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外刊扫描｜印度的“计划生育”：2年绝育680万

《亚洲研究期刊》：1975—1977年印度的“计划生育” 

        《亚洲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73期发表学者Rebecca Jane Williams的文章，以新近发现的史料讨论印度在1975—1977年间的人口控制政策，或者说，“紧急状态时期”的“绝育政策”（Storming the Citadels of Poverty: Family Planning under the Emergency in India, 1975–1977）。       

        1975年6月，为应对国内政治危机，在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的建议下，总统艾哈迈德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the Emergency，指变更宪法体制的一个统治时期，可以限制即使在宪法中也有保障的权力和自由），开始了长达21个月的威权统治。在此期间，早在1952年就已制定的印度国家人口控制计划（The 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Program）走向极端，绝育成为一种强制性政策。     

        政局稳定后，总理英迪拉·甘地以发展经济之名继续保持国家的“紧急状态”。她推行名为“消除贫困”的发展项目，制定了包括控制物价在内的20条经济发展政策，同时强化了人口控制计划：例如警察奉命动员男性公民实施输精管结扎术，政府公务员有动员绝育手术的指标，而他们自己也往往要以绝育证书作为升职、分房、带薪休假的代价。卫生部不断地鼓励州与州之间的竞争，要求地方官员超额完成任务，并威胁对在人口控制执行中表现不佳的工作人员采取惩罚措施。

        其子桑吉·甘地（Sanjay Gandhi）在第二年以非官员身份参与政治，从1976年实行强制性的人口控制，绝育人数从130万上升到810万。一直到1977年印度国民大会党（英迪拉·甘地派）政府倒台，强制性绝育政策才被中止。而英迪拉在大选中的落败亦和该政策有关。

        该文首先探讨人口控制计划何以成为特殊时期国家介入民众生活的一个关键。作者认为，控制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已经被默认和接受，该计划最初确实是为了解决贫困问题、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提出的。它是一种试图将印度从贫困中解救出来的乌托邦式的想法。       

        然而经过国家权力的运作，这种想法在实际上远离了消除贫困的初衷，反而成了对贫困的身体的侵犯——研究发现，大多数人对“紧急状态时期”的记忆等同于“上百万人被强制绝育”，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滥用国家权力的时期。而它的初衷——发展经济——从历史叙述中消失了。      

        于是作者考察了历史记忆的偏差如何产生：“紧急状态时期”和“绝育”，在公众记忆中是如何被混为一谈的？消除贫穷、经济发展和“绝育”之间原本有紧密的联系，如何被公众所忽略和遗忘了？被记住的只有独断专行、滥用权力的人口控制。    

        作者认为，多年来该时期的档案文献的缺失，是历史叙述越来越被主观情绪左右的原因，也是紧急状态、绝育政策、经济发展和人口控制之间的联系被忽略的原因。该文档案资料的获得也颇费周折。       

        在2010-2011年间，印度媒体相继曝光了“紧急状态时期”的一系列秘闻，首当其冲的就是关于当时政府文件的下落，并凭借印度《信息权利法》（The Right to Information Act）所赋予的权利，要求公开英迪拉·甘地于1975年发表的关于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声明。然而，这个诉求像被踢皮球一样，从总理办公室被推到内政部，最后球被踢到了印度国家档案馆。最初声称没有这份资料的印度国家档案馆，于2010年12月公开了英迪拉·甘地的这份声明。同时，总统秘书处拒绝公开甘地与时任总统艾哈迈德之间的通信。2011年6月，印度中央信息委员会以维护“重大公共利益”为由，要求总统秘书处公开了相关文件。 

        印度国大党还被怀疑阻止沙赫委员会（The Shah Commission）公开其调查报告——以印度大法官沙赫为首的“沙赫调查委员会”在上世纪70年代末调查了1975—1977年的腐败现象，特别点名桑吉·甘地在家族势力庇护下视法律为无物的腐败行为。然而作者表示，“如果国大党真的试图埋葬这些报告使其不见天日，他们没有成功。因为我在新德里的一个大学图书馆找到了这些文件的复印件。”此外，作者还在印度国家档案馆调阅了最新公开的的沙赫调查委员会档案（the records of the Shah Commission of Inquiry）。正是基于这些资料，作者对于紧急状态时期政策的重新考察才成为可能。       

