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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百年︱100年过去了,欧洲人还在为那场战争吵架

[比利时]贝尔纳•威尔金(Bernard Wilkin) 撰 朱联璧 译
2014-08-20 01:1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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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战的研究近年来显著增加。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日益临近,西欧各国的学术界和公众再度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除了德国之外,所有参与此次战役的西欧国家都将举行纪念仪式和相关活动,以纪念献身战场的一整代人。

       相关研究也在近年来显著增加,如2014年初面世的三卷本丛书《剑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该丛书由耶鲁大学的查尔斯•斯蒂尔教授(Charles J. Stille Professor)杰伊•温特(Jay Winter)主编,从全球史、军事史、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角度切入,收录了近80篇欧美学者完成的有关一战研究的最新成果。温特还为每卷撰写导引, 为读者快速了解各卷论题提供了帮助。

        此外,自2014年起,也将会有大量相关学术研讨会在世界范围内举行,尤其是在英法两国。会议论题涉及技术发展、各国战场、大屠杀、暴力、难民与人道援助、认同、社会性别、文学和语言、童年经历、乡村住宅建设、战争纪念与记忆、帝国与帝国主义、 民族主义、战时出版物、公共卫生、人口流动、医疗护理、种族、宗教、准军事暴力行为等,可以看出传统史学和新史学的议题都被包罗在内。除此之外,还有关于一战的历史文献梳理、历史叙事和历史教育问题的讨论。

        不难发现,上述议题中不少具有跨学科的性质,涉及语言学、心理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国际关系、文化研究、媒介研究、国际法、殖民、去殖民与后殖民研究。还能看到新的研究方法,比如不同地区人的战争经验。所涉的时空范畴也有所扩大,不仅局限在1914—1918年欧洲战场的情况,全球史和整体史的视角也被纳入。易言之,同一时期发生在非洲和亚洲的战争也被作为讨论的对象,由于一战而引发的后续局部冲突也被看成是一战研究的一部分。除了欧洲的军人,非洲、亚洲和高加索地区的战争劳工也被纳入视野。此外,研究的对象也从成年男性拓展到了前线女性(包括军妓)和儿童。相信未来几年,将有更多的最新研究成果面世。

        从已有的西欧学界和媒体的讨论来看,下述几个议题尤为令人瞩目,具体包括:

        一、 战争指挥官与战争起源问题:

        过去二十年中,相当数量的研究着眼于英国和法国将领的指挥才能。作为当时西线重要的指挥官,有“索姆河屠夫”之称的英国远征军司令道格拉斯•海格 (Douglas Haig)长期受人瞩目。1991年,英国历史学家丹尼斯•温特(Denis Winter)在《海格的指挥》(Haig’s Command)中曾对海格大肆批笞,提出“弱将悍兵”(Lions led by Donkeys)一说,认为当时一群无能的将领领导了勇猛的战士参加战斗,从而带来不必要的伤亡。

        而在过去几年,学者们的讨论构筑了一个形象更为正面的海格指挥官。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伯明翰大学的盖瑞•谢菲尔德(Gary Sheffield)教授。他在2012年出版了《指挥官:道格拉斯•海格》(The Chief: Douglas Haig),该书的结论认为,这位英国的总指挥官面对无法完成的任务的时候,已然非常有经验。

《指挥官:道格拉斯•海格》(The Chief: Douglas Haig)

        巧的是,相似的论点同年也在法国出现。历史学家丹尼•罗兰(Denis Rolland)的研究重新审视了法军上将罗贝尔•内维尔(Robert Nivelle)的角色,他是1917年灾难性的贵妇小径(Le Chemin des Dames)战役的总指挥官。罗兰同样认为,内维尔面对的是无法完成的军事任务。

        但这些研究并未对媒体和大众产生很大影响。一战中英国和法国的指挥官仍然是备受争议的群体,毕竟从战后开始,无论是政治家传记还是学术研究,都曾经褒贬过指挥官的角色。英国现任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 (Michael Gove)在2014年1月2日致信《每日邮报》谴责“弱将悍兵”说,称之为“电视情景喜剧和左派学术“,行文间带着令人怀疑的爱国动机,足见当前欧洲有 关一战的论辩如何激烈,混杂了爱国情绪和学术新说。

        对于高级官员的普遍的反感也波及到对战争起源的讨论上。时至今日,关于一战起源的论争依然激烈。是否存在德国的入侵?是否战争毫无意义?

        2014年2月底,英国广播公司(BBC)罕见地在黄金时段组织了一场90分钟地辩论讨论有关问题。哈佛大学的尼尔•弗雷格森(Niall Ferguson,亦译作傅高盛)教授引领了讨论,观点和他的《一战之悲怆》(The Pity of War)相似。他利用了大量的图片和故事,表明对当时的英国而言,加入这场源自巴尔干半岛的对抗德意志的战争根本没有必要,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在他陈述观 点之后,知名英国学者和其他听众表达了自己的不同观点。之后几周,论争在媒体中继续发酵,可见专家与民众对此问题的认识分歧巨大。

《一战之悲怆》(The Pity of War)

        二、赞同与胁迫:

