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先读|格非用小说语言解读《金瓶梅》

        编者按：作家格非新作《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8月16日，格非将到上海书展为该书首发做宣传。在这本新书里，格非以他特有的小说语言对《金瓶梅》涉及的问题进行了考证。以下文字选自这本书，经译林出版社授权发表。

        格非/文

序

        《金瓶梅》是一部激愤之书，也是一部悲悯之书。在中国小说史上，无论是世界观、价值观、修辞学，还是对读者所带来的令人不安的巨大冒犯，《金瓶梅》都是空前的。时间的流逝从未减损它的“毒素”或魅惑力。然而，在《金瓶梅》的阐释史上，虽说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知音般的读者和研究者，同时也积压了越来越多的误会和曲解。

        在反复阅读《金瓶梅》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如果不把《金瓶梅》放置于十六世纪前后全球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的背景中去考察，如果不联系明代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脉络，《金瓶梅》中涉及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得不到很好的解释。当今中国社会状况的刺激以及这种刺激带给我的种种困惑，也是写作此书的动因之一。《金瓶梅》所呈现的十六世纪的人情世态与今天中国现实之间的内在关联，给我带来了极不真实的恍惚之感。这种感觉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我甚至有些疑心，我们至今尚未走出《金瓶梅》作者的视线。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一切，或许正是四五百年前就开始发端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大转折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了让那些没有读过《金瓶梅》或不喜欢《金瓶梅》的读者也能了解本书的大意，作者有意借用了随笔体和例话体的写作方式。当然，如果读者对明代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背景没有兴趣，也可以跳过卷一和卷二，直接阅读后半部分的文本解读。

清河

        《水浒传》写至第二十一回末尾，武松始出场。叙事由此转入武松正传，至三十一回作结，被称为“武十回”。武松是山东清河人士，在家乡酒后伤人，躲在柴进庄多时。武松遇见宋江后，忽然思念家乡，要回清河县看望哥哥武大。路过阳谷县景阳冈，打死猛虎之后，他在阳谷县做了都头，探望兄长一节就此耽搁了下来。不意三二日后，武松于县前闲玩，遇见了卖炊饼的哥哥。原来武大因武松外逃，又娶了招蜂引蝶的潘金莲，在清河县“安身不牢”，已搬至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

        由此可见，“武十回”的主要故事，均发生在阳谷县，与清河无涉。那么，既然故事发生的地点在阳谷县，施耐庵又何必多写一个清河？在传统的章回小说中，这种实写一个、虚备一个的技法，通常被称作“陪笔”。所谓写一个，陪一个。惟其如此，叙事方显得阔绰自然，不至于板滞。这样的例子，在《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中比比皆是，此处无需赘言。

        《金瓶梅》虽被称为中国章回体小说中第一部虚构之作——它不以历史故事为叙述对象、具有明显的虚构性、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讲史或历史演义的羁绊，但其主要故事仍由“武十回”敷衍而来。或者说，“武十回”构成了《金瓶梅》叙事展开的重要契机。简单比较《金瓶梅》和《水浒传》即可知道，《金瓶梅》对于“武十回”多有择取和增益，但主要人物和事件一仍其旧，连叙事的语调也一脉相承，甚至在许多地方照录《水浒传》的文字，一字不差。当然，《金瓶梅》对“武十回”也有诸多的修改，其中最使人不可理解的地方，是将故事发生的地点，由《水浒传》的阳谷县改回到了清河县。此处改动，表面上看或许属于细枝末节，但在我看来实则关系重大。

        《金瓶梅》 的作者做这样的改动，或许有他的借口。因为在《水浒传》中，施耐庵通过阳谷知县之口，明言清河、阳谷两地“近在咫尺”，写阳谷，或者写清河，似乎在两可之间。问题是，《金瓶梅》保留了“紫石街”这个重要地名。我们知道，“紫石街”是武松杀嫂、潘氏勾技、王婆贪贿、郓哥搅局的场所，而作者刻意将原属阳谷县的紫石街，移至清河县中，究竟有多大的必要？由此，作者不欲将故事发生的地点置于阳谷县的用意十分明了。《金瓶梅》刻意要用清河来取代阳谷，其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作者意图”？

