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权力斗争的前哨战——江青改戏闹革命(下)

陈徒手

2014-08-03 09:4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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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语录】“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一定要把这个戏排好。”
“这些人简直是无知!白开水有什么不好?有了白开水,才能泡茶,才能酿酒。没有白开水,活都活不了。‘话剧加唱’又有什么不好?从来的京剧都是话剧加唱。不说不唱,哪儿来的戏?”
【江青说戏】“我未到延安时,心中早就向往着延安,当远远地看到‘延安’这两个字时,我的眼泪就出来了。琼花看到红旗也应该这样。”
       江青与北京京剧一团《沙家浜》剧组的关系最为纠结,随着排演的深入,江青与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彭真明暗两方面的较劲越来越升级,政治性的恩怨日益严重。一出《沙家浜》的排练,竟演变成了“文革”前夕高层权力斗争诡异的前哨战。受彭真指令、奉命陪同排戏的市委宣传部长李琪深感江青横行霸道,无事生非,把别人当奴隶,比西太后还坏(见李琪1965年致彭真信稿)。他自己感伤而道:“得罪了夫人,害了市委。”
       1963年底,江青为北京京剧团亲自挑选沪剧《芦荡火种》剧本,并特意把上海人民沪剧团请到北京演出,便于北京演员就近学习观摩。在江青看来,《沙家浜》有一个天生的不足,就是把武装斗争和秘密工作的位置摆得不适当。“文革”中首都文艺界造反组织也多次撰文批判,认为夸大地下联络员的作用,企图借此抬高刘少奇、彭真之流“地下党”、“白区工作”的身价。在剧中积极活动的是地下工作者,而新四军官兵反而处于被动的、受保护的地位。
       在江青和批判者看来,本来阿庆嫂的戏份就比较热闹,指导员郭建光的形象则较为干瘪。郭建光扮演者谭元寿在1967年5月14日见报文章《用毛泽东思想塑造英雄形象》中写道:“改编过程中,又加了一场阿庆嫂欺骗敌人、取得信任的‘假报’,并加重了阿庆嫂在胡传魁结婚喜堂上安排布置的戏,这样就成了阿庆嫂在那里指挥一切。应该说,这已经由缺点走向错误。”毛泽东1964年7月23日应邀观看此剧,江青随即根据毛的指示,强行要求突出武装斗争,消灭胡传魁(按:剧中忠义救国军司令),解放沙家浜,应当是新四军从正面打进去。要删掉别的场子,腾出篇幅来表现新四军。因此剧情被迫有了较多的删减,像“三茶馆”、“刁小三进芦荡”等新加的情节,经过长时间的拉锯还是被全部砍掉。有一回江青看到彩排的戏未照她的意见修改,不怕得罪彭真,坚决要求停演退票。
 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中郭建光的扮演者谭元寿。

