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观察 | 日本首相列传之一：小泉纯一郎

        【编者按】

        本文作者李永晶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曾在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学习，先后获得社会学硕士、博士学位。

“小泉旋风”

        小泉纯一郎（1942-）是日本第八十七至八十九任首相，在任时间长度位居战后首相第三位，长达近二千天。小泉出身政治世家，其祖父曾担任大日本帝国的“邮政大臣”，其父亲二战后曾担任“防卫厅长官”、也就是今天的“防卫大臣”要职。与这些相比，他因在任期间屡次参拜靖国神社，深受东亚诸国乃至世界的注目。对于小泉的看法，日本国内形成了两派。一派深受小泉的造反精神影响，对小泉佩服得五体投地；另外一派则因政策见解不同，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小泉当政期间，进行了被称为“构造改革”的大刀阔斧式的改革，从而引发了关于“新自由主义”是是非非的复杂争论。

        不管怎样，人们都认为小泉是一个极其成功的政治家。在民主政体所要求的政治家必备的口才上，他展示了与众不同的才能，这是他大获成功的首要因素。

        我对小泉的最初印象，来自于他的一次街头演说，那应该是在二〇〇一年四月自民党总裁选举时的情境。让人惊讶的是，竞选自民党总裁的小泉，竟然高呼着“粉碎自民党”、“反对我的政策的人都是抵抗势力”的口号。此次选举，他显示出了异乎寻常的硬汉形象，表明了强烈的改革意图。当时小泉邀请了已故前首相田中角荣（1918-1993）的女儿、自民党议员田中真纪子为他助阵。田中真纪子也是一位性格直爽、敢说敢做的议员。

        两位极富口才的演说家搭档竞选，妙语连珠，引发了无数的掌声。小泉当选后，投桃报李，任命田中真纪子为外务大臣。田中曾得意地说：“人们都说小泉是‘怪人’，我就是把‘怪人’培养成首相的母亲。”

        日本国民对小泉的印象，当然也更多来自于电视报道。据电视评论员说，小泉是一个充分使用了电视传媒来发挥影响力的政治家。小泉的演讲通常简洁、明快、有力，偶尔诉诸于感情。他通常将他要表达的想法凝结为一句话，在面对各种质疑之时，翻来覆去地加以重复。这是他的招牌技巧。有评论家概括说，他是一位“一句话”政治家。

        比如，在导致日本与东亚邻国关系陷入紧张的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上，小泉永远强调的一句话就是：“参拜靖国神社，是一个心情的问题。”无论是在国内还在国际上，靖国神社都是复杂的政治问题，但却被他简化为个人的感情。如果被进一步追问，他也会对这一句话稍加解释。因面临来自中国的外交压力，他就曾经多次自我辩解说：“我是一位日中友好主义者；历史会证明我的做法是对的。”

        在任期间宣称自己是“中日友好”论者，可谓空前绝后。

        参拜靖国神社是小泉竞选公约中的条款。上任后他果然顶住了来自国内外的压力，连续六年参拜。不过，在参拜时间上，他还是做了让步。在竞选公约中，他本来宣称要在每年八月十五日、即日本昭和天皇发布《终战诏书》的那一天去参拜，但除了二〇〇六年卸任前的最后一次外，他都选择了其他日子。从结果看来，可以说他是煞费苦心，经常让人感觉是“突然袭击”。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次是，二〇〇五年十月，中国“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船顺利升空，中国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就在此时，小泉突然到靖国神社参拜。

二〇〇五年十月，小泉突然参拜靖国神社。

        小泉明白，中国所有媒体都沉浸在大国崛起的喜悦当中，全国火树银花，歌舞升平，自然无暇、或者说无法突然板起脸对他进行批判。结果也大体如他所料。几次靖国神社参拜，让人感觉他是在和日本媒体、和中国媒体等搞藏猫猫的游戏。

        当记者问他中国载人飞船成功进入太空有何感想时，他略作沉思后说：“这是好事嘛，希望他们能平安回来。”回想起来，这句话还曾让我这个旁观者微微感动了一下。当时日本大量的报道都会渲染说，中国发射宇宙飞船的目的是“发扬国威”，有着“军事目的”。对于中国航天技术的进步，日本媒体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人类的进步”之类的高调。小泉这句话让人感受到了一点“友好”：毕竟，保证飞行员的安全重于一切。

        由于日本政府一直将国民——居住在海外的国民被称为“邦人”——的生命安全视为一切，小泉的这句话可能出自习惯。

        也就是这位小泉，在二〇〇一年上任后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因而遭到中国政府的抗议之时，对北京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对北京进行了两天的工作访问，并访问了位于北京南郊的卢沟桥抗日纪念馆，意在平息此事。此后小泉虽然似乎是“出尔反尔”，连续参拜靖国神社，但他从未对中国有过“恶言恶语”，这与他“日中友好主义者”的自我定位在逻辑上也完全一致。

