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夏都”北戴河：重构中国政治地理版图

        渤海之滨，燕山之南，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中，北戴河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上个世纪50年代，因距离北京较近且适合休闲避暑，它成为中央暑期办公的所在地。之后半个世纪，它又因历任中央领导人每年夏天到访以及那些在北戴河做出的重大决策，被誉为中国的“夏都”。

        2014年夏天，即使在官方取消暑期办公制度的第11个年头，北戴河也并未远离权力中心。8月6日，受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北戴河看望了参加今年暑期休假活动的专家。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了解到，这是刘云山连续第二年在北戴河看望参加暑期休假活动的专家，也是中央从2001年起邀请专家暑期赴北戴河休假的惯例延续。

        北戴河以一种低调且神秘的姿态，继续着它在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特殊地位。

北戴河进入中央视野

        从北戴河联峰山西侧经西海滩路前行不远，交通警察将行人车辆拦了下来。左侧的下山公路，有武警岗哨放置的路障，一辆军牌黑色越野车缓缓开过来，驶入中直浴场。

        这是2013年8月9日下午6点10分北戴河出现的一个场景。西海滩路靠海滩一侧，每隔三五十米便有警卫，与当地公安以及武警不同，他们均身着衬衣、戴墨镜，以端正的姿势坐在椅子上。

        “从警卫的级别看得出，中央领导同志正在北戴河。”《秦皇岛日报》高级编辑、北戴河区文化顾问孙志升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北戴河与政治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纪中期。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法俄美等国获得了在北京常驻外交使节的权利。驻京的西方人员在华日久，便利用特权四处寻找适合夏季避暑的地方，终于看中了渤海之滨的北戴河。

        清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应驻京西方使节的要求，清政府正式将北戴河辟为旅游避暑区，“准中外人士杂居”。这也使得它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确定的各国人士的旅游避暑地。

        1912年，北洋政府的高官开始在北戴河修建度假住所。之后数十年间，北方的北戴河和南方的庐山成了国民党军政要员避暑的两大主要去处。

        当时，作为中国现代旅游业发端和缩影的北戴河，在近代历史上也创造了几个第一：第一个官方经营的外国使节避暑区、中国第一条旅游专线铁路和第一条旅游航空专线。

        1948年11月，北戴河解放。这一消息传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也引起中组部的重视。他们正考虑全国胜利后如何安置伤残将士。

        1949年4月6日，对北戴河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

        这一天，中组部派招待所的负责人到达这里，在东联峰山接收、购买100多栋别墅，组建了疗养院。随后，全国工会系统开始效仿苏联的做法，组织劳模到北戴河休养。

        3年后，中组部疗养院移交给中央办公厅，改名为中直机关疗养院，规定中直机关的干部一年有一周去北戴河休养的假期。

        中共中央领导人确定在北戴河实行避暑和办公制度，则形成于1953年夏天，即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时。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当时没有空调设备，连风扇都少有，中共中央派了一个考察小组考察了大连、青岛等地。

        最终，有关人员从环境、地址、路途等方面考虑，认为北戴河海滨沙子质量很好，海滩不陡峭，鲨鱼也很少，距离北京又比较近，决定将这里作为中央领导避暑办公点并成立了筹备组。

 渤海之滨的领导人身影

        随着中央暑期办公制度的形成，北戴河正式登上共和国的政治舞台。

        1954年夏天，中央集体到北戴河办公，中直机关疗养院更名为中直干部休养所。

        自此，海滨小城的政治地理开始重构。

        在休养所内部，新盖的毛泽东住的楼列为1号楼，刘少奇住的两栋原德国府别墅小楼为2、3号楼，朱德住的原属吴鼎昌的别墅列为4号楼，27号德国牧师楼为周恩来居住，邓小平住的老房子是16号楼。

        1960年，休养所给毛泽东修建了95号楼。1968年，编号为96的林彪楼建设完成。

        一个个“大人物”的到来，也给北戴河留下了许多红色记忆。

        朱德是第一个来到北戴河的中央领导人。1949年6月，这位因身体不太好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住进了当地原铁路宾馆1号楼。此后，他几乎每年都来北戴河休息疗养，直到逝世前一年。

