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百年|14万华工出征欧洲战场，是中国成为战胜国的主因

　　《一战中的华工》中文版即将出版。一战期间，英法两国曾从中国招募14万华工，华工参战是战后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的主要因素。他们在欧战中的作用一直未被后世重视，本书聚焦于这群小人物的命运。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弥补本国劳动力不足，英法两国曾从中国招募14万华工，这些人大部分是普通农民和工人，他们渡过太平洋穿越加拿大，最后经大西洋到达欧洲战场。中国劳工在欧战上的作用，一直未被后世重视。被忽略的不仅仅是华工，还有中国在一战中的地位和角色。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用英文创作的《一战中的华工》聚焦的就是这群小人物在战争中的命运，以及他们后来对中国的影响，该书之前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一战百年之际，《一战中的华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即将发行。

        14万华工，是战后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的主要因素。华工参战也是当时中国政府在未能派兵参战的情况下的一个替代方案。1914年一战爆发后，袁世凯曾在1914年8月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表达中国派兵参战的愿望，但没有被采纳建议。1915年，中国政府再次提出了以工代兵计划，以援助英法对德战争。

图为几名正用手推车运送物资的华工。

        华工参战历史，从一开始就为欧洲国家刻意遮蔽。对这些数万华工的存在，当时的英国媒体并非没有关注，而是受政府压制回避报道，因为怕工会会组织抗议。这些华工反而被妖魔化，成为犯罪的代名词。而中国方面为维护一开始的中立国态度，也不得不低调处理华工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华工基本是文盲，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记录。

        因为华工历史的遗忘和扭曲，徐国琦为搜寻史料在中、英、美、法、加等国档案机构之间搜集资料。在《一战中的华工》里，他利用了大量当事人书信、日记、基督教青年会报告、以及各国的档案资料，得以重建华工与一战的复杂历史记忆图景。他通过描述一战华工这一不为人知的小人物群体的历史活动来反思一战的“大历史”。

        在《一战中的华工》一书里，华工们吃苦耐劳，心灵手巧，是挖战壕、修铁路的专家，甚至搏杀于前线，为中国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他们是中国国际化进程中平民参与的代表,为中国参战和加入巴黎和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在血染的西线战场戴瑞士表、太阳镜、绅士帽，交法国女朋友。

        徐国琦在《一战中的华工》中，通过华工的视角来重新反思一战，他思考的是14万华工对协约国作出的贡献，以及华工如何引发中国精英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新思考，所以作者在书中重点介绍了华工与中国的国家认同、华工与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之间的关系。虽然绝大多数华工都是文盲和农民，对世界并无认识，但在徐国琦看来，这些人事实上参与了中国寻求新的国家认同的事业，这些人在与西方人的交往中产生了“中国人”身份意识和中国的国家意识。

        在《一战中的华工》里，徐国琦详细探讨了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中国精英与华工的接触而改变了他们对中国工人阶级的认识，并因此产生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思想。在作者看来，华工参战的意义更在于他们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对新的国家认同的寻求。

        今年6月15日，法国举行了纪念在一战中牺牲的中国劳工的仪式。战后约有3000多中国劳工留在了法国。而在法国索姆省滨海努瓦耶勒市诺莱特华工墓园，安葬着牺牲的884名一战华工。

        

【文选】节选自《一战中的华工》第十章：文明的交融

徐国琦/文        

        在法华工是中国人的代表。而且，这些普通百姓目睹了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亲身参与到这一历史性的战争当中。的确，正如基督教青年会报告所言：“将东方人带进西方文明是这一世界性争战中最令人瞩目的部分。”在战争期间以及战争刚刚结束之后，华工们发现欧洲并不是天堂，而是一片废墟。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份机密报告指出：“当然”，在这些中国“非官方代表眼中”，“白人的虚荣和本应有的基督文明的光环都被剥去，他们站在昏暗的灯光下，没有什么可值得夸耀的。”        

        华工们根据自身体验得出的关于西方的认知，影响了中国人逐步确立现代国家认同的方向。而一些西方人也相当关注西方留给中国人的印象。凯瑟琳·温特（Kathlene B. Winter）在1919年写道，华工“带给中国什么样的知识、道德和精神财富取决于我们西方人把什么交给他们带回去。”她预言，当他们“经历了战争中的社会大学，他们将成为中国大众的代言人，推动中国这一最年轻的共和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主国家。”西方经验丰富的中国问题专家哈雷·麦克奈尔（Harley F. MacNair）认为，华工一旦返回中国，“他们带回的欧洲报导，不管准确与否，大都不会提升欧洲和欧洲文明的声誉。这是熟悉产生轻蔑的老事例。由于西方内部四分五裂，并不统一，因此使得这种轻蔑之感更为加深。”