政治家的使命

        提到“恶言恶语”，我想到了他的内阁成员。在他的几任内阁中，一直都有几位自民党的鹰派议员的身影，中川昭一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中川出身虽非显赫，但其父亲、叔父都曾经是国会议员。

        中川昭一名声大震，得益于中日关于东海油田的纷争。二〇〇三年，他出任小泉内阁的“经济产业大臣”这一要职，深获小泉的信任。据称，他是少数几位被小泉以名字（“昭一”）直接相称呼的国会议员。不过，中川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他在处理对中国关系上的强硬态度。在中日两国因东海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之际，他率先向日本的帝国石油公司颁发了对东海石油的“试采权”，亦即一种开采许可证，这直接导致两国关系走入危险地步。这一时期他频频发表强硬性的针对中国的言论，刺激了无数人的神经。一颗政治明星冉冉升起。

        日本政局变换不定，中川也有所沉浮。二〇〇七年九月，接替小泉政权将近一年的安倍晋三临阵脱逃，突然辞去首相职位。在接下来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麻生太郎与福田康夫展开竞争，后者最终胜出。由于中川力挺麻生，他在接任的福田康夫政权中失去了所有的职位。不过，翌年福田辞职后，麻生太郎获得首相大位，中川又出任“财务大臣”等要职。

        此间值得一提的是，福田康夫当政期间，中日两国最终就东海油气田问题达成协议。日本各界得到消息，保持了出奇的冷静与克制——可能主流媒体与政治家均认为日本达成了自己的目的，还是少说为妙吧。在这种氛围中，只有闲居在家的中川抛头露面批判说：“这是一个不平等、丧权辱国的条约，就像幕末时期日本签订的条约一样。”同年他还警告日本：“不出二十年，日本或许会成为中国的一个省。”中川一如既往地维护着他眼中的日本国家利益。

        以往，他类似的言论会得到媒体阵阵的追捧。但这一次，日本媒体对他的这番言论选择了低调报道。中川的看法被普遍视为不合时宜。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川不识时务或想出风头；相反，他正忠实地履行自己作为政治家的使命——为日本国争取最大的利益。

        其实，只要事关中国事务，无论是由来已久的所谓“台湾问题”、“西藏问题”，还是新近被炮制出来的所谓“新疆问题”，他都要走上媒体，高调批评中国。同时，他还屡屡批评日本国内所谓“亲中派”的政策和言论，尽管“亲中派”纯属子虚乌有。早在一九九二年，他就曾率先行动，试图阻止当时内阁着手的日本天皇访华计划。

        世事无常。二〇〇九年二月，中川出席在罗马举行的“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在会议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被发现有醺酒迹象。回国后，在媒体与野党的批判声中，他不得不辞去大臣职务。祸不单行，在同年九月举行的国会大选中，由于自民党气数已尽，中川在其接连当选八届的“地盘”（北海道第十一选区）上失利，失去了议员资格。此前，许多评论家认为，若此次自民党继续获胜，那么身居党政要职的中川将有可能成为今后日本的首相。

        我对中川最后一次关注，则是二〇〇九年十月四日午后。当时我习惯性地浏览日本新闻网站，关注最近发生的事情。那天映入眼帘的是头条标题是：中川昭一突然逝去。我急切地看了报道。

        说来有些奇怪，中川的死竟然令我这个远在异国他乡的人感觉一丝寂寞——或许是因为他说过太多刺激中国学生神经的话的缘故吧。或许我为一个如此具有魄力、如此爱国、如此具有远大政治前程的人物的消失而感到遗憾？不管怎样，我当时在想，如此关注斯人已逝的消息的中国人，是否只有我一个？

        其生也容，其死也哀。继任的民主党政权追加授予了他“正三位”的位阶（官阶）、“旭日大绶章”的国家功劳勋章。在其后举行的追悼仪式上，日本天皇也赐赠了祭祀礼金。

        中川的突然死去，终止了我对小泉纯一郎政权的所有记忆。不过，留下来的印象却仍是鲜明——同为鹰派政治家的小泉纯一郎对中国未尝置一句“恶语”；他维持了他一直宣称的“日中友好”论者的表面形象。与小泉不同的是，中川以及小泉内阁的其他要员则措辞凌厉，成功地将中国塑造成了一个傲慢、自大、野蛮的霸权国家形象。这也就是评论家所说的“中国威胁论”。

“小泉剧场”

