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 | 周锡瑞谈妻族叶氏：一个中国家庭的百年沉浮

        编者按：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1942年生，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荣休教授。196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71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师从列文森、魏斐德。长期研究农村社会和民众运动，对于中国革命有着持续关注。周锡瑞教授是当今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他于1987年出版的著作《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堪称相关领域的扛鼎之作，曾获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最高奖——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

        在英文著作Ancestral Leaves: 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叶：一个中国家庭的变迁史》）中，周锡瑞研究了他的妻族叶氏一门自晚清至共和国六代人近二百年的历史。周锡瑞的夫人叶娃女士出身于中国有名的大家族天津叶家，高祖叶伯英，官至清朝陕西巡抚。其父叶笃庄是著名农史学家、翻译家，译有《物种起源》、《达尔文进化论全集》等；三伯叶笃义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七叔叶笃正为著名大气物理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从晚清、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到1949年以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众多家族成员——清朝官员、银行家、民主人士、留日/留美学者、中共高级干部、相声演员、家庭主妇等——在个体生命与历史相遇时走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政治如何介入家庭、家庭如何应对社会变迁，这都是周锡瑞所关注的。2014年6月，周锡瑞在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做了题为《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家庭与国家》的讲座，讲述这一研究的缘起，并与在场学者、听众讨论了当下中国的社会流动、家庭结构变化等话题。

        周锡瑞先生授权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发布演讲及讨论内容以飨读者。本文经周先生本人以及《叶家》译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孟繁之先生审定。

        

        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在中国讲中国历史，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小学生在这里班门弄斧，（可能有很多）不合适之处。不过，我觉得我们可能有局外人的观点，能看出（或谈出）一些不同的东西来。

研究家史的缘起：岳父写了回忆录

        这次研究叶家的家史，大家可能都已经听说过。我爱人的父亲（叶笃庄）写了一部回忆录。他写回忆录的原因很清楚：我爱人这一代都是“文革”期间长大的，她父亲觉得这种“黑五类”家庭——清朝时候做过官，祖父是大资本家，父母是知识分子（“臭老九”），“反右”时父亲被关起来，关了将近20年——对我爱人和她的姐妹来说，一直是负面的存在，是一种思想和精神包袱，因而看不到家庭的全貌。我们的孩子在美国出生后,叶笃庄写了他的历史,为的是让他的第三代，能从中了解自己是从哪里来。

        这部回忆录包括了他在天津的少年时代。他那时候跟他父亲（叶崇质先生）、 父亲的太太以及两个姨太太，十一个兄弟、五个姐妹在一起生活，真是一个大家庭。他从如何在这样一个家庭长大写起，到后来上南开中学，又留学日本回来，参加革命，等等，一点点把故事写出来。二十多年前我就看了这部回忆录，但那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将它利用到我的研究上。也就在那时，我遇到华中师大的章开沅先生，他很看重这个材料， 同时鼓励我， 让我把叶家的历史写出来。最近，中文译本《叶家：一个中国家庭的变迁史》即将出版，我岳父叶笃庄先生的这部回忆录也要同时出版，大家届时可以互相参证，比对在一起读。

历史新写法：年谱、族谱和诗集里的家族与社会

        我是1994—1995年在北京工作访问时，在北图善本部找到的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的叶伯英年谱《耕经堂年谱》的。现在这部年谱已经作为“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的一种印出来了，但那时还没有。叶伯英做官至陕西巡抚。所以这又多了一个线索，而不光是20世纪这一代人的历史了。