       京剧团造反组织的材料揭露说,旧市委疯狂抵制江青的指示,李琪亲口说:“阿庆嫂的篇幅一定不减。”甚至还埋怨说,“‘假报’一场很有戏,不要把好好的一个戏改坏了……”由于对戏份的不满,旧市委不给剧场排演,不给服装,不好好地改剧本,不认真设计唱腔,一直顶了四个月上不去。相反,江青豪爽地表态:“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一定要把这个戏排好。”(见1967年7月新北大公社《披荆斩棘第一人——记革命京剧样板戏〈沙家浜〉的诞生》)
       江青尤其对郭建光的音乐形象关注甚多,她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扮演郭建光的谭元寿,谈自己最新的想法。1965年1月毛泽东头天晚上给徐寅生《如何打乒乓球》作了批示,江青第二天就把批示抄送给谭元寿,让他领会批示的精神。她在剧场一遍又一遍地听“听对岸”那一段唱腔,要求有层次,不要“铁板一块”。她说,“听对岸”的“听”字要唱得挺拔,“村镇上乡亲们要遭祸殃”那几句要唱得有感情,要和人民群众息息相关,要像领导同志那样,连每天的降雨量都关心,要有那种感情。她提出新四军伤病员要帮助老乡收稻子,郭建光在沙奶奶面前像个孩子,在她面前要调皮,要有掻脑袋的动作。
       主要演员穿的服装,甚至补丁补在哪里,阿庆嫂裤子镶什么边……江青都要一一过问,连新四军草鞋上的红绒球都是她出的主意。为了“芦花白早稻黄绿柳成行”一句唱词,她亲自调查故事发生地常熟那个时候是不是早稻成熟的季节,发现与事实不适,才改成“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琢磨“穿过了山和水沉睡的村庄”唱词时,她生怕有误,特地了解常熟那一带有没有山。
       江青这样夜以继日的投入和内行的修改,是彭真、李琪他们这样高级政治干部所难以达到的。政治战固然有晦暗阴沉的一面,也有人性缺失的一面,江青也有她势利、霸道、专制的强势一面,更有她不讲理、蛮横、不留余地的处事方式。但在抱病中还如此倾情介入,第一夫人也有这样不一般的超常表现,也定会让后人惊讶不止,感慨良多。
       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江青做了一次引人注目的讲话,政治上高谈阔论,发挥酣畅,其间却很少提及具体的剧目,提到几句的就是上海京剧院的《智取威虎山》,以此作为阐述的例子。她说,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正面人物则干瘪瘪,现在把定河道人的戏砍掉一场,把杨子荣和少剑波突出起来,反面人物就相形失色了。
       江青说的是实情。原编导总嫌主人公杨子荣“骠悍粗犷”不足,要刻意渲染他的“土匪劲头”,突出“传奇色彩”和“惊险场面”,甚至要把这出戏搞成传统模式的“连台本戏”。江青顶住了“让反面人物统治舞台”的排演方案,主题思想确定为宣传毛主席人民战争的伟大战略思想,砍掉定河道人等一些反面人物的戏份,增加了“深山问苦”和“发动群众”两场戏。在“计送情报”一场中,江青指示,把送情报的环境由一个昏暗窄小的山洞改为一个开阔光明的场所,让杨子荣形象更具明朗。“献图”一场,她出主意说,正当群魔欣喜若狂的时候,杨子荣要一个箭步,跃上威虎厅高台,占据舞台最突出的地位,而把敌人甩向舞台的阴暗角落。这种场面调度,可使敌人显得十分渺小。
江青出主意说,正当群魔欣喜若狂的时候,杨子荣要一个箭步,跃上威虎厅高台,占据舞台最突出的地位,而把敌人甩向舞台的阴暗角落。这种场面调度,可使敌人显得十分渺小。

       京剧名家周信芳曾对京剧现代戏有所议论,说了类似“京剧现代戏像白开水”、“话剧加唱”的闲话,惹得江青大发其火。在1967年5月24日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二十五周年大会上,戚本禹公开引用了江青的当时评述:“这些人简直是无知!白开水有什么不好?有了白开水,才能泡茶,才能酿酒。没有白开水,活都活不了。‘话剧加唱’又有什么不好?从来的京剧都是话剧加唱。不说不唱,哪儿来的戏?”戚本禹还冷嘲热讽地说道:“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不服气吗?请拿最好的旧京戏同我们的样板戏比一比吧!旧京戏哪一点比得过我们?究竟是我们现代戏的工农兵演得美?还是旧京戏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演得美?就是艺术性也远远比不上我们,我们的现代戏哪有旧京戏的那种拖拖拉拉、松松垮垮的邋遢样子?”(见纪念大会讲话稿)
       1964年8月初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试演,江青即来观看,第二天兴致不减,又来到剧团同编导、演员座谈三个小时,不同意外界所说“艺术水平太低,太乱,不能见外国人,外国人不会承认”的评价。在当年10月公演之前,她又接连到剧团七八次,从表演到化装都提出了修改意见。她对最初剧团拍摄的剧照觉得不理想,不顾身体患病,坚持到剧场亲自拍了两天剧照,指点演员站位、舞姿,布置照明,直至图片的构图、光影、造型满意为止。
       为了突出主要人物,江青下决心删掉红莲这条人物线,把她的戏各分给洪常青、连长。她一再强调,琼花、洪常青、连长三个人的戏再突出一些,“现在琼花的形象在舞蹈造型上不太强烈,她很倔强,要给她强烈的动作,表情上也要注意……现在弱女子的动作多了一些。”“琼花要有特写,要靠前一些。琼花要有这样的内心,开始反抗是个人,然后到了军队,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革命。琼花要野一些。”“有些地方缺少层次,人物形象也缺少层次,琼花的转变也是这样。”(见江青1964年9月22日《对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排演工作的指示》)她一再梳理剧情,对动作、乐句、置景逐一地掂量。譬如第二场中洪常青把帽子一摘,投奔娘子军的琼花认出了他。江青就特意交待在第一场“常青指路”中,洪常青要找机会摘帽子“亮相” ,为第二场相识做呼应。
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第一场“常青指路”。

