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乐平之子谈上海抗日漫画宣传队和三毛的创作

　　今年是“七七事变”事变七十七周年，在8月15日抗战胜利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回顾历史，在8年浴血抗战的烽火中，不应忘记的是曾有一支由上海漫画家组成的抗日漫画宣传队，从城市到乡村，从沿海到内地，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张乐平之子张慰军日前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说，“漫画宣传抗战这八年是对我父亲的洗礼，不仅为‘三毛’的创作积累了素材,坚定了他站在平民百姓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的想法，而且对他后来一生爱帮助人的品质都有影响。”

上世纪30年代末，抗日漫画宣传队队员在街头向民众宣传抗日。

1938年，张乐平在武汉黄鹤矶头绘制巨幅宣传壁画《抗战到底》。

1938年武汉沦陷后，日军行经武汉黄鹤楼大壁画《抗战必胜》，随军记者拍下这一照片，随后日军将壁画损坏。

张乐平《幻想中的无敌空军》

张乐平《将来我们看得见的结果》

张乐平《不愿做奴隶的同胞都起来了！》

张乐平《惟有军民合作，才能消灭敌人》

　　1937年抗战爆发，青年张乐平与上海一些漫画同仁组成了“抗战漫画宣传队”，任副领队，带队辗转苏、鄂、湘、徽、浙、赣、闽、粤、桂等地，坚持漫画宣传工作直到抗战胜利。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1947年，他先后创作了《三毛从军记》、《三毛流浪记》并分别在上海《申报》、《大公报》连载，引起轰动。

　　张乐平之子张慰军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说，“《三毛从军记》和《三毛流浪记》虽然是在抗战之后创作的，但是其实也可以看做是他抗战漫画的延续。漫画宣传抗战这八年是对我父亲的洗礼，不仅为‘三毛’的创作积累了素材,坚定了他站在平民百姓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的想法，而且对他后来一生爱帮助人的品质都有影响。”

　　张慰军在谈及父亲张乐平及其抗战漫画创作时表示，直到1992年去世，父亲都没讲起过有关他过去的东西，他话很少，尤其是经过几次政治运动，话更少了。对于父亲过去艺术创作的了解，是他于1980年代在亲戚的帮助下开始搜集、梳理资料所获悉的。

抗战前创作市井故事讽刺幽默漫画

　　澎湃新闻：能谈谈对你父亲张乐平的印象吗？

　　张慰军：我跟我父亲相处了三十多年。小孩最初的偶像一般都是自己的父亲，但是我就比较惨。我们家有七个孩子，我是老七。小孩子反正都懵懵懂懂，也不知道自己父亲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真正有记忆大概是12岁的时候，1966年，正好“文化大革命”。我父亲被打倒，因为名气很大，画画很好，家家户户几乎都知道。我对他的艺术创作印象不是很深，他话很少，尤其是经过几次政治运动，话更少了，从来没讲起过有关的东西，包括我拿相关的书给他看，他都一言不发。

　　1980年代末,我看到亲戚寄给我一本书，这本书是日本人写的，研究上海为主的中国民国时期的漫画，特别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把这本书给我的表舅魏绍昌看，他对三十年代上海的文史都很了解，他看了以后说，你父亲在那个时候画了好多东西，但是我们都没看到。因为抗日战争的时候我父亲把好多东西托付给了一个朋友，后来朋友也找不到了，东西也找不到了。所以那些原作我们都没有，即使有也是很少数的东西。到了“文化大革命”，抄家，家里好多东西，特别是一些书、我父亲收藏的古玩，都没有了，好多漫画的原稿也都没了。

　　澎湃新闻：他什么时候来上海的？有接受过什么艺术方面的教育么？

　　张慰军：我父亲很早就来上海做工，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先是做木工，后来做印刷工。做印刷工的这一段在三毛漫画里有所表现，所以我父亲也曾经说过，他画的三毛有他自己的影子。后来他进了一个美专，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柏生艺专，在里面学过一段时间。而且，我父亲小时候有一位小学老师对他很好，教过他一些西洋画方面的知识。后来他到柏生艺专读书，当时这个艺专是比较出名的，后来因为抗日战争被关了。从艺专出来以后就画广告，搞服装设计，都有印刷品，是后来找到的。他的绘画道路主要还是靠自学,他比较有悟性，有天赋。