        我岳父（叶笃庄）是在天津出生的，不过他们的老家在安庆。我们找到安庆的叶家祠堂，也是经过章开沅先生帮助的。

        （叶家）家里记得小时候有一个族谱，不过北京天津都找不到，“文革”时候毁了——封建家庭出来的一个东西，对家里没好处。农村则不一样，当时通过章 先生，我们已经了解到有个叫“叶祠”的村子，基本上全是姓叶的，队长、大队长、书记都姓叶，从这方面说，把族谱毁了也不合适吧。我们想有可能回安庆能找到。 章先生让他在芜湖的学生去看看有没有叶家族谱。他给我们回信说，找到了叶家的祠堂，还有一位掌握叶家历史的农村老先生，比较有文化，每年过年的时候给人家写对联。章开沅先生的这位学生跟老先生谈了以后告诉我们，他们可能有点材料，但是不肯说。

        我们1995年春节的时候坐船前往安庆。我们找了一份安庆地图，注意到郊区有一个叫“叶家老屋”的地方，虽然名字不对，我们还是叫了出租车去了一趟。去了以后觉得应该是对的。当时的叶家祠堂是大队办公室。他们给我们介绍了一位老先生，叫叶萃章。我们谈得非常好，老先生挺爱谈的，他大概觉得跟我一个高个儿大胡子老外，谈谈也没关系。我是跟我爱人叶娃一块去的。虽然大家都姓叶，但不见得是自家人，所以谈来谈去他还是有顾虑。为什么有顾虑呢？我后来发现，我岳父那一房，差不多一百多年都没有回去过安庆，他们是太平天国打进来的时候离开的，1890年回去过一次，那次还是因为叶伯英和他的父亲叶坤厚去世了，晚辈们想把他们葬回老家。这两位都是清朝大员，但在老家的叶家人都是农民，很穷，见来了两个浩浩荡荡的大棺材，就把他们一行人关在祠堂里，问他们要钱，或者建学校，或者买地，（否则）就不让他们埋人。关了一个月，他们最后答应了。但答应了还不让埋在叶家坟地，说是官太大了会压住风水，所以埋到了外头。从此以后，这一房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以后，叶家的人都埋在了北方和江苏， 再也没有回过安庆。 现在想起这个，他们有顾虑，觉得我们回来，该不是为了坟地的事吧。

        直到后来我们拿出了一张家庭合影的照片， 才打破了这种不信任感。

        左二是我岳父叶笃庄 ；左四是叶笃义，民盟中央副主席；中间是叶笃正，科学院副院长，大气物理学家；右三是叶方（叶笃廉），中央党校理论部书记，右二是十二叔叶利中，说相声的；右一是方实（叶笃成），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书记处书记。 叶家人鼻子都比较大，安庆叶家也是。看了照片，名字也和族谱上的一一对起来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叶萃章就不把我们当外人了，也开始信任我们了。第二天我们回去时，请我们大吃大喝，还把十二卷的族谱都拿了出来。 这部族谱使得我研究叶家家史成为了可能。这部1944年修的族谱，从元末明初开始，一直修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

        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材料还有叶坤厚的一部诗集，叫《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叶坤厚也是做官的，诗集里很多是记述风景类的诗，不过也有很多是讲家庭关系或官场生活的，对我特别有用。

        按照现在的规定，干部去世后档案对后人开放。 我爱人去中国农业科学院看了她父亲的档案。我岳父从“三反五反”到“肃反”到“反右”，都是被批判的对象。将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材料和回忆录对应起来，价值相当大。

        写这种历史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一种历史方法。我原来写过《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那时候来不了中国，写了湖南、湖北两个省，当时我已经觉得两个省范围太大，所以后来写《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时，好多资料都是以县为单位整理出来的。最近又开始做陕甘宁边区的研究，准备以村为单位。而这一研究是最小的单位，一直到家里。尽管是不同的方案，不是一个地理范围，不过都是从社会结构来写的历史。

晚清叶家：官宦之家

        我基本上是根据族谱从明朝写起的。家谱这类资料大家都知道，它的内容有限，目的也很清楚，基本上是为了弘扬家族的光荣史，都是正面的叙述。族谱对女性的态度很清楚，就是重男轻女，说家里的纠纷哪来的？都是因为女方带进来而不是自己家的，是从外面娶进来的，她们进门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纠纷、麻烦。族谱里有一段讲如何处理这种纠纷，最好的办法是“不听妇言而已”——不听老婆的就能和谐。