        “这座山很理想，我死了若能放在这个山上是最好啦。”朱德曾对夫人康克清这样说道。只是最终，这位老革命家仍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精神，响应毛泽东关于党的领导人死后应火化的号召，没有土葬。

        1954年4月，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去北戴河的时间。当时他住“章家楼”，此楼因天津巨商章瑞庭所建而得名，张学良也曾住过这幢楼。

        不过，出于习惯，毛泽东并不爱住洋楼别墅。为此，中直疗养院建造了1号楼，实际上是一排平房，这就成了毛主席每年过来避暑办公的地方。

        三个月后，他再次来到北戴河。这一次，他住的时间比较长，大概当年9月才返回北京。

        那年夏天的情景，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保健医生徐涛在回忆录中也有生动记载。

        他记得，毛泽东游泳喜欢热闹，尤其喜欢和年轻小伙子姑娘们成群结伙地游。有一次游到兴头，他忽然朝徐涛喊：“小徐，你不是游得好吗？我们比一比。”

        之后，只见毛泽东不慌不忙只管向远处游。他游泳的轻松自如完全如他后来在词中所写那样：“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半小时后，反倒是徐涛坚持不住了，气喘吁吁爬上船。毛泽东指着他挖苦道：“很进化么，很有办法，游不过岸就划船划过岸。”

        大家都笑了。许多人游不了多久也得上船喘口气，然后再下水陪毛泽东游。毛泽东每次游泳只下一次水，下去就要游个够。不够不上岸，上了岸便不再下水。无论走路游泳，他都是那句话：“我这个人不喜欢干回头事。”

        喜欢游泳的毛泽东，也享受与风浪搏击的乐趣。有一次，他走到海边时突然狂风大作，紧接着是大雨倾盆。周围的人都劝他不要下去了，可是当时已经61岁的毛泽东游兴大发，毫不犹豫跳入水中，还让警卫们和他一起畅游。

        第二天，毛泽东纵笔挥毫，写下了不朽的名篇《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这首词，首发于1957年1月25日《诗刊》的创刊号。

        周恩来和邓颖超，也是令人羡慕的一对伉俪。

        全国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邓颖超一直体弱多病，处于休养状态。北戴河，也成为她最常选择的避暑之地。

        1958年的夏天，邓颖超已经到了好几天，约定随后就到的周恩来却迟迟没有到。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经常会有突然发生的事要处理，被绊住了便不能脱身。每当这种时候，邓颖超就会对周恩来生出缕缕特别的思念，于是每天都会往北京打一个电话。

        她拨通电话，只要“喂”一声，就大致能听出周恩来的身体状况，知道是不是感冒了，是否又咳嗽了。

        有一次，邓颖超秘书张元的女儿萧远音教会了她唱《敖包相会》，还把“我等待着美丽姑娘呦”，改成了“我等待着心上的人儿呦”。邓颖超随之给周恩来打电话，唱了一曲《敖包相会》。

        周恩来听了很奇怪，说：“你什么时候学会了唱这首歌的？”

        邓颖超说：“大米(萧远音)在我这儿呐，她知道我想你了，就教我唱这首歌。她还说你听了以后，就该过来了。”

北戴河的“夏都”之名

        聚集了中央领导人的北戴河，与中国政治的步伐有了密切联系。

        从1953年到1965年，夏季的中央重要会议，几乎都在这里召开。“新华社北戴河电”这样的字眼频频出现在报端，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决策也不断从这里诞生。这也成就了北戴河的“夏都”之名。

        “北戴河会议”，似乎很难给它一个精准定义。但是，它的地位却无须怀疑——建国以来的相当一部分重要决策，都是在这座海滨小城做出的。

        比如1958年8月17日至8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各有关部门党组的负责人。

        会议通过了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的决策，还通过了关于计划和体制方面的8个文件，农业方面的9个文件，财贸方面的10个文件，教育方面的1个文件，其他方面的9个文件。