《近代中国》：1950年代的工人抗议事件

        《近代中国》（Modern China）40周年刊刊发Fang Chen的文章Against the State: Labor Protests in China in the 1950s。该文检视了1950年代中国工人群体中频繁发生的抗议事件。和前人所用的大部分公开资料不同，作者以新华社内参作为基本史料，记载详实且相对客观。       

        根据内参记录，1952—1957年全国共有61起工人抗议事件，分别发生在上海、太原、重庆、兰州、鞍山、福州、沈阳、洛阳、天津、合肥、无锡、武汉和淮南，以及一些铁路建设基地。上海尤其多。作者认为，问题植根于新生国家正在重建与劳工之间的关系。       

        建国初期，新政权面临的是薄弱的工业基础、脆弱的经济状况。“三反”、“五反”运动之后，面向工人的雇佣机会愈发减少。内参记载，北京的许多工厂开始裁员、减产，宁波有430个私人工厂停止运营，江苏和天津的私营业主也在裁员、撤资……总之建国初期出现了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的情况。作者认为，工资和福利问题是导致抗议和罢工的症结。大部分案例都是因工人涨薪未果、年终奖金无故减少引起的。1957年的一个案例中，重庆一家兵工厂的工人包围党支书和经理要求加薪，甚至派代表去四川省党委要求见省领导，前后参与的工人超过3000人。     

        1957年类似的事件明显增多（有学者称之为“工潮”），特别是在上海。美国历史学家裴宜理认为，上海的劳工抗议与薪资关系较小，主要和福利分配不均有关——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工人福利待遇差异太大才是导致工人抗议的主要原因。不过，从新华社内参记载的案例资料来看，薪资和福利所引发的不满几乎是各占一半。       

        总体而言，工人对“解放”后的美好想象和实际情况的差距是这些抗议行为的根源。作者认为，失业、薪资不涨反降、糟糕的工作环境、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都是工人不满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罢工、暴动、游行、消极怠工都比较常见，而集体向政府请愿则是1950年代出现的比较新的表达方式。高频率的集体请愿行为意味着工人把国家视作自己的利益的捍卫者和代表，认为政府应该对他们的问题与状况负责。在一个案例中，工人甚至集资送请愿代表进京。       

        接二连三的“工潮”无疑对新政权的稳固提出了挑战，尤其是1950年代初，现代化的城市经济体系正在建设当中，工人阶级的力量不容小觑。从内参的数据来看，政府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与抗议者达成了和解；工会、共青团、妇联以及劳动局都充当了中间调解的角色。在上海，市委书记和副市长都曾到抗议地点和工人对话。     

        值得注意的是，高层官员常常问责于工厂企业。在1957年的一个案例中，当时的中共领袖刘少奇曾责备一家工厂的管理者“采取了错误的方式对待工人阶级兄弟”。工厂的管理者常常受到当局的批评：“官僚主义”，脱离工人群众。而另一方面，政府官员也抱怨工人的“经济主义”，指责他们为了经济利益而“闹事”。     

        可以说，1950年代的“工潮”也促使政府调整工业体系建设和管理方式，使其更加符合工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期待。早期中国的工业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影响，实行首长个人负责制，后被工人参与管理的制度所取代。也正是在1957年的“工潮”以后，毛泽东建议将工人有罢工自由的权利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然而工人毕竟不是管理者，工作环境、待遇等问题仍然存在，尤其是新的管理制度并未解决正式员工和临时工之间待遇鸿沟的问题。于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为这些工人提供了一个翻身掌握权力的机会，那些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临时工人也在“文革”最初几年的运动浪潮中狠狠冲击了当时的管理制度。     

        作者认为，尽管建国初期的这一波“工潮”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中国在几十年后仍上演了类似的剧情，即1990年代中期大批国企职工下岗引发的工人抗议。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当时的国家工业体系都具有“道德经济”的特征，即国家向工人提供经济利益以交换其对合法性的认可。工人在某种程度上视国家为其利益的捍卫者和代表人。当经济利益得不到满足时，国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就会趋于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