        不过从叶坤厚的诗中能看出另外一种声音。“人皆父母生，父母养其幼，襁褓不离身，何分夜与昼，饮食兼教诲，急急心孔疚，待其长大时，亲已年高候，娶妇望成家，从此生疑窦，櫌锄有德色，箕帚亦谇诟，房中乐未央，堂上双眉皱。”以此看来，夫妻的感情也很自然，也很重要。

        叶坤厚考中了秀才，举人一直没考上。 成为拔贡之后， 到河南升职做了南阳知府。1852年他回安庆，第二年太平军就打来了，让他组织团练，但是来不及了，于是逃到外地的桐城山上避难。“江南繁盛极骄奢，安乐由来生变故。特将兵火示灾惩，要使齐民知感悟。”太平军还没来的时候，他就写了不少这一类的诗。

        他从安庆逃出来避乱的那个特殊时期，有了无为而治的做官理念。当时他全家人都逃到山上去了，他自己跟老农夫、砍柴的，还有和尚交谈，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当然这只是他的幻想。他的家庭大而富有， 不可能和老农夫是一样的。在他又做官的时候这更为清楚：“忆昔居家时，日日具饔飧。佐食无兼味，登盘惟菜根。芋豆且希有，肉食匪思存。自从入宦场，阅历乃大变。一饭费万钱，犹曰难下咽。” 他在开封有广厦数间，藏了不少古董和书画，太清廉的官不太可能收藏那么多东西。

        他的儒家思想在那一阶段的诗作里也同时可看得到。他诗集里特别强调“治民如治家”、“作官如作母”，这当然和传统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有关。写家史的时候，这类诗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就是说治家和治国是两个相关的概念，忠臣、孝子往往是相互配合的角色。

        叶坤厚从安庆逃出来以后参加了淮军，打捻军，有一定的功劳，升了官，第一次觐见皇帝后他的儿子就有了官职，第二次觐见回来两个弟弟也都有了官职。因为他做官做得好，全家都能做官。清末这个现象是比较普遍的。一般说来，没有举人或进士之类的功名，想有一个像样的官职比较难。但在晚晴太平天国之乱后，这个局面开始有些转变。他的儿子叶伯英官至陕西巡抚，却连 举人都不是，其他人的官职则是捐的。不过因为他父亲有功，所以他能够有做官的机会。

        关于清朝这一段，我还想提一点。一般我们写晚清，特别强调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叶坤厚、叶伯英对洋务一点兴趣也没有。诗集里排外的因素特别多。 叶伯英1842年在南京考举人，但他的年谱里《南京条约》、鸦片战争一句都没提。 他在陕西巡抚的任上，曾有过一个比较长的奏折，建议恢复书院、恢复仪节、再建学堂恢复科举。他说现在不重视儒家思想，人们开始从商，他就责备这种现象。有一次叶伯英见慈禧太后，慈禧问他你搞水利有没有用机器，他说有，但是不知道怎么用。他不怎么关注这些。他对“洋”的东西的关注，还不如慈禧太后。

民国叶家：在动荡和转折中道路各异

        这个家史的研究总的来说分三大部分，清朝、民国、共和国。到民国时候，这一家都搬到天津去了，住在这个通商口岸。我岳父的父亲叶崇质曾做过直隶巡警道，其实可以说是天津的警察厅长。不过他有一个堂弟叶范舆参加了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后这位堂弟开始在北京活动，他们之间的关系被发现了，清廷就不再信任他，（把他）辞退了，觉得他不可靠。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做过官。

