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专栏：危险的思想

        很多年前，某大学曾想召开一场张爱玲文学国际研讨会。可是很不巧，那年正逢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所以计划只得告吹。为什么纪念抗战的同时就不能研究张爱玲呢？那当然是为了她“失足”的历史，什么人不好爱，竟然爱上了汉奸胡兰成。此中逻辑，二十年后的今天一定是要被大多数人嘲笑的，仿佛“汉奸”是种神奇的传染病，不只会在男女黏腻间交流，而且还能潜入文字，把后来读者一一熏染成了小汉奸。于是胡兰成的文章固然不可读，就连爱过他的张爱玲也一样不准研讨。

        我想，现在大部分自认是讲点道理的人，都会觉得文章和政治必须分开来看。别说张爱玲没写过一篇附逆文字，就算她有，也不能影响读者对她的痴迷。这种道理，大概已成常识；不同领域我们分得清清楚楚，尤其是作品与人品，本来就不能轻易混淆；不以人废言，岂非古有明训？

        问题是会不会真有这种情况：一个人既是我们政治上的公敌，同时又是个大文豪、大哲人，并且言行如一，政治上的邪恶完全表现在他的文字和思想里头，乃至就连读他的东西都可能是错的呢？两个月前，海德格尔遗稿的最后一部，未出版先轰动的《黑色笔记本》，终于成书上市，掀起风暴。那风暴的核心大抵就在于思想的危险。

        海德格尔的政治错误是没什么好辩白的了，他的确加入了纳粹党，又的确在纳粹治下当过号召学生去参加报效祖国伟大运动的大学校长，也的确耍过些令人不耻的小手段。然而，海德格尔的哲学又确实是有魔力的，尤其他的讲课记录，那种智慧的迷魅并不出自清晰的论证；而是在一句句的递进当中，逐步于清晨的露雾里“敞示”出来的霞光。二十年前，我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便见过一些同学耽读海德格尔，自此“沦陷”，几乎连平常说话都带着一股海德格尔腔。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在好奇，在这彰彰明甚的政治过犯与魅力无穷的思想之间，究竟有没有一道彼此贯穿、相互支撑的管道？

        1945年，战后不久，彼时声望甚隆的卡尔·雅斯贝斯受邀考察他这位昔日老友，看看这个堕落了的大哲学家到底适不适合再当老师。结果，他向盟军占领当局的负责机构报告：“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青年人的教育问题事关重大，责任非浅。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完全的教学自由，现在还不能马上实施。在我看来，海德格尔的思维形态是拘谨、专制、封闭，如让这种思想在青年教育中发生影响，后果不堪设想。在我看来，思想的形态比政治判断的内容重要。政治上的判断的进攻性很容易转变方向。只要这个人没有在现实行动中证明他已完全悔过自新的话，就不可以向几乎毫无抵抗能力的学生推荐此人为老师。首先要让青年人学会独立思考。”尽管四年之后，雅斯贝斯就又写了一封信给弗莱堡大学的校长，要求把海德格尔这位“在德国没有人能超越他”的哲学家带回学校；但他这段相当有名的证词，已然种下后来的根茎，开启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字丛林战。

        一方认为，虽然没有明证，但海德格尔的危险是内在的，他的政治观点完全能从他的哲学推导出来（即便巨著《存在与时间》，也可看做文化领域中与政治上的纳粹同构的“政治本体论”），充满了不祥的诱惑。另一方，或许也是声势更加浩大的一方，则支持海德格尔自己的解释，把那几年的事看成是一时糊涂与压力下的偶然失误，与他的哲学没有半点关系。我还记得这也是当年我们多数哲学系学生的看法；甚至还要嘲笑雅斯贝斯，说他只不过是嫉妒比自己出色太多的老友。

        然后我们就能理解《黑色笔记本》的分量了；一部一千多页的哲学家遗稿，居然上了欧陆好几份大报的社论（忍不住要学陶杰的口吻；对比内地、香港的报刊为了街头便溺交火，人家和我们似乎真有文明的差距）。你看，这里头竟然有这种话：“世界犹太主义在各处的影响深不可测，当我们在牺牲我们种族中最优秀者的血液时，他们却根本用不着介入军事行动。”犹太人之反对纳粹的种族理论，“那是因为他们自己凭着计算的天分，就可以按照种族原则活得长长久久”。这两句话还不算什么，对于稍稍读过海德格尔的人而言，最震撼的莫过于他还把他那著名的“无世界性”概念与犹太人联系了起来，指出现代世界的拔根与空洞，多少得算在四海为家，心无所属的犹太人头上。于是，时常批评犹太人“离地”、“不够本土”的纳粹意识形态，便与海德格尔哲学对现代人之病的诊断，发生了奇诡的关系。难怪海德格尔家族嘱托的遗稿主管，是书主编彼德·图朗尼（Peter Trawny）都说：“海德格尔不只摭拾了这些反闪观念，而且还哲学地推演它们。他无法使他的思想免疫于如此趋势。”

        当然，深爱海德格尔的，还是要继续替他辩护。有些事先收到消息的学者，为了阻止《黑色笔记本》的出版，居然还劝海德格尔家族炒掉彼德·图朗尼。在我看来，尽管可以解说这并不是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更不是它的全部（毕竟在一千多页黑色封皮的笔记本中，如此鲜明的反犹言论只占了两页半）；但那原本藏在政治与思想之间的隐秘孔道已然大白，开掘者自此更是有路可循，海氏“纳粹哲学家”的污名恐难再去。不过，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我们还可以数出更多的个案，诗人庞德和艺术家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不也全都明目张胆地支持过法西斯主义？并且我们都还能在他们的作品里找到这种支持的美学根据。关键是这些创作与哲思是否必然要引向罪恶和毁灭的境地？若然，是不是就意味着它们危险、不可触、是一种根本禁忌？又或者再换一个我比较关心的方式来问：可不可以研读敌人的言论？它们到底有多凶险？是否愈出色愈卓越，也就愈是可怕？说到底，这些能钻进大脑的东西和汽车时装不同，我们不太会因为金龟车是希特勒的构想就罢买福士汽车，也不会因为可可·香奈儿做过纳粹特务就不再帮衬这个牌子的出品；因此思想的魅惑，远比小黑外套来得攫人。于是我又想起了货真价实的纳粹思想家施密特。我还能够读他的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