        换句话说，为何一定要写清河呢？

        查阅宋明两代的相关史料，在山东省境内，并无清河这样的县名。也就是说，《金瓶梅》 的作者，似乎是随手从《水浒传》中借用了清河这个地名作为故事展开的地点。《明史·地理志》中确有一个清河县，也有一个临清州。清河县远在南方的淮安府，与阳谷县相距遥远，这里暂且不论，倒是原属山东的临清（今属河北省）与《金瓶梅》之间的关系值得认真推究。因为《金瓶梅》中的清河县与临清距离极近，甚至互相重叠。

        元代大运河正式开通之后，临清是运河航道最重要的枢纽之一，是经济繁盛、商埠云集、船只汇聚的大码头。《金瓶梅》对清河的虚构自然是云霞满纸，但对于临清的描述，却与历史上的临清若合符节，经得起严格的历史检验。《金瓶梅》作为中国唯一一部描述十六世纪商业活动与市情伦理的章回小说，临清显然是一个更为理想的舞台。《金瓶梅》行文中正面或侧面描述临清的文字甚多。到了后二十回，作者干脆将主要故事移到了临清。

        小说中写陈敬济自清河出发，去临清码头照料酒店的生意，一天可以往返，说明清河距临清很近。而《水浒传》中与清河近在咫尺的阳谷县，属兖州府东平州（今属聊城地界），距离临清至少两百华里。若说朝发夕归，以当时的交通条件疾走四百华里，不要说手无缚鸡之力的“陈姐夫”，即便是“神行太保”戴宗，亦非易事。如上所述，《金瓶梅》中的清河，实为距离临清很近的一个县城，可以确定无疑。小说改阳谷为清河，其目的之一，在于拉近清河与临清的距离，为正面描述依托北运河而兴盛之北方商业经济社会，而选择一个相对可信的地理位置。如此而已。

        《金瓶梅》中的清河不是一个普通的县城，也是一个设立了包括卫所在内众多衙门的所在。守备、指挥、都监、提刑等大小官员在这里驻扎；皇亲、太监等各类达官贵人也息影于此；漕运发达，南北交汇，商业兴旺，店铺林立，街市阜盛；巨贾豪商、贩夫走卒熙来攘往；院中妓女、伶优、戏子、吹拉弹唱之徒招摇过市；南北商人、帮闲掮客、地痞无赖游走其间。种种物事，绝非一个地处穷山僻壤且有猛虎出没的小小阳谷县所能容纳。作者改易地名的这番苦心，自然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若说《金瓶梅》故事发生地就是今属河北的清河县，似乎也有不小的问题。且不说《水浒传》中本来就有一个清河县--《金瓶梅》故事的起点，源于对《水浒传》情节的袭用，单从情节线索来说，《金瓶梅》中的武松，于阳谷县打虎之后，即在紫石街安身，并未远徙。如果说河北的清河县就是故事的发生地，那么小说中的阳谷县及其周边的地理脉络又如何解释？

        由此看来，若依照历史或现实的实际地理状况来按图索骥，则不能不说，《金瓶梅》的地理设置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与悖谬。研究者要考证出故事的实际发生地，就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难题。

        小说中的地理与实际地理状况不合，自无足怪。小说家，尤其是传统章回体小说的作者，使用烟云模糊之法本来就是一大特权。在这一点上，《红楼梦》的“假语村言”更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研究者通过小说来“复原”相应时代的地理和社会状况，也不能胶柱鼓瑟、削足适履。无论是古典小说，还是现代小说，作者当然会透过自己的经验描述或反映一定的社会现实状况，但同时，这种描述又具有强烈的虚构性——它是一个“既是又非”的结构。

        而《金瓶梅》的两难在于：一方面要沿袭《水浒传》的故事展开叙事，不得不受到原作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希望摆脱传统章回体的既有框架，在描述社会现实方面另开新局。比如说，它将故事的实际地点，移至北方经济重镇临清，表明作者在呈现明代经济商业活动影响之下的社会现实和伦理方面，有了全新的考虑。小说地理设置方面出现矛盾乃至悖谬，也反映了章回小说在发生蜕变时的复杂状况。