        二〇〇五年，小泉开始全力推行邮政系统的民营化改革。从国有到私有，该项改革面临的阻力极大，因而被视为他一手推进的一系列改革的“核心”。为此，小泉试图在国会通过“邮政民营化法案”。此举遭到了党内许多议员的激烈反对，但小泉寸步不让。不仅如此，在自民党龟井静香、平沼纠夫等实力派政治大佬的周围，反对派议员集合了起来。在党务会议上，小泉一派强行通过改革法案后，法案被提交到国会进行表决。在同年七月五日召开的众议院会议上，自民党议员虽然有三十七人投了反对票，但法案仍以微弱多数得以通过。

        问题是，日本的宪政体制规定，重要法案需要众参两院一致通过。在执政党与在野党议员席位差距极小的参议院，如果有自民党议员当日“造反”，投了反对票，那么法案就将折戟沉沙。

        在关键时刻，小泉背水一战。他公开放话说，倘若法案在参议院遭到否决——这意味着有自民党的议员“造反”——，那么他将依据宪法赋予他的权力解散众议院，诉诸民意，提前举行大选。龟井静香等党内反对派认为，这不过是小泉的威胁而已，他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在八月八日举行的参议院会议上，自民党有二十二位议员投了反对票，法案遭到了否决。小泉得知结果后，不顾日本政坛各位大佬的规劝，毅然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国会大选。小泉将此次解散命名为“邮政解散”，将政治斗争的焦点进行了简化。由于法案是在参议院被否决的，首相对参议院无能为力，因此他反过来解散众议院的做法，首先就调动起了国民的关注与热情。

        在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国会选举的新闻发布会上，小泉继续展现无与伦比的口才与风范。但这一次，他还给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质，情形动人。

        接下来在各个选区推荐候补议员时，小泉对反对派实行了封杀，一律不予党内推荐。不仅如此，他还以空降的方式，将一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名人推举为自民党造反议员所在选区的候补，力图夺得这些选区的议员席位。这些人被日本媒体称为“刺客”，连日得到了大量的报道。在小泉的选举口号中，是否赞同“邮政民营化”被简化、进而等同为“是否赞同改革”。结果，在同年九月十一日举行的大选中，自民党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此前党内造反议员也多数落马，只有几位领袖人物硕果仅存。

        新闻媒体将这一现象命名为“小泉剧场”——日本国民仿佛欣赏历史剧中的风云人物一样，高度兴奋。

        随着选举的胜利，小泉登上了政治人生的巅峰。在接下来的特别国会中，“邮政民营化法案”得到了党内一致的同意，在众参两院顺利通过。不过，这仍然未让小泉获得踌躇满志之感。

        与内政相比，在外交上小泉的手腕似乎并不那么灵光。除了在任期间突然访问朝鲜，接回了几位被朝鲜情报人员劫持的日本人质外，他的其他举措乏善可陈。这或许是“小泉剧场”上演一年后，他执意主动交班的一个要因。

        卸下首相的职责后，他几乎不再在媒体前面露面，也不再公开发言。与此前一些有名的首相退任后依然在政界保持影响力不同，这位被媒体称为“一匹狼”、因而是独来独往的政治家，没有回归任何党内的派系。相反，他刻意与媒体保持距离。不过，他偶尔的几次无意的发言，还是获得了媒体热烈地追捧。二〇〇八年九月麻生太郎内阁成立后，他在选区公开宣布，不再出马竞选下一届议员。这意味着他将隐退。在首相卸任后不继续担任议员这种行为，在日本政治史上颇为罕见。

        小泉的行为或许具有内在的一贯性。二〇〇一年四月，他赢得党内总裁选举、进而出任首相时，媒体称之为“小泉旋风”；二〇〇五年“邮政解散”后的国会大选中，他的成功被描绘为“小泉剧场”。据此，有日本学者认为，小泉的做法体现了日本传统武士道的精神。无论怎样，这位日本政坛罕见的人物发挥出了全部的能量，为看似巍然不动的日本政治结构的打开了变化的缺口。从这个角度来看，二〇〇九年自民党的下台，可以说是小泉时期这种政治变革的一个结果。对于日本国民而言，政党正式轮流执政的开始，具有划时代意义。

        小泉也好，中川也罢，由于作为政治家他们都为日本的国家利益、为国民的福利打拼过，都在日本国民的心中享有属于他们的荣誉。当然，这种荣誉与他们作为日本政治家“二代”、“三代”的血统也不无关系。政治哲人向往的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某种结合，各自优良因子的结合，在某种意义上正体现在今日日本政治家的身上。他们以政治为生，而非靠政治谋生。他们是国民的真正领袖。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日本政治家天生高人一筹，而是仅仅意味着，现代民主制度的理念与原则得到了较好的实践，政治家的人性部分得到了驯化与教化。小泉的成功，是民主政治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