可李素兰告诉澎湃新闻,最担心的是赵作海的身体,“现在有高血压,不能抽烟喝酒。”老赵倒也“听话”,上一秒还在边抽边说“没事,工作太累,要放松放松”,下一秒看见妻子立马扔掉烟头。

        “你李阿姨工作时,我休息。现在换换,我有工作了,让她休息一下。”赵作海说到这里,笑了笑,“她在家,还能给我做馒头、煮粥喝。”

        之前,李素兰在一家家具卖场上班,现在不做了。她说:“想出书、办网站、开微博,帮需要帮助的人。”

        “(环卫工作)每个月有1200块,还有5亩田包给政府,每年五千,也够生活。”赵作海和李素兰住在商丘道北、约三十平左右的出租屋里,月租四百多元。

        在经历了儿子结婚用钱、亲友借钱、被儿子取款14万元、误入传销和开旅社失败之后,赵作海当初拿到的65万赔偿金,大概还剩下一二十万元。

        如今,这笔钱都放进了一家投资公司,每月可领到一笔收益。至于钱究竟投向哪里,有没有风险,赵作海一概不知,“不知道现在有多少钱,够吃够喝就行。”

        李素兰也对此表示,不方便透露,但她认为“存在银行,只会越存越少,到时候什么都买不起,还不如做些投资”。

        对于金钱、工作和生活,赵作海比以前看开了很多。刚出狱时,他还当过一阵子“公民代理人”。那会儿,赵作海还住在柘城,慕名找他“洗刷”冤屈的人,差点将门槛踏破。他会在大堂中间挑一把椅子坐着,颇有威严地说“你们有什么冤屈,都告诉我”。

        现在,偶尔有人来“伸冤”,赵作海会闷头回避,大多是李素兰在招呼。

        而今,赵作海似乎对什么都是淡淡的态度。

        当被问及以后想不想回老家养老时,赵作海微微叹了口气,“没法说未来,未来说不清,过好现在。住的地方,就是家。”

“半年回去看一次孙子,不过夜就走”

赵作海位于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镇赵楼村的房子,因一直大门紧锁,未有人居住,落满尘埃。  澎湃新闻 

 孙丹 图

        孩子,也许是赵作海心里解不开的结。

        蒙冤入狱11年的断层,割断的不仅是和社会的联系,还有和亲情的牵绊。

        赵作海刚入狱时,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年纪都很小。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赵作海几乎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印记,没有感情。等到他出狱,孩子们都有了自己的想法,沟通起来,难免磕碰。

        然而,现在回想起来,赵作海还是会说,四年来最高兴的时候是“给大儿子结婚”。可以说,这是赵作海出狱时的“头等大事”,也是他当时拿到赔偿金的唯一规划。

        释放后的第三个月,赵作海的大儿子赵西良就将媳妇娶进了门。赵作海还在政府给自己建的新房边上,花了两三万帮大儿子盖了新楼房,加上8万的彩礼钱,这场婚礼花费近10万元。

        可这并没有换来生活的安宁,反而成了矛盾的开端。

        五十多万元的“巨款”成了赵作海招人怨恨的导火索。“借的时候,都是俺兄弟。要钱的时候,人家就说,我可借你几个钱,你可有几个钱了。有啥了不起的?以后还你。哪有钱还哦?他光说大话,不会还你的。借钱必然交友,可要债却结怨头。”

        而与赵作海亲近的妹妹,也因妹夫借钱嫌少等问题生分了。面对亲友伸来的手,赵作海说,“借也闹僵,不借也闹僵,不如不借。”

        出狱后,离了婚的赵作海也希望身边有个伴。那时,每天都有人上门找赵作海维权,李素兰也是其中之一。2011年4月,他和李素兰领了结婚证。可婚后,李素兰常与大儿媳发生矛盾,吵得不可开交。

        更令赵作海始料未及的是,可能担心李素兰会管住剩余的钱,大儿子趁他离家之时,从存折里取走了14万元,而后离家打工。

        让大儿子还钱也不是,报警也不是。赵作海和大儿子之间,关系愈加冷淡。

        而后,“投资”失败、误入传销的赵作海,不忍妻子与大媳妇争吵,索性带着李素兰搬到了商丘市。从此,亲友间的往来几乎为零。

        “嗯,和儿子的关系比前些年好些,二儿子会把存折放我这保管,拿着到处跑也不安全。”赵作海说起孩子时,依然精神头十足,“三儿子赚的也不少,三千多一个月,我让他留着自己花,年轻人花的多,不要想着老人。我也不缺钱用,自己能赚。”