        综上所述，《金瓶梅》中的清河县，与《水浒传》中的清河县一样，都是虚构的，实际上并不存在。作者沿用《水浒传》中这个地名，并结合自己的经验和见闻对它加以改造，既有“俟河之清”这样的隐喻性暗示——与小说中纵情声色、吏治腐败、人伦败亡的污浊构成一定意义上的反讽，同时作者也基于自己的叙事目的和需要，整合自己走南闯北的人生阅历，调动文学想象力，拼合并建立了“清河”这样一个特殊的故事发生地。    

清河国

        除了《水浒传》中所虚构的清河以及现属于河北省的清河县之外，历史上还有一个“清河国”。西汉时即有清河郡，后多次改为清河国。汉永光后仍为郡，至东汉桓帝建和二年，清河王刘庆改清河郡为清河国。曹魏时，复为郡，至西晋又置清河国。

        值得注意的是，自西汉至隋代，清河郡、清河国之迭易屡屡发生，但治所大多设在临清或临清周边。既然临清本身就暗示着清河国的存在，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临清就是“清河”。《金瓶梅》写至最后二十回，似乎也有意将清河与临清混为一谈，或者说将临清与清河两地重叠在一起。这也从另一个侧面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金瓶梅》的作者不仅对古清河国的历史沿革十分了解，且有意借用这个早已不存在的古郡国名。也就是说，作者以《水浒传》中的清河县（与阳谷县为邻）为基础，重构“清河”这个特殊环境的同时，也考虑到了古代清河国的存在。

        这也从反面衬托出临清的重要性。

        实际上，在《金瓶梅》中唯一重要的、经得起历史和地理考证的地点，正是临清。而作者不直接写临清，一方面是受到《水浒传》情节的限制，另一方面在地理的考虑和设置上，似乎也开启了《红楼梦》真中有假、亦真亦假的先河。

 临清

        《金瓶梅》第九十二回，陈敬济凑齐五百两银子前往临清贩布，小说首次正面描述临清：

        这临清市上，是个热闹繁华大马头去处，商贾往来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

        这里的“三十二”“七十二”之数，当属虚指，并非实际数目，意在点出临清在明末的繁华与奢靡。这与历史上的临清作为北运河咽喉要冲的地位以及“户列珠玑，家陈歌舞”的盛景遥相符合。明代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过临清时，也曾留下“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的诗句。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年间，临清仅布店和缎店即达百余座之多。 至于南北商船往来之密，宴饮珍馐之频，商铺码头之多，构栏娼寮之盛，歌舞管弦之喧，《金瓶梅》中多有描绘，兹不备述。

        《金瓶梅》对于临清的描述，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为实写临清。主要是后二十回。小说故事的地点由清河转为临清，小说中所涉及的临清闸、广济桥、晏公庙、临清码头等都是临清实际地名，至今仍可查考。

        二为实指临清。主要为前八十回。故事地点虽在清河，但前八十回提及临清的文字，多达十余处。

        三为移花接木的挪用。作者将许多原来属于临清的街巷、官署、卫所、寺庙等一并挪入清河（如清河县的手帕巷和砖厂以及众多守备、卫所之衙门，据考证也位于临清），以至于清河、临清互为混杂。这也是导致许多研究者判定清河就是临清的缘由之一。

        这似乎足以证明，词话本作者对临清的地理、文化、环境、社会状况极为了解，且很有可能在临清长期生活过。

        虽说在前八十回中，作者笔下的清河，与历史上的临清多有重合相仿之处，但也不能将作为主要故事发生地的“清河”一笔勾销。否则的话，作者为何不干脆取消清河，直接写临清呢？更何况，《金瓶梅》中的清河地理、街道、商肆名称与北京相符合者也多达十余处，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认定，《金瓶梅》笔下的清河就是北京呢？

        顺便提一下，还真有学者经过多方“考证”，断定《金瓶梅》中的清河实际上就是北京，西门庆即为明世宗。其立论之轻率和异想天开，自无待详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