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为什么要上六年？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上海的小学生在做广播体操。             网络资料

五年制，还是六年制？

        不同地域出身的国人聊天，往往会发现各自的求学经历有所不同：有的小学只上五年，有的小学上了六年，还有的小、初、高呈五、四、三或五、二、二分布等等，不一而足。笔者是浙江人妻子宁夏人，我小学五年制她六年制，然后我提前一年上学她则上了四年中师，所以妻子虽只小我三岁，掐指一算1999年她上大一时我都硕士三年级要毕业工作了。于是我兴致来时就摸摸她的头：“叫前辈，小丫头。”

        不过等我涉猎了教育史，这占了点便宜的小得意就化为了泡影。原来六年制和五年制貌似就一年之差，其中意蕴却大不相同。小学六年制，确切地说是小、初、高分别是六、三、三年，乃是当下全国乃至全球的主流学制，这就是著名的“六三三”学制。此学制由美国人于1909年首创施行，建立在对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之上。美国是发展心理学研究大国，此前我在“私家历史”写过一篇《从儿童的发现到童年的消逝》，其中提到欧美儿童研究运动对“儿童的发现”之贡献，此运动便是肇始自西欧而至美蔚为大观。

        要是你凭印象以为“六三三”学制近年才引入我国，那就大错特错了。近现代史上很多舶来品，往往滞后不少年数，但这引进学制可谓相当地与国际接轨，引入时间是——1922年！这一年确立的学制因旧历属壬戌而称“壬戌学制”，乃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开端。以后近百年的风云激荡，中国学制作了不少调整，但主体精神已由壬戌学制奠基。

        如果没有壬戌学制，诸位看官的上学经历可能是这样的：孩提入学到大学本科毕业已经人近中年，不算幼儿园就得上它个21年学；你的书包里有数理化历史地理英语日语课本，但更多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尚书》《周礼》《易经》《春秋》等等古籍；要是你志向早立选择了中师或中专，你会发现毕业的唯一选择是就业而无升向高师或高专之可能。

        为什么？因为壬戌之前的学制、也是近代首个学制——1903年颁行的癸卯学制就是这么规定的。他的制定者是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洋务大臣张之洞，我们知道他主张“中体西用”，学校里既要学西学更不能忘国学，于是学制长得足以消耗国人平均寿命的一半。加上当时学的是日本明治学制，而日本经过辗转学法、学美后最终选择学习和自己同为君主立宪制的德国，德、日学制以军国民主义、整齐划一著称，所以癸卯学制的教育宗旨也首推“忠君、尊孔”，且全国一刀切、难以变通。

        这么说来癸卯学制是个坏学制？可不能这么说。陈寅恪先生教导我们看历史要具备“了解之同情”，张之洞在他那个时代已经是走在前列了。我们要感谢并铭记张南皮，是他第一次将西方科学成功引入学制，标举“尚公、尚武、尚实”，树立了我国教育近代化的里程碑，要不然恐怕我们仍然是些只知子曰诗云的酸腐秀才。有意思的是，在他之前还有一个更加保守却被保守派抵制流产的“壬寅学制”，由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制定于1902年，读经的比重更高，课程安排更加刻板。最终反倒是张之洞因其个性温和、广结人脉，使癸卯学制得以推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历史有时并不按逻辑出牌。

民国为什么实行六年制？

        就制度形式来说，学制好不好，主要看三条：双轨还是单轨，统一还是灵活，长还是短，终极标准则看是否符合国情。

        癸卯学制的学习榜样德国，由于中世纪社会等级的遗留，是典型的知识学术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彼此并行互不贯通的双轨制，中介者日本则变通为义务教育阶段单轨然后其上分叉的“Y型”中间性学制。中国的社会等级早在唐宋之际科举普及时即已泯灭，而且晚清“中体西用”思潮一改重体轻用的传统而强调通经致用，所以癸卯学制的普通、实业、师范三条系统中，后两者都可向前者贯通，属于中间性偏单轨的学制，适合救亡启蒙的国情。当然，后两系统本身不畅通，全国又不管地区差异搞一刀切，并且学制太长，显然还是致命缺陷。

        壬戌学制又好在哪里呢？我们读民国人物传记时，常会看到他们有初等小学、高等小学的经历，中学课程内容相当丰富，既有和今天相同的数、理、化、语、外、社会（融历史、地理、公民于一炉）等课，又有今日所无的商业、农业甚至家政等科目，还有另成系统、与今类似的中高等职业、师范学校。尤其是选修和学分制在各级教育中的推行，配以当时教育家群星丽天的时代气象，最为让人羡慕。这些都体现着壬戌学制民主、平等、科学、自由的新精神。