        他们这家子和袁世凯关系比较密切，他们家的老十一，就是袁世凯的孙子。什么原因呢，袁世凯家觉得叶家出的儿子特别多，袁家儿子少、命又短，所以他们把一个孩子送到叶家，找叶家生孩子特别多的女人，穿一个大红裙子，从下面给拉出来，假装是她生的。每年过节的时候再回来拜年。所以他们家和袁世凯家非常近。民国时期，袁世凯有几次给叶崇质任命安徽的官职，相当于安徽的省长（当时叫民政长），有实权的，但他不做。为什么呢，叶崇质搞革命的那个堂弟，民国一年又在北京那儿闹革命，办报纸批评袁世凯，于是说是造谣给抓住关起来了。叶崇质听到了消息，跑到北京去救人，刚到北京火车站，即被告知人已经被枪毙了。他马上回天津，说我再也不做官，做官太危险了。后来，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就“下海”了。叶崇质就跟着周学熙的集团，在华新纺织厂、中国实业银行、华新银行各种各样的行业里做事。

        叶崇质他们家里是一个大家庭，活下来的有十个儿子、五个女儿，家里设有私塾，都在家里念书。家里主要是请一位老先生教他们中文，不过叶崇质虽然是儒家思想教育出来的，他还是认识到时代变了，要学习西方的东西，所以让孩子们上午学中国经典，下午请了一位新学堂的先生，教英文和数学。那时在天津，要有出息，得上南开中学，南开中学最难考的是英文和数学，所以他就在这方面培养孩子们的能力。基本上，他的儿子们都上了南开中学。不过叶崇质还是有保守的一面，他的女儿们根本不许上学，只有最小的五姑，基本是父亲去世之后才上的学。父亲晚年也能让她跟哥哥们一块儿念书，然后到当地的小学去。所以只有最小的这个女孩子接受了现代教育，其他都是学简单的诗词、绣花这一类。

        到南开中学，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叶崇质死得早，1930年就去世了。所以“九一八”的时候父亲已经不在了。叶崇质当然希望儿子跟他一样不参加政治，政治太危险，要他们学商、学科学。不过，一方面是父亲去世，另一方面“九一八”事件以后，南开中学有爱国学生运动，他们都被吸引参与进去了。另外，南开跟以前的私塾很不一样，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话剧、体育、演讲比赛，等等，所以学校成了家庭之外另外一个对他们生长有较大影响的社会环境。

        叶伯英那一代人多半在家里读书，治家和治国同一个道理。民国这一代则不同了，家里是一回事，外面是另外一回事。他们住校，朋友比亲戚、哥哥还要重要。举一个例子，他们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时候已经受到爱国情绪感染，我岳父（叶笃庄）那个时候剃光了头，以示爱国精神。事变发生以后他们都觉得要逃到内地。当太平军占领安庆的时候，叶坤厚一个家族作为一个群体避乱，叶坤厚、儿子叶伯英、两个弟弟，所有的妇孺一块儿逃。但是抗战爆发之后，叶笃庄这一代都先回到天津老家和同学聚会，然后一个一个跟他们的同学一块走。他们的同学是什么组织的，他们就跟着这个组织，有的到山东，有的到武汉，有的到南京，有的到山西。可以看到，家庭的作用已有很大变化，现在是朋友、同学、同志比兄弟更重要了。

叶方与学生救亡宣传团

        后面中间戴眼镜的是叶方（叶笃廉），他在清华大学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已经跟左翼组织来往较多，当局下了一个逮捕令，他就躲起来了，躲起来的时候入了党。这张照片是在武汉拍的，后来他到桂林，又到新四军那里去了。在这一段，他已经可以说是跟着共产党走，他的人生道路已经定下来了。不过也有几个人的人生道路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定下来。抗战期间当然是很乱的一个时候，我经常觉得教科书写得太清楚、太简单，这边是国民党的，这边是共产党的，这边是汉奸的，其实有好多地方则既是国民党的又是共产党的，或者有时候国有时候，跨党的也有。