　　澎湃新闻：就你所了解，张乐平先生是什么时候开始漫画创作的？

　　张慰军：我们找到的资料最早是他1929年在《申报》上发表的报刊刊头，当时他19岁。据说还有更早的，但是没找到。因为图书馆有很多报刊杂志也在“文革”中遗失了。

　　澎湃新闻:你对父亲张乐平1930年代印象比较深的作品有哪些？

　　张慰军：我们去上海图书馆找过资料，后来又找到好多那个时候的漫画，有一个画的是《大饭店》，从上面画下去，把当时的新闻和市井百态选了一些放在里面，最下面是大堂，举办婚礼。好多人看来都觉得非常有趣，现在看也非常有趣。原稿找不到了，只有报刊上这一幅，但是放大之后其实细节还是能看得很清楚。

　　这大概是他1930年代初的发表作品。当时简介里面写的是练习生。后来他不断有作品发表，就辞职了，开始专职画漫画。虽然上海画漫画的很多，但很多人是业余画的，专职画漫画的只有两个人，我父亲是其中之一。所以到1932、1933年的时候，已经有报纸把他列为海内一流画家，那个时候他已经很出名了。

　　澎湃新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你父亲创作的漫画题材以什么为主？

　　张慰军：主要以市井故事为主，还有一些是讽刺画、幽默画。大部分我看到的是这些的。1935年开始创作“三毛”这个形象，四格连环漫画，看起来是一个故事。后来一直都是这种形式，真正的长篇连载漫画是在1946年创作《三毛从军记》开始的，其他都是一个个小故事，没有串起来的。

　　澎湃新闻：你知道“三毛”的原型是谁吗？

　　张慰军：没有原型。当时他是这样想的，那时候没有以小孩为主角的漫画，或许有，我没有核实过，但三毛当时影响很大。一是几乎没有儿童的漫画形象，二是他想在画面能表达的情况下，尽量不用文字。既然选择小孩为主要形象，读者主要还是小孩，小孩认字不多，另外一个中国那时文盲很多，为了让别人都能看懂。

　　澎湃新闻：1935年的那个“三毛”反映的是什么故事？

　　张慰军：1935年的时候是一个上海弄堂的小孩子，比较调皮，但是也有正义感，就是一个邻居家的孩子，做些恶作剧什么的，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历史含量。大家都很喜欢“三毛”这个形象，“三毛”能够脱颖而出，也很不容易。当时最有名的漫画是叶浅予的《王先生和小陈》。叶浅予和我父亲关系很好，后来一起参加抗日。我父亲还画过一本连环漫画《小孤女》，是根据电影改编的。这本书其实也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反映了一个小女孩凄惨的身世。我后来想它和三毛有一点联系也不一定。

　　我父亲用各种形式画漫画，因为当时很自由，政治开放，那个时候也形成了海派艺术，包括绘画、戏剧等。　

漫画抗日与救亡漫宣队

　　澎湃新闻：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上海成立了一个救亡漫画宣传，你父亲也是其中成员，他在其中充当什么角色？

　　张慰军：“八一三淞沪抗战”发生当月，成立了救亡漫画宣传队,叶浅予为领队，张乐平为副领队。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抗日漫画宣传队被正式收编了，改称抗敌漫画宣传队，原领队、副领队叶浅予、张乐平改称为队长、副队长。叶浅予除担任漫画宣传队队长外，还要分管第三厅美术科的事，平时漫画宣传队的队务实际上由我父亲负责的。很多稿子都是我父亲起的，因为他美术功底好，他起了稿子之后，大家一起加工。

　　后来参加漫画宣传队的人多起来了，队伍也壮大了。漫画宣传队的队员后来个个都有很精彩的故事。比如叶浅予，他原来是画漫画的，后来改画水墨人物了，是近现代中国水墨人物画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独创了一种风格，很多人都是他的学生。特伟是新中国美术电影的开创者，我们看的《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他都有参与。还有张仃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国徽的设计者之一，后来到延安去了。梁白波是“七君子”中唯一一个女性，她当时是叶浅予的女朋友，也是中国女漫画家中最出名的一个。到了武汉以后，她和叶浅予分手了，后来去了台湾。

