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祭︱“济远”号管带方伯谦的房地产生意

新发现的珍贵史料

        有如神助天赐，好事儿居然配合着来，当我从威海档案馆看到方伯谦在刘公岛房产的“绝卖契”没几天，我的朋友张黎源又给我传来关于方伯谦房产的“诉状”。这两份材料的宝贵之处在于，二者都是与方伯谦刘公岛房产有关的。

        “诉状”来自于英国国立海事博物馆（National Maritime Museum），档案编号 ADL/Z/43，出自北洋海军雇员嘉格蒙（jackman)，是向方伯谦的二弟方立卿追索方伯谦盖建刘公岛房屋所借欠款的；“绝卖契”来自于威海档案馆，档案编号229-001-109-0495，是方立卿为偿还洋债而出卖方伯谦刘公岛房产的。

        嘉格蒙在“诉状”中称方伯谦为“王口口”，看来不是正式的，而是有人代拟的草稿，起草者不熟悉北洋海军，因此将福建话的“方”听写成“王”。这份“诉状”是准备提交给天津海关税司的德璀琳（Gustaf Adoulf Detring），请求其照会登莱青道兼东关道刘含芳（青莱登道刘），将方立卿索押到案，以追讨其所欠之款。嘉格蒙， 在丁汝昌档案中可以查到片段的记载。光绪十年，北洋水师的洋员因中法战争而纷纷求避。丁汝昌喜欢嘉格蒙的“勤干”，且“枪炮、帆缆致用之法均称洞悉”，希望其能转到天津水师学堂任教等。        方立卿（1855-1924），字仲恒，后以字行，号东耕。方伯谦兄弟四人，方立卿行二，其长子方熹藩过继方伯谦为嗣子。按照当年北洋海军的通常做法，每艘军舰上的文案、书识、支应委员等后勤岗位，一般都由舰长的兄弟子侄来担任。“济远”舰按规定设三等文案兼支应委官一员，方立卿很可能就是在“济远”舰干这个活儿。据故福建省文史馆员王铁藩先生《方伯谦故居记》，方立卿与三弟方侗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男）壬寅科，同科中举，方立卿授候补员外郎。此后，方立卿悬壶济世，成为福州名医之一。方立卿立“绝卖契”的时间，是“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八日”，显然是在嘉格蒙追讨债务之后。

        从这两份材料中，我读到了如下信息：一，方伯谦在刘公岛盖了28座房屋，共计“六十馀间”；二，方伯谦盖刘公岛房屋花费8000两白银；三，为盖刘公岛房屋，方伯谦向嘉格蒙借英银6000元，也就是6000英镑。

方伯谦的家室和房产

        根据方伯谦（字益堂）自撰的《益堂年谱》，方伯谦有两妻、两妾，情况分别是：同治十三年（1874）五月22岁时，娶许夫人；光绪十二年十二月34岁时，纳妾李氏；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之年，即光绪十四年三月，纳妾陈氏；也是这一年，即光绪十四年七月，原配许夫人病故；光绪十六年十月，在上海续娶葛夫人。

        我们不是对方伯谦的私生活感兴趣，那个时代，男人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事，无可厚非，亦不可以此来证明他有生活糜烂的倾向。但要搞清楚方伯谦的房产，须从方伯谦的家室说起，因为男人总是需要养家糊口的，保证老婆孩子居有其屋，也是男人必须负起的责任。关于房产，方伯谦自撰年谱里，也有记载。

        光绪七年，也就是方伯谦留英回国的次年，二月奉调天津，五月移家眷来大沽居住；光绪九年四月，移家眷住烟台；光绪十一年，买福州朱紫坊屋；光绪十二年十二月，移寓朱紫坊；光绪十三年，四月移眷住烟台，五月盖“威海屋”；光绪十四年，四月在威海盖“福州式屋”，八月盖烟台住屋，十一月烟台屋落成，家眷搬入住；光绪十六年，四月搬妾李氏及长女仙琪来烟台住，八月眷移住威海，十一月，租上海“老闸钱江里四楼四底房作公馆”，续娶葛夫人于此；光绪十七年二月，葛夫人到刘公岛寓中。

        方伯谦自撰年谱，止于光绪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所记述的安家之所，计有福州、大沽、烟台、威海、上海5地。安家，可以自建、自购、或租住。比如，福州朱紫坊的，为自购；上海的，则为租住，而大沽的，也应是如此。明确为自建房屋的，有烟台、威海两地。这些地方，都是军舰长期或经常驻泊地。那么其他地方有没有？应当还是有的，这在方俪祥《我为伯公方伯谦鸣冤》里有记述：