        叶笃正也是清华的，他和叶方（叶笃廉）原先都是学化学。他父亲若活着，会特别高兴，学化学以后做科学家。不过学化学每天下午都要到实验室，要写报告，叶方没时间去搞这些。先是叶笃正帮他写报告，考试时帮他过关，到第二年就不能这样了，因为他根本没时间去做，于是就选了一个冷门专业去学历史——负担没那么重，期末写一篇文章而已。所以叶方就有时间去去组织游行。

叶笃正与胡锦涛合影

        叶笃正尽管是很用功的一个学生，“一二九”运动的时候他也去参加了。到卢沟桥事变时，他也投笔从戎，参加了革命。他那时也是跟女朋友走，不是跟兄弟走，到山西去了。有一阵都快到前线了，当时女同学和男同学分开住不同的村庄，突然来了一个消息说有日军要来进攻，威胁女生阵营。叶笃正当然要去救他的女朋友。他跑了一夜，结果第二天早上到了以后，发现日军并没有来，但紧接着就有个坏消息：他的女朋友有了另外的男朋友。于是就跟叶笃正吹了。后来他知道女朋友已经入党，党不赞成她跟非党员发展关系，他们就给她安排了一个党员做丈夫。所以她和笃正说，“你要做科学家，我要搞革命”，于是就吹了。当然他伤心极了，回去哭了一路。后来坐了两三天，想算了，不搞革命了，反正没女朋友了，没意思了，于是回到西南联大复课，因成绩特别好，后来又到浙江大学上了一个硕士，后来考取了自费留美，就去芝加哥大学拿了一个博士学位。到1949年建国的时候就回国了，他当时已经在美国有很好的工作，因为爱国回来的，回来后开始筹建气象局，在科学院做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后来做到科学院的副院长。2006年他得了全国最高科技奖，受到胡锦涛主席接见，一起合影。不过我时常觉得，要是没有跟那个女朋友分手，那他很可能就是左边那个人（将军）。

        抗战那个时期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而那个转折点在好多方面能决定你一辈子的生活。入党是一个途径，入国民党也是一个途径，另外民盟里叶家还有好几个，像叶笃义、叶笃正、我岳父、他们的大哥叶笃仁（叶刚侯），都是民盟的。他们那一代，后来的好多事，都是要看你抗战时期做了什么。（在政治运动中要）一次一次地交代，尤其是要你交代抗战的时候做了什么。所以叶笃正最后搞学问没有搞政治，这一时期在某些方面也就决定了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了。

共和国时期：政治如何介入家庭？

        最后一部分是讲共和国时期。关于这家人，另外一个我觉得有意思的因素就是他们大都晚婚，因此比较独立。抗战爆发的时候他们一般都是二十来岁，一般除了入党的那些人，党可以给你安排一个老婆，其他人抗战的时候没法结婚的。结婚晚，所以生孩子也晚。他们有比较长的一段单身的过程，独立生活的过程，整个抗战期间也没有家里的责任。这就培养了一种我觉得比较特殊的精神。入党的人，尤其是游击队那个时候，也是自力更生想办法。后来这一代，单位给安排工作，上学住在学校，这个跟上一代非常不一样。他们的孩子基本上是1949年建国以后马上生的，都是1950年代初生的孩子。叶方（叶笃廉）是清华的，入了党，参加了新四军，后来在东北定居，胡耀邦的时候胡耀邦把他调到中央党校做了理论部的主任。不过你也可以看他的孩子基本上也都是同一个年龄段的。叶方生了六个孩子，五子一女，也是大家庭，他母亲最喜欢这个家，这个家是他们兄弟行里最大的。当时东北受苏联影响比较明显，是提倡大家庭的。

1982年叶方家合影

        我的题目有一方面内容是写家庭和国家的关系，到共和国时期家庭和国家的关系变得要更复杂一点。因为很多方面国家和党比较怀疑家庭联系。我记得我在研究陕甘宁边区干部档案的时候，里面时常看见批评地方干部“家庭观念浓厚”、太重视家庭，党性不强，应该加强党性，不要太顾虑家庭，等等。到了政治斗争的时候，要求你和亲戚划清界限，与家庭分离出来。所以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家庭在共和国时期的情况呢？