　　后来加入的还有廖冰兄，广东的漫画家，很敢说话。他有一幅漫画名字叫《自嘲》，我父亲对这幅画很有同感，他说解放之后，感觉自己头上像套了紧箍，这个箍去掉之后，也不能恢复到原来了。他们这一代都是这个样子的。

　　包括巴金，后来写《随想录》，说要对自己有一些反省，我父亲也差不多。解放以后，我父亲就很少画出像之前一样的画，他对自己后来的创作其实也很不满意。

　　1937年——1938年他们在武汉的时候是创作的高峰期，画了好多画，特别是那个时候，他们的漫画吸取了油画和版画的因素，因为大幅的招贴画，光靠线条起不到震撼的作用。但那个时候的好多画都找不到了。只出了一本丰子恺编的《抗战漫画》，我们在这个上面找到一些，其他报纸杂志能找到一些。

　　澎湃新闻：他们宣传抗日的漫画都有哪些题材呢？

　　张慰军：各种各样题材的都有，有讽刺当时政府腐败的，最主要的还是宣传画，比如宣传日本人的暴行，中国人怎么反抗。我后来收集了有几十幅吧，但那个时候他们每天要画好多，总量应该是很大的，我现在能找到的，只是当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的，可能连当时的百分之一都不到。

　　澎湃新闻：这些抗日宣传漫画都以什么载体出现呢？

　　张慰军：一是开漫画展览，到各个地方，城市、农村开画展。另外画大幅的招贴画出版物，还印传单一类的东西，后者是最多的。所以为什么说现在搜集起来很困难呢，因为当时随手画了以后就发掉了。1938年5月19日这天对他们漫画宣传队来说，包括中国抗战史来说都很重要，因为中国成立了空军，成立以后第一次越过海洋，飞到日本上空，他们在日本上空撒了好多传单，那天晚上，因为日文来不及翻译，所以就把抗战漫画印刷之后发出去，这批传单起码有一半是漫画宣传队的画。在日本上空我们没有投炸弹，只是投了抗战宣传单，日文的标语和漫画，给日本带来很大的震惊。

　　澎湃新闻：武汉之后，抗敌漫画宣传队又如何发展？

　　张慰军：这个期间不断有新成员加入，也有人去往其他地方。日本人逼近以后由我父亲带队去了长沙，到长沙之后还是像以前一样办画展、在街上贴招贴画。日本人步步紧逼，他们又转战去了桂林。在桂林，叶浅予就正式脱离了宣传队，他要去香港，香港当时也在办抗战漫画。这时候我父亲就正式成为队长。我父亲经历过飞机轰炸桂林等一系列事件，桂林后来也失守了。

　　澎湃新闻：这就是说，张乐平一直跟着国民政府内迁？

　　张慰军：对。那个时候他们把宣传队分为两队，我父亲是总领队，应该是领队兼第一队的队长，第二队的队长是特伟。特伟带着第二队从桂林到了贵阳，贵阳到重庆。我父亲带领第一队从桂林往回走，到了安徽休宁，也就是国民党第三战区。最早的七个人已经分散了。这时候休宁正在打仗。我父亲在街上画速写，到医院画伤员，画了很多战斗英雄，这些稿子我后来找到一部分。这一时期主要是画战士，还去过战场看他们。

　　从休宁撤退他们又到了金华，1939年也正是在金华，我父亲认识了在那边演出的我的母亲，她是演剧宣传队的演员，母亲对他一见钟情。后来他们撤退到江西上饶，1941年的时候他们在江西玉山结婚。在江西的时候第三厅突然宣布解散漫画宣传队。

　　澎湃新闻：解散的原因是什么呢？

　　张慰军：一方面没有经费，另一方面国共之间也有冲突。我父亲觉得队伍解散是很可惜的，他在第三战区争取到了一个组织的名额，等于抗敌漫画宣传队从原来属于第三厅，现在隶属第三战区，相当于从中央下放到地方了。1942年他们随着战区一直撤退到了赣州。第三战区的总负责人是蒋经国，当时他们的生活虽然比较苦，因为没有收入，但过了一年多比较安定的日子。文化界的朋友也都到了赣州，蒋经国提倡新生活嘛。