        但对于孩子们的近况,赵作海却只知道,老大在济南打工,老二在北京,老三在南京,女儿没来看过自己。

        “大孙子已经三岁了,名字是他外公取的。”赵作海说起孙子有些兴奋,但又有些尴尬,“春节回去看过,回去得带礼物带钱,没有带也不好回去。”

        五月,田间的麦子开始抽穗,放眼望去,宛若一片青纱帐。澎湃新闻记者沿着赵作海回家的路线,从商丘坐车到柘城,再转车到老王集镇,然后搭便车到赵楼村,花了两个多小时。在老王集镇,几乎无人不识赵作海。

        寻到赵作海家时,一把生锈的铁锁正把守着两扇红色铁门。从门缝中看去,因长期无人居住,院子里落满了枯枝和沙石。

        一墙之隔是大儿子赵西良的家,铁门颜色很新,院子里也收拾得干净整齐。

        “收麦子、播种时,我会回来,然后再出去打工。”正好碰上大儿子回家,他告诉澎湃新闻,“他(赵作海)和亲戚完全不联系了,不知道他有了工作。”

        “他半年回来看一次孙子,也不过夜就走。”问到关于赵作海的问题时,赵西良很多时候只是笑笑,表示“不知道”、“听不懂”,谈话间提起的似乎是个不大熟悉的远房亲戚。

        领路的村民告诉记者,“当年赵作海和家人不和的事情闹得很大,他去了商丘以后,很少回来。”

 “平平凡凡的,也挺好”

        “11岁就做生意,17岁到湖北参军,四年得过四次嘉奖。”

        回忆起入狱之前的人生,就好像翻开了另一本小说,赵作海滔滔不绝地给记者描绘着当年的情景,“四年四次,很少见的。”

        说到兴起处,赵作海还操起了当年参军时练习的正步走,“一二一,一二一。”

        “这和在监狱里,完全不一样。在监狱里,得抱着头蹲着。”话锋一转,赵作海眼神里的光也跟着暗淡了。

        “参军回来,我带着前妻去了延安十年,做做生意,卖卖中药,回来种种辣椒,产量也不错,后来就出了你知道的事。”

        “在监狱里,一举一动都有人看管,没有自由。在里面,就是吃饭、干活、学习。”赵作海笑了笑,“我把干活赚的(兑换)票、生活费塞在瓶子里藏在床下,等出狱的时候一看,嘿,竟然攒了不少钱。监狱长说,赵作海你看着挺老实,想不到挺机灵的嘛。”

        虽然,言语间努力轻松地叙述着,但委屈和不平还是在回忆中涌了出来,赵作海好几次默默抹掉了眼角的泪水。“他们说,知道你是冤枉的,知道你很苦。那时候,我就哭了。”

        现在,他已不大愿意再提起这些过往。“出来以后,社会变了,和孩子也没什么感情,都不一样了。”

        冤案打乱了既有的生活节奏,就像在《肖申克的救赎》里,蹲狱多年的老布无法适应外面生活,选择自戕。赔偿金根本填补不了11年监狱生活给赵作海带来的巨大断层。

        这不是赵作海的个体遭遇,而是一种投射:从佘祥林、张氏叔侄到“川版赵作海”王本余,都呈现出种种生活错乱:佘祥林,出狱后做过啤酒销售、开过饭馆、被朋友骗过,他“努力想跟上这个社会”却发现力不从心;王本余,蹲了18年监狱后,父母去世、养女远离,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

        对冤案当事人的救济方式,难道只能赔钱了事?能否更系统化、立体化地进行善后救济,比如进行专业心理指导、再就业指导、“跟踪式服务”,等等,帮助他们和社会接上轨,不再过着“乱码人生”?

        采访时,有认识赵作海的市民告诉澎湃新闻,“他这辈子挺苦的。照顾不应该只是给钱,还得告诉他怎么用这个钱,怎么融入这个社会。不然,受了那么大委屈,到头来,什么都没得到。”

        “现在什么都不想,也不想回去。和老赵在一起,就是家。”李素兰说,儿子以后结婚都需要房子,回去了房子不够。

        对于现在,赵作海也没啥要求,“以前过得很坎坷,现在只想过平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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