        “我幼年时，我的伯婆（大祖母）自旅顺归来，她是一家之主……。”“父亲对我说过，家人都在南方，只伯婆一人随伯公在旅顺。以后伯婆回家，他说伯公二十三日晚去海军公所，一夜未归，二十四日差人打听，未得要领，二十五日天未明已被杀害。”

        “差人打听”，显然是葛夫人差遣仆人前去打听，而且时在旅顺。这就是说，葛夫人在光绪二十年九月份之前，是在旅顺居住的。旅顺这一处居屋，究为自建还是租住？没有证据，我们不便妄测。

        方伯谦福州朱紫坊的宅子，“规模宏大，富丽堂皇”，今天的剩余部分已经整理开放，游人可以参观。方伯谦自建的房屋，烟台的，我们目前未见描述；威海刘公岛的这些房屋，占地10亩，28座 “六十馀间”，这不是个小数目。根据光绪十七年李鸿章的报告，刘公岛水师学堂建成时，有“大小房屋六十三间”，“共用工料银九千五百二十八两有奇，购地银四百二十两有奇。”也就是说，方伯谦的房产，几乎等于一个水师学堂的规模。这实在是一笔不小的家当和财产。

        前面我已经说过，弄清楚方伯谦的家室，是为了考察方伯谦的房产，也就是说，按照方伯谦的家室人口，光是威海刘公岛的这些房产，方伯谦也是住不完的。那么，这些房屋，除了自己家人居住，还有什么用途？嘉格蒙在“诉状”中称，这些房子，由“伊弟王口口掌管收税，以图利息。”嘉格蒙的说法，还有来自曾参加大东沟海战的“广甲”舰管轮卢毓英的支持。在《卢氏甲午前后杂忆》里，卢毓英称：“方所构之屋多系南式，人争侨之。”“南式”，是方氏自称的“福州式屋”；而“侨之”，即租住。这与嘉格蒙的说法，完全契合！

丁汝昌与房地产生意

        方伯谦的房产，与丁汝昌扯得上关系么？

        《北洋海军章程》第二“官制”规定，北洋海军提督“择威海卫地方建衙或建公馆办公”，“另于威海卫、旅顺两处，各建全军办公屋一所”。“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

        总兵以下不建衙不建公馆，不等于说，不可以结婚不可以有家庭生活。这些高阶军官也要生儿育女，也要传宗接代，也得养活老婆孩子，更要给老婆孩子一处遮风挡雨的地方。“终年住船”，但这些军官总还有规定的假期可休。当然，即使三妻四妾，房屋需要也不过三两座。

        方伯谦的情况不同，他的房屋不是仅供妻妾居住的，而是用来出租“图利息”的，也就是搞经营的。

        按说，海军军官的收入一向是蛮高的。《北洋海军章程》第六“俸饷”，对副将的工资、津贴有明确规定，官俸1296两，船俸1944两。如果前述方立卿任“济远”舰“三等文案兼支应委员”的推测成立，那么每月还有月饷20两。即使兄弟四人不分家，方伯谦的整个家庭生活，应该也是富裕的。作为长子有能力照顾全家，自然是好儿子、好兄长、好伯伯。可是，作为一名海军军官，可以这么大肆经营房地产么？这就不能不提到方伯谦的上司——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

        “因刘公岛构屋之故，与丁争地，方所构之屋多系南式，人争侨之，丁所构之屋均系北式，赁之者少，故复衔方。”

        这是《卢氏甲午前后杂忆》里的一段话。以前，我对卢毓英的这段话是不大相信的，因为卢毓英一度被人视为方伯谦的同情者。现在，我依然相信，丰岛海战后，丁汝昌对方伯谦是回护的，甚至主动为方伯谦夸大了战绩，这是有案可稽的；大东沟之役方伯谦临阵脱逃被正法，实属法无可宥。过分强调丁、方恩怨，将方伯谦案说成是一场阴谋鸣冤，是强词夺理。

        现在看来，卢毓英这段话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不可以不引起重视的。身为提督的丁汝昌，不仅没有对下属起到监督作用，而且未能以身作则。上行下效，方伯谦才会如此毫无顾忌地大力开发和经营房地产。这种情况下，北洋海军的两位总兵林泰曾、刘步蟾，还有与方伯谦同级别的5位副将，他们有没有房地产？难道方伯谦的房产，仅是个孤例？

        最后还有一个疑问，方立卿所称的“威海刘公岛新村”位于何处？据已故威海史学家刘德煜先生说，刘公岛上因为军官聚集而形成的“新庄子”，位于海军公所的后面。此说恐有小误。据日本“西京丸”轮机员清水友政在占领刘公岛时拍摄的照片，海军公所后面房屋不多甚至几乎没有，而东侧却有着大片的房屋。方伯谦的28座房屋，还有丁汝昌的房产，是在这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