        第一，宗族制度已经没有了，像他们少年时在天津的那种大家庭就没有了，在农村也没有了，宗族有族田、义庄的也都给没收了。到这个时候，彻底变成了小家庭制度。这是因素之一。不过这并不是说叶家兄弟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搞政治运动的时候他们基本上互相疏离了。因为不能管，谁有麻烦，哥哥弟弟不能管、不能帮助。后来平反后，就又恢复了关系。所以在某些方面党是有点敌视家庭关系的。

        另外一方面，党又是特别重视家庭关系的。“文革”的时候强调“老子英雄儿好汉”，你父亲怎么样你就怎么样。这就对叶家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让这个家庭更凝聚在了一块儿。反正我怎么样，我爸是“右派”，我就是“黑五类”，我无论怎样都躲不开。人家都待我像“黑五类”，只有我的家庭能靠得住。政治斗争的时候最能靠得住的就是自己家里人。这也是导致家庭的地位作用虽不见得有增加，但还能保持的一个因素。当然这不能说是所有的情况，张艺谋的电影（《归来》）我还没看，但确实有的家庭是要你彻底划清界限的。

        叶家只有一个例外，是北师大一位老师，带领北师大同事、红卫兵去天津抄自己父亲的家，叫她的祖母做检查，不久之后，她祖母就去世了。叶家全家从来没有原谅这个人。

        总的来说，叶家家史这本书分成清朝（晚晴·封建帝国末期）、民国、共和国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个大的灾难，影响家庭的生活方式。晚清时太平军侵扰东南，他们要躲。民国时，日本全面侵华，鬼子来了，他们要躲到内地去抗战。共和国时期，“反右”对家里的知识分子冲击特别大，而“文革”时连党员也受到批判。不过对每一次灾难，家里的反应都不同。太平军侵扰的时候，举家避乱；民国时期抗战，兄弟分别跟着朋友、同学走。“文革”的时候，基本上因为插队而分离，都没有插到同一个村子，连同一个省的也很少。

我为什么不写“文革”结束以后的这一代人？

        最后讲一点，这个研究出来之后受到最大的批评就是说没讲新时期的情况，没有写“毛时代”以后的这一代。（我）没讲是因为这本书已经够长、够复杂，再加一代人，就更多、更复杂了。

        但我自己在想，应该怎么理解这一代人。之前往往历史学界、人类学界、社会学界都说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老家”的概念、观念特别强，但我考虑其实叶家的流动性很强。从太平军打进来的时候开始，一直在流动，基本没停止过，而且范围还越来越广。叶坤厚、叶伯英那一代是从安徽到了河南。抗战时期，就整个内地到处跑了。共和国时期，分配在哪儿就是哪儿，还有插队到农村的。毛泽东以后的这个时代，有许多的都到国外去了。流动性成为当代社会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我们一直喜欢对比美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很少有儿子这一辈跟父母亲住在一块儿的，中国现在这个现象越来越普遍。从大家庭到小家庭，这个是普遍趋势，独生子女政策以后家庭则越来越小，导致哥哥弟弟的概念越来越淡薄，表姐表妹叔叔这些概念都不知道要到哪儿去查考。这也是一个现象。婚姻方面，新时期开始出现愈来愈多的离婚状况，这之前是不多见的。当然这在传统社会，基本近乎没有，民国时期也特别少。叶家里头也有不少婚姻不是和谐愉快的，不过基本上没有去离婚，到后来这一代，则不和谐即去离婚。中国的大城市比如上海，离婚率已经赶上美国了。在其他生活方式上，那么多次政治运动的影响，都不如市场经济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大。市场经济真正对家庭生活产生了革命。这新的一代连续性比较强，完整性叶比较强。如果要写新时期，那又完全将是另外一个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