        有关战争经验的讨论不能回避有关赞同与胁迫这两个概念。换言之,士兵究竟是主动参加了战争,还是受到胁迫参战。对于这个讨论,有两所法国的研究机构的学者尤为积极。一所是索姆省(Somme)佩罗讷( Péronne)学院下设的一战博物馆(Historial de la Grand Guerre, http://www.historial.org),另一所是一战国际研究和争论团体(Collectif de Recherche International et de débat sur la Guerre de 1914-1918,缩写为CRID,http://www.crid1418.org)。在佩罗讷的多国历史学家团队认为,士兵之间存在一种普遍的参加 战斗的共识,这是由他们的爱国主义所引发的。这就意味着,士兵并不是被强制去实施暴力行动,而是自愿奔赴前线。也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1917年法国军队中的反抗就会被解释为是对生活条件的不满而出现的,本质上不是反战游行。这些观点在法国引起了轩然大波,而CRID的学者则表达了强烈的反对,认为士兵多数是被迫参加战斗的。

        CRID的观点恰与德国学者本杰明•吉曼(Benjamin Ziemann)对德国巴伐利亚乡村的士兵参战态度的研究呼应。早在1997年,吉曼就在《前线与家乡:1914—1923年德国乡村的战争经验》 (Front und Heimat: Ländliche Kriegserfahrungen im südlichen Bayern 1914—1923)中分析了大量士兵参战时撰写的书信、日记等,认为这些士兵参战之初缺乏明确的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或爱国主义,少数受到战争动员影响而选 择参战的士兵,也在参战之后不久表现出了对战争目的的怀疑。尤其,军阶较低的前线士兵认为自己浴血奋战的成果是后方将官的功绩,或者只是为了好战的普鲁士人的决策牺牲。而且,残酷的战争经验让宣传机器打造的“战友情谊”看起来只是浪漫假说。可见,即便从一个相对同质化的群体的视角来观察有关赞同与胁迫的争论,都表明这是一个很难从整体上回答的问题。

《前线与家乡:1914—1923年德国乡村的战争经验》 (Front und Heimat: Ländliche Kriegserfahrungen im südlichen Bayern 1914—1923)

        三、文化史:

        用文化史来探索一战也是近年来的流行趋势。近年来,研究国内战场、女性角色、纪念活动和针对儿童的战争文学的数量日益增多。整体来说,历史学家想要更多地关注战 争在市民群体中的影响。的确,这场历时四年的冲突影响的不仅是士兵的生活,同样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新的研究也包括当时被德军占领的法国和比利时的情况。过去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不多,以至于被占领地区的男性、女性和儿童的困境长期都被遗忘了。此外,还包括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的约翰•霍恩(John Horne)与艾伦•克雷默(Alan Kramer)一同撰写的《德国暴行1914:关于否认的历史》(German Atrocities, 1914: A History of Denial),对战争初期德国军队的屠杀行为进行了回顾和梳理。该书在2001年出版后不久,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克雷默本人还延续了这项研究,在 2007年出版了《解构的动因:一战中的文化和大屠杀》(Dynamic of Destruction: Culture and Mass Killing in the First World War)。

《德国暴行1914:关于否认的历史》(German Atrocities, 1914: A History of Denial)

《解构的动因:一战中的文化和大屠杀》(Dynamic of Destruction: Culture and Mass Killing in the First World War)

        除了前文提到的知名战争史研究学者之外,一批踏足一战史研究不久的博士生和年轻研究员们,也对前人尚未给予充分关注的问题提供自己的看法。比如,法国索邦大学的青年研究员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对法国北部一战期间被德军占领的地区的情况进行了系统研究,专注考察了法国人如何与敌人一同生活的情况及其社会影响。同样考虑到占领区问题的还有我本人,对于德军占领法国之后如何开展战争宣传,以及当地的民众如何组织反德国的宣传进行了研究。而我们的研究是建立在法国学者菲利普•尼韦 (Philippe Nivet,他同样也是CRID的成员)、比利时学者苏菲•德•舍普德维(Sophie de Schaepdrijver)等对法国和比利时占领区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上的。

        研究将走向何处?

        长期以来,大量西欧学者的一战研究都关注西线的情况,而且这种研究的热度也一直没有降低过。毕竟,这里是多数英国和法国士兵战斗的地方,也由此,这个战争剧场吸引了大众的广泛关注,并同时被大众误认为是战斗唯一发生的所在。

        而越来越多新的研究把视线投向了西线战场之外,其中就包括俄国。过去对于在俄国发生的、与一战有关的战事的情况尚有很多误解。随着越来越多当时的档案公之于众,这个同样爆发了大量冲突的剧场也得到了西欧学者的关注。但对他们来说,无法阅读俄语依然是无法深入探究这段历史的关键原因。无疑,未来的西欧历史研究者会有能力探索和呈现一战时那个战场的情况。

        无论对专业学者还是对普通民众来说,未来若想更多地了解过去的研究尚未覆盖的论题, 日益增多的在线资料库都会提供极大的帮助。包括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和欧洲虚拟博物馆(Europeana Collections)在内的知名档案机构,都推出了一战专题子站,内容包括当时的现场照片、宣传画、士兵日记、实物图像等等,预计上线的总条目数将超过百万。大量新资料的出现,无疑会催生新的研究和新的问题,拓宽一战研究的论域。

    

(贝尔纳•威尔金[Bernard Wilkin]系英国国家图书馆青年研究员,谢菲尔德大学历史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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