        这种担心显然是有道理的。这场人力物力损耗费巨大的战争给人类留下了无法磨灭的伤痛。一名华工告诉哈佛大学毕业的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彼得，“当我返回中国后，我害怕我一看到外国人就会想起在法国闻到的尸体腐烂的气味。在这里的日子就像噩梦。每天睁开眼都能看到新的恐怖景象。即使战争结束也没有丝毫好转。日复一日，我们所工作的地区简直就是一片废墟，地面被战火破坏得这样深，在以后的很多年内这里都不可能长出任何东西。”目睹了战争中法国发生的一切，他只能总结出：“世界上没有人比外国人更知道如何毁灭生命和财富了。他们夜以继日地用蒸汽和火焰，在陆地、海洋、天空乃至海底进行着毁灭和破坏。”这名华工对西方试图建立的战后世界新秩序非常悲观。他问道：“当西方人说着那些美好的词汇如自由、正义、民主、自决、永久和平的时候，他们究竟想表达什么样的意思？.......现在你们所谓的光荣战争已经结束，人们的内心真有和平吗？你们外国人对你们所取得的收获满意吗？一切都解决了吗？当我回到我的家乡小村庄时，我该如何向急切期待着我的父老乡亲讲述我看到的一切？”事实上，归国华工普遍都对西方持负面评价，特别是对管理华工团的那些军官们怀有极深的怨怼：为什么下命令时从来不解释清楚？这些军官们根本不懂他们的语言，还侵犯他们的习俗，为什么华工要听从这些人的支使？华工的战争经历只是更进一步证明了“战争就是地狱”的公理。华工就曾经生活在可怕的弹坑边上。因此可以想象，在他们眼中，战争和西方是联系在一起的同一个结合体。

        如果说国家认同是产生于一个国家将自身与其他国家比较之中，那么这些中国人亲眼看到了西方国家的状况，看到了在这些国家里人们怎样工作与生活。他们显然分担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危机感，并且尽到了自己的力量想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当华工返回中国时，他们的知识视野已经大为扩展。无论他们是回到农村还是来到人口集中的更大的中心，他们将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他们周围的人群和所处的环境。而当不愉快的经历渐渐被淡忘，西方世界巨大的蒸汽轮船、港口、铁路和发达的高速公路则会长久的留在他们的记忆中。当法国人、英国人和（稍晚时候）美国人在欧洲雇佣这些华工时，他们实际上也给了华工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将自己的文明同西方作比较的机会。用彼得的话来说，西方是在这些劳工身上，制造“14万个道德炸弹，目标是他们注定会回到的中国，在那里给他们的邻居带来一场事先灌输好的有关西方世界美德和优点的大爆炸。这些华工所传播的带回中国的观念，将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将来中国人对未来世界问题的立场。巴黎（和会）并没有对所有世界问题的解决一锤定音。我们对未来的最大关注，可能还是要了解中国人对这样那样的问题所持的态度。”

        无论他们愿意与否，归国华工都会因为自己的经历和所看到的一切而成为西方文明的诠释者。正如彼得指出的：“在法国，他们的身体脖子以下的部位才有用（即只能出卖劳力）。但是回到中国，他们用他们脖子以上的部位（大脑/知识）所能做的，是西方世界无限担心之处。”对彼得和许多其他西方人来说，中国人提出的问题给他们造成了极深的困扰，例如“西方文明说到底只是一种物质文明吗？东方文明是否在道德方面最终更高于西方？如果我们接受西方的物质文明，它是否会损害我们更高层次的道德文明？又或者说，是不是如果我们要为我们的道德文明赢得地位，使我们能安心享有我们的文明，我们就必须武装起来，用西方国家所拥有的武器来同西方争战？”彼得警告西方社会必须密切注意华工回国后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变化。

        正当一些西方人在为西方社会带给华工的不良影响而忧心忡忡时，中国政府和中国的社会精英们则为这些华工的觉醒而欢呼雀跃。华工将在中国新的国家认同的确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政府官员和社会精英都想要为归国华工的安置提前设计规划，以便让他们的新技能能够以最好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叶恭绰在1919年访问了在法国的华工，并特别就华工归国后的安置问题向北京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在1917年，为了保护海外华工的利益，中国政府成立了侨工事务局（the Bureau of Overseas Chinese Workers），直接受国务总理管辖，这是前所未有的举措。1919年8月18日，北京政府总统办公室命令侨工事务局就如何安置归国华工一事详加讨论，拟定统一的章程规划。随后，侨工事务局提交了一份名为《安置回国华工章程》的计划。根据该计划，大部分归国华工都将被雇佣去从事灌溉设施和铁路建设的工作。

        为了使华工的技能得到充分利用，章程要求每个华工都要提交一份他们在法国的上司出具的关于他们技能情况的推荐信。归国华工如果想要进工厂工作必须要在当地劳工局登记。劳工局会将曾在船厂及军火工厂工作过的华工的名册送交海军及陆军部，以便给他们安排合适的职位。当华工归国时，政府还给每个人颁发相应的身份卡片和证书，以便协助他们随后在中国就业。北京市政府还指派当地劳工代理保证不能让任何一个华工“失所流离而为匪”。为了保证他们归国旅途的安全，中国驻巴黎总领事馆专门安排了精干的人员陪同他们回国。最适合这份工作的人就是是那些刚刚在法国、比利时和瑞士结束学业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本来也是要回国的，并且他们热心公益事业，愿意帮助劳工。中国政府为他们负担旅费，并给每个人提供了600法郎的补贴。1920年下半年，国务院成立了一个名为海外侨民协会（Society for International Emigration）的机构，隶属于侨工事务局，它的职责是研究如何为海外华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并与世界上其他类似的组织加强联系。1921年，郭则芳和李骏代表中国出席了该年的国际移民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migration）。中国在这第一次大会上表现积极。

        很遗憾我们没有足够的可靠资料去了解华工回国后的经历；绝大部分相关资料都在后来漫长的中日战争和内战中遗失。仅存的一点资料显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很好的安定下来，成了地主或者在城市里找到了体面的工作。很多人积极地用他们新近获得的观念、知识和技能报效祖国，或在现实中对自己的新思想作出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