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百年︱马建标访谈①：中国为什么会卷入一战？

        【编者按】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大陆爆发，彼时中国朝野反应不一。孙中山反对参战，因为担心段祺瑞内阁行参战借款之实；梁启超主张参战，建议北京政府效法萨丁尼亚王国的加富尔，为统一意大利而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借以提高国际地位。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梁启超领导的北京政府对德宣战，一个月之后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军政府也对德宣战，中国就此加入了一场远在大陆另一端的战争。

        中国为何选择参战？这场战争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它给中国留下了什么遗产？今天的历史学界如何看待这场战争？带着这些问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了正在加州大学访学的中国近代史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马建标。

        

        澎湃新闻：我们都知道，一战的主战场在欧洲大陆，那么中国是怎么卷入这场战争的？

        马建标：一战爆发时，中国人一般把它称为“欧战”（European War），即爆发在欧洲大陆的战争，区域性非常明显。中国参加欧战的意义何在？其实是应了那句古话：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虽然一战的主战场在欧洲，但是主要交战国，如英国、法国、俄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它们在亚非拉等国争夺殖民地发生激烈的冲突。一战就是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殖民地，重绘殖民版图的结果。我们知道，英法俄德等国在中国都有租借地，他们在中国也有激烈的竞争。自然，欧战爆发以后，无论交战双方，谁输谁赢，都会影响到他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变化。一战不仅打破了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均衡，也激发了日本侵华的野心。1914年月8月23日，日本以英国盟国的身份，对德宣战，随后出兵山东，击败据守在青岛的德军，占领青岛。为避免日本的进一步挑衅，势单力孤的北京政府只好宣布中立。

        日本出兵山东及其所造成的一系列外交危机，迫使北京政府寻求应对之策。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政府一开始就把一战视为中国恢复国家主权，提高国际地位的宝贵机遇。北京政府当时更加在意的是中国能否参加战后和平会议，而非战争本身。北京政府认为只有参加战后和平会议，才有希望解决山东问题及其他外交纠纷。1914年11月，北京政府外交部参事伍朝枢向外交部提交备忘录，认为应将山东问题在内的一切事端提交战后和平会议讨论。要参加战后和平会议，中国就必须参战，最好是能加入战胜国阵营。

        但是，在1917年之前，中国内部对于战争双方谁能取胜，众说纷纭：有的主张加入同盟国；有的主张加入协约国。不过，到了1917年4月美国对德宣战时，协约国终将取胜的结局已经明朗化。同年，驻美公使顾维钧致电北京政府段祺瑞总理，建议跟随美国参战。不幸的是，此时各派忙于“内斗”，甚至把派系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参战问题遂引发“府院之争”、“南北之争”，形成“南与南斗”，“北与北争”、“南北互斗”的复杂局面。最终，北方主战派的两位代表性人物：皖系军阀段祺瑞与研究系领袖梁启超合作，武力镇压张勋复辟，重组北京政府，最终在1917年8月14日实现对德宣战。一个月后，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军政府也对德宣战。

        

        澎湃新闻：有人认为，中国号称参战，其实只派出一批劳工，最后却成为战胜国，颇有“喜从天降”的感觉。您怎么看？

        马建标：尽管在1917年参战问题上，有美日等外国因素的介入和干扰，但中国政府参战的强烈意图是不容抹煞的。简要回顾参战的历程，我们不难理解北京政府参战的基本动机就是为了参加战后和平会议，借以废除战前列强所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进而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至于后人津津乐道的，北京政府派了14万华工赴欧援战，就获得战胜国的资格，颇有“喜从天降”之感，那是对这段历史的误解。实际上，北京政府对参加战后和平会议的谋划是早就未雨绸缪的。

        虽然欧洲是一战的主战场，但是战争期间列强在中国的竞争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此时，列强在华的冲突主要变现为美日之间的竞争。日本试图独霸中国，这就违背了美国长期推行的门户开放原则。1915年，日本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逼迫袁世凯政府接受。最终由于美国力量的介入、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抵抗，以及英国的不支持，迫使日本的阴谋没有得逞。为了缓解冲突，1917年美日两国达成《兰辛-石井协定》，双方就中国问题达成暂时的妥协：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日本维护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

        此时，美日对中国的影响方式，颇为不同：美国强调对中国思想文化上的影响，以胡适为代表的留美学生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日本重在与北京政府的军事合作，重点支持段祺瑞皖系军阀。由此造成中国政府和思想界的对立：北京政府亲日，思想界亲美。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这种形势更加明显：北京政府亲日派丧失新文化运动领袖以及学生界的支持；同时，亲美派在中国教育界一枝独秀。可以说，1920年代之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演变，思想界的分裂与重组，都与一战的爆发有着密切的联系。

        澎湃新闻：您在《冲破旧秩序》这本书中考察了中国对欧战的反应。如您所说，1917年北京政府参战不仅是一项单纯的外交政策，它还牵涉到府院之争、派系之争以及南北之争等重大内政问题。此外美国和日本的在华竞争也是重要因素。对于最终参战，您认为应该如何评价？

        马建标：一战是帝国主义列强奉行“秘密外交”的客观产物，当时的世界是由帝国主义集团控制的。在这个帝国主义国际体系中，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庞大的弱国，她的命运受制于这个国际体系。而一战的爆发加速了这个国际体系的崩溃，值得称道的是，北京政府当时已经认识到随着一战的结束，帝国主义国际体系必然瓦解，中国如果能抓住此次机遇，必然能大大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所以，我们要承认以段祺瑞、梁启超为首的北京政府主战派是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的，这一点我们要给予承认。

        北京政府参加一战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以积极的姿态参与那个大时代的国际秩序的变革，为中国在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赢得更多的主动权；从那以后，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也变得格外强烈，虽然当时中国内部因军阀混战而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给死气沉沉的中国带来民族主义的新气象，特别是在学生界、商界、报界等城市知识团体中一个强烈的“民族国家”观念已经把这些群体在精神上统一起来，正如毛泽东所言，此之谓“国民的大联合”，从而为1920年代后期的南北统一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

        中国参加一战不是一次单纯的外交行为，它对中国的内政、思想、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说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的皇权制度，那么一战则加速了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精神的形成。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说：没有一战，何来五四？说的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