　　之后又去浙江，碰到演剧七队，我父母和他们在一起，因为里面有演剧四队的一些人，是我母亲的老相识。这时候漫画宣传队已经结束了，我父亲一个人孤军作战，打着宣传队的旗号，后期只有我父亲一个人坚持在抗战第一线，继续以漫画宣传抗日。后来演剧七队到广东兴宁，我父亲也在兴宁办画展，等于是帮宣传队办画展。

　　澎湃新闻：为什么当时聚在一起的漫画宣传队队员越来越少，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离开？

　　张慰军：有各种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战争的关系，被迫分开，也有主动离开的，因为大家都没有收入。当时我父亲在路上因为没有吃的，想把自己穿的鞋子卖掉，幸亏碰到七队，有认识的人，互相帮助，七队帮了我父亲很大的忙，其他队伍也一直跟着他们在一起。他们演剧目，我父亲会画漫画出来，等于演剧队和漫画队合作了。到了广东兴宁，他们碰到了几个看画展的美国人，其实就是“飞虎队”——美军十四航空队，他们觉得我父亲的画非常好，就邀请我父亲加入他们做宣传，还配了翻译和助手给我父亲，这一下子有了工资，生活就好很多。后来我父亲跟着“飞虎队”到了广东梅县，碰到我外公的学生，那时候的生活像样一点，一直到迎来了抗战的胜利。我父亲一直坚持漫画宣传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之后，“飞虎队”要解散回国了，他们邀请我父亲去美国，他没有同意，搭乘了他们的飞机到香港，他以为老朋友还在那里，其实已经不在了。他在香港住了几天，从香港绕道到上海。等他回到上海以后，发现自己那么少的钱根本就不可能在上海租房子生活，于是带着我的母亲和在抗战期间生下来的三个子女，也就是我的哥哥和姐姐们，把家安在了嘉兴，他自己则开始了上海嘉兴两头跑的生活。

《三毛从军记》、《流浪记》是漫画创作最高峰

　　澎湃新闻：1946年，张乐平在上海《申报》发表了《三毛从军记》，次年在《大公报》连载《三毛流浪记》引起很大反响，这两个作品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

　　张慰军：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开始了新的漫画创作。他的《三毛从军记》最先开始在《申报》连载，因为大家都是从战争年代走出来的，感到很亲切，所以《三毛从军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三毛从军记》这本书是中国第一部没有文字的长篇漫画，以前很多漫画都还是有文字的。

　　1947年年初，我父亲在上海画画，住在黄浦区一个亲戚家。他每个星期回嘉兴一两次，在一次回家的时候看到路上有三个流浪的小孩子。那时候在上海的流浪孤儿很多，多是战争孤儿，都到上海来了。这三个小孩子围着一个小炉子烤火，我父亲很有感触，因为他也有三个孩子，相比之下觉得自己的孩子还是很幸福的。所以他有表达流浪儿童生活的愿望，第二天早上他再看到这三个孩子的时候，两个孩子已经被冻死了。因为很有感触，他后来创作了《三毛流浪记》。当时儿童文学在全国范围推广，陈伯吹来找我父亲，问我父亲能不能帮《大公报》来画一画三毛？《申报》当时是公立的，《大公报》是有点偏左的。我父亲说我正好在画一套，但是题材有些敏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登。陈伯吹他们就说“你敢画我们就敢登”，针砭时弊，当然会敏感一些。

　　《三毛流浪记》第一幅是《孤苦伶仃》，一出来反响就很大。后来《大公报》销量一下子上升，有一阵上海市民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买报纸，看看三毛的命运到底怎么样了。当时还有卖报亭把报纸夹起来给路人看，三毛那一块肯定被人挖走了。《三毛流浪记》也是没有文字的漫画，但是每一幅都有一个标题。

　　澎湃新闻：《三毛流浪记》连载了多久？

　　张慰军：一共是两百多幅，断断续续连载了一年多。中间我父亲还收到过恐吓信。

　　澎湃新闻：《三毛流浪记》戳中了谁的痛点？

　　张慰军：肯定是当权者。当时社会很腐败，政府完全可以出钱来救助这些孩子，但是他们只顾自己发财。物价也在不断地上涨，可以说上午和下午的价格差别就很大。原来一个教授一百块的收入一家人能过得非常好，后来只能买一根油条，我父亲也有这方面的画作。