       江青对演出现场的服装质量一向很在意,注重舞台呈现的效果,有着女人特有的精细和敏感。她提出,洪常青要讲究造型,白衣服是否再做一套,要挺一些。果然,第三场以华侨富豪身份出现的洪常青衣着华丽,西装革履,白衬衣合身,在那个年代看来都是耀眼之举。她说:“灰衣服应突出红领章,红用得不突出,要换,现在不鲜艳。琼花也是,可以考虑用点金边。”她强调,不调和的衣服要换掉,黎族舞的服装像蛇,裙子花边太自然主义了。黎族妇女穿黑的多,但可突出红颜色。把服装统一安排一下,每场的颜色要协调,从冷到暖要有中间颜色。她指出服装设计者不懂颜色,只要有一点不那么协调就整体效果不好(见江青1965年1月17日《对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排演工作的指示》)过了一周左右再去看戏,江青发现娘子军演员的衣服褪色了,军装的质量已没有原来的好,就告诉剧团领导,“要做两套经常洗染”。
       相比较之下,在排演过程中,江青对《红色娘子军》剧组用了较多的批评口吻,有时到了苛刻的地步,看出她在后期阶段心态有些急躁和焦虑,少了前期的那种耐心和谦逊。譬如她会指责说“过场音乐稀稀拉拉”、“景完全把人夺了”、“灯光搞得很凶”、“没有着重戏剧性,戏散了”等等,用语偏向严厉,有时让人一时没法接受(见1964年1月24日《江青同志对〈红色娘子军〉排演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在排演之中江青几次主动提及自己的个人经验,供演员们排练时参考。如她嫌琼花手捧洪常青给的银币表情不够,就告诉演员:“你们不知道旧社会,我小时候给一个铜板就不容易,洪常青给她的是银毫子,她要感动得流泪,这地方是有戏的。”(见1964年12月17日《对〈红色娘子军〉排演意见》)在讨论“琼花参军”一场时,她启发道:“我未到延安时,心中早就向往着延安,当远远地看到‘延安’这两个字时,我的眼泪就出来了。琼花看到红旗也应该这样。”(见1967年7月《革命芭蕾舞的红旗要我们来扛——记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诞生》)不回避过去个人的挣扎经历,说戏能感同身受,感染在场的编导演员,显露真挚之情,从第一夫人的尊贵身份来说,已属难得。
       “文革”中报刊爱用“呕心沥血”来形容江青对京剧革命的独特贡献,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样的表述也不算过分,正像陈伯达1967年5月所夸奖的那样:“这几年,她用最大的努力,在戏剧、音乐、舞蹈各个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样板。”那几年间正是江青忘我投入、强力主导的领导创作时期,样板作品的质量一时也达到高峰,只是江青后来权势膨胀,时过境迁,她自己也无法回复到那样一个舍命追求艺术的境界。
       
责任编辑:钱冠宇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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