        小学六年分初小、高小二段，其中初小四年并可单设，是为了普及义务教育。中等教育尤为壬戌学制着力重心，分初中高中两段各三年，初中亦可单设，也是为了普及教育。中学可选修职业科目，是为了适应国情将升学与就业相挂钩。各级普通、实业、师范学校体系之间的贯通，以及各级各类学校的选修和学分制，更是体现了中间性学制的弹性和活力。

        学制的出台本身就有着浓厚的民主气息，民间团体全国教育联合会向各省分会征求新学制提案，最终采纳广东提案并参照其它各案制定，由黎元洪以中华民国大总统名义颁布实施。学制深受民国初年盛行、并由其本人亲传中国的美国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影响，为了贯彻杜威“教育无目的”的主张，宣布废止教育宗旨，用以取而代之的七项标准则深刻体现了杜威教育民主化和生活化的理念。壬戌学制标志着中国教育从国民教育向平民教育的转变，尽管因为条件限制也存在理想与现实脱节的地方，但其合理之处一直沿用至今，正是其生命力的体现。

        历史的不按逻辑出牌，在壬戌的前一版学制上也有表现。早在1912年民国成立伊始便重磅推出新学制，因于当年颁布次年又作补充，史称“壬子-癸丑”学制，重点废除了癸卯学制的尊孔读经和性别歧视，贡献还是很大的。

        有趣的是当时主观上其实是想学美国，但因为美国海归少而日本海归多，客观上无奈仍以日为师，所以还是保留了日制军国主义特征和统一僵化风格。癸卯学制学习日本，一方面是因为晚清洋务大臣想搞立宪，但更深层的原因也是因为当时国人视野未广。张之洞制定学制可资参考的都是日本海归的观察，为什么留学东洋成为主流？首先是甲午战争的刺激，再是路近省钱，还有是文字习俗相近。等到美国人为了争夺对于中国的影响力，于1908年提出退还庚子赔款用于留美，从此美国变成国人留洋首选，壬戌学制可谓应时而生。

五年制又是怎么来的？

        和笔者有类似经历的读者会问，我们的小学五年制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就得翻到历史新的一页了。

        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挂帅，杜威作为敌对国的思想家很快被批倒批臭，壬戌学制也作为资产阶级学制被否定，我们的教育一边倒地转向学习“老大哥”苏联。苏联也是教育大国，出产了苏霍姆林斯基、马卡连柯等杰出的教育家。50年代初中国的学习偶像是注重基础教育和教师主导作用的凯洛夫，相映成趣的是凯洛夫在本国却正遭遇强调学生自主性的建构主义大师赞可夫之挑战。

        1951年以苏联中小学十年学制为蓝本，出台了新中国首个学制，主要内容是将小学六年二段分法改为五年一贯制，中等教育则设工农速成中学附属于高校，并且同时大力发展中专学校，高校则设专修科与中等教育对接，凡此皆为贯彻“学校向工农开门”和“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两大改革方针。应该说，新学制有符合国情之处，培训了工农干部普及了教育。

        但是，大跃进开始后，党中央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的口号。尽管教育部长陆定一说要用十到二十年时间将中小学学制缩短到十年，可是各地不管师资是否充足教学是否得法，一哄而上都立马搞起了小学五年一贯制，使得陆定一原本将中学程度提高到相当于当时大学一年级的设想非但未能实现，反而造成教育质量下降一半的恶果。

        1964年毛泽东发表著名的春节谈话，继续讲“学制可以缩短”、“我看课程可以砍掉一半”，为“文革”教育奠定了基调。“文革”期间大学基本不招生，中小学学制短得甚至超过苏联，多数地区实行九年制，其它地区一般也是十年制。多、快、省是实现了，质量好不好大家都明了。

        今天的中国教育，叠印着百年教育历程不断求索的每一圈年轮。苏联教育在国门开放后不再是我们视野的唯一，但思想政治课、辅导员、班主任、教研室等苏式遗产依然植根在我们的各级学校。美式“六三三”学制重新加冕归来，各种欧美教育思潮在国内都有倡导和实验者。而褒贬不一的儿童读经和书院复兴，则与百年前张南皮的“中体西用”前后呼应。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要有建树，贵在立足本土并撑起自己的一片天空。学制是为了让人学智慧，而探索学制的历史本身就是学智慧的过程。我们相信，学了如此之多的智慧，中国好学制，终将破土而生。

        阅读链接：

        孙培青、杜成宪《中国教育史》（第三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苏云峰《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1860-192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李剑萍《中国现代教育问题史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系湖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