　　我父亲后来得了肺结核，就回到嘉兴去了，在嘉兴继续画，通过火车的乘务员把画作带到上海，报社再派人到火车站去接稿子。

　　因为它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宋庆龄就和我父亲一起联合办了三毛乐园的义卖展览，在第一百货公司（当时叫大兴公司），展出的都是《三毛流浪记》的原稿。排队的人从大兴公司绕到六合路，每天都好多人。

　　《三毛流浪记》后来还被拍成电影。真正开拍是在1948年，直到解放后才放映。电影的主角到1980年代戛纳电影节还被称为“东方小查理”。当时好多一流明星，像赵丹、黄宗英、上官云珠都出于对三毛的热爱，自己化装，不计报酬，在里面客串跑龙套。后来还出过《三毛流浪记》的选集，我们小时候几乎每个人都看过。

　　相较《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的命运悲惨很多，直到1992年我父亲去世那一年才拍成电影。它里面提到了一些国民党正面战场积极抗日方面的内容，一度是禁书。在台湾，又因为书里面有画到当时社会腐败现象，不被国民党接受，所以在台湾地区也是禁书，直到1980年代才解禁。

　　澎湃新闻：那出版的时候中间内容有删减吗？

　　张慰军：出第一版的时候，我父亲又加了一幅，第一幅原来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改成了三毛是被抓壮丁抓去的，等于说原稿是三毛自愿参军的，现在改成是被国民党抓过去的，才得以解禁。第二版出的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了，就完全按照原稿来了。说来也奇怪，《三毛从军记》的原稿经过各种折腾，倒保留下来了，《三毛流浪记》原稿在“文革”中被毁了一部分，因为《三毛流浪记》是当我父亲的面被毁的，他非常心痛。后来我父亲把《三毛从军记》捐给了上海美术馆，《三毛流浪记》捐给了中国美术馆。

　　澎湃新闻：《三毛从军记》和《三毛流浪记》虽然是在抗战之后创作的，但是其实也可以看做是抗战漫画的一部分？

　　张慰军：对。因为我父亲其实在抗战时候就已经画过一些流浪的孩子，对他的一生来说，抗日战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他刚从农村到上海的时候，虽然是贫民子弟，其实自己追求的生活用现在的话讲比较小资。抗日战争这八年是对我父亲的洗礼，坚定了他站在平民百姓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的想法，而且对他后来一生爱帮助人的品质都有影响。

　　我父亲胆子比较小，但他有自己的原则，对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自己的看法，除非领导要他画。后来一些续编有领导的意思在，也有他自己画的，其实好多是集体创作的，因为我父亲后来脱离了战争的生活。

　　创作《三毛从军记》的时候，他在最前线，可以直接去画战士，那时候他所见所闻都是真实的生活。创作《三毛流浪记》的时候他也有自己的生活在，自己小时候的生活，到上海打工的经历，和流浪儿做朋友。抗日战争对我父亲的世界观是一个大改观，后来他所做的事情，所交的朋友都和这个关系很大。后来再画的东西，有感而发的就比较少了，特别是1957年，差点被打成“右派”。

　　澎湃新闻：您父亲一直是比较左倾的，为什么也会被批判呢？

　　张慰军：因为江青当时批评了《三毛流浪记》，说它是小“武训”。还有是因为我父亲抗日战争的时候在国统区工作，这一段经历对我父亲有影响。此外，三毛宣传资产阶级人性论。中国人说“枪打出头鸟”，所以上海美术界第一个被打倒的就是我父亲。“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之后，其实我父亲这时候已经不能再画画了，到了6月15日，我父亲正式被打倒，一个文件下来，要求父亲停职反省。1957年我父亲差点被划成“右派”，是三毛救了他，当时有国家领导人说把张乐平打倒，国际上影响很坏。

　　1957年之后，我父亲就再也没画敏感题材的画了，他把重点转向画小孩，叫儿童漫画，离政治远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