        也是1958年的这次“北戴河会议”，毛泽东做出了炮击金门的决策。渐渐地，北戴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的政治“晴雨表”。

        中共中央自1954年建立的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一直持续到1965年夏天。

        这一年夏天国内经济状态大有好转，政治气氛却显得沉闷，尤其是在毛泽东提出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后，许多干部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不正常，交际大大减少。

        大多数电影和戏剧因被打上“封、资、修”的标签而被禁，这使海滨剧场也显得单调和冷清。北戴河海滨在“文革”开始前的最后一个夏天，中央来的领导人已不多，这也预示着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

        1965年11月至1966年7月，毛泽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有8个月住在南方不回北京，返京后直接在中南海领导运动，也不再来北戴河。

        一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大批曾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得到平反，中央和地方的疗养院又重新收归各个部门，过去的疗养制度又逐渐恢复。

        一些年事已高的中央领导人在夏天到北戴河半休养半办公，国内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重要决策又开始和北戴河有关。

        1979年2月4日，《人民日报》在显要位置发表了一条消息，“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北戴河休养区拨给旅游部门接待外宾使用”。做出这个决定的人，是邓小平。

        他希望通过旅游业挣外汇——旅游首先得有房子，当时他在一个文件上批示：军队的疗养所必须全部交出，一所都不得保留。

        到最后，除了毛泽东生前居住的95号楼，其他所有疗养院都交了出去，分别组建为东山宾馆、西山宾馆和中海滩宾馆。从此，北戴河神秘的中央暑期办公地向老百姓敞开了大门，中外游客都可以住进原先中央领导人住的楼里了。

邓小平在北戴河

        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的身影也频繁出现在北戴河。

        1983年7月16日晚，他乘专列离开北京，第二天早晨抵达渤海之滨。

        此时，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正在推进一系列重大决策。比如为了整顿社会治安而进行“严打”的决定，就出自北戴河的这个夏天。

        1986年8月5日下午，正在北戴河休养的邓小平会见了日本自民党最高顾问二阶堂进。谈到个人身体状况时，他说：“我测验自己的身体靠两条。一是能不能下海，二是能不能打牌。能下海证明体力还好，能打牌证明头脑还好。”

        确实，邓小平每次来北戴河休养，游泳是他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在大海中游泳是邓小平最惬意的事情。他曾对身边人说：“我不喜欢在室内游泳，喜欢在大自然中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

        打桥牌是邓小平每天活动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在晚年。这是他向自己的智力老化发起的一种挑战。他不仅酷爱打桥牌，而且叫牌准确，出牌果断，牌技精湛，水准常令专业选手称道。

        邓小平和围棋大师聂卫平的故事，常被“圈内”人传为佳话。

        有一次，邓小平和聂卫平搭档打桥牌，将对手逼得很惨，聂卫平有点不忍，故意“放水”。当时，邓小平就“揭穿”了聂卫平，并戏谑“他创造了世界纪录了”。

        每年8月22日是邓小平的生日。他来北戴河休假的时候，若没有特殊情况，他总是过完生日才回京。

        邓小平过生日，从来不请外人，只有全家人聚在一起，大家一起为他唱生日歌。他和孙辈们一起吹蜡烛，和夫人卓琳一起切蛋糕、给大家发寿桃……儿女们、孙辈们也会分别给他敬酒。每当这个时候，邓小平兴致都很高，酒也会比平时要多喝一些。

        1992年7月15日，88岁的邓小平又带着全家来到了北戴河，这是他最后一次到北戴河休假。

        这年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下半年，党的十四大即将召开，7月23日和7月24日，邓小平在北戴河的住处审阅了十四大报告稿，表示同意报告的框架。

        和往常在北戴河一样，这一次，他还想下海游泳。但是，由于怕海水较凉引起咳嗽，医疗组已经决定不让他下海了。

        于是，邓小平每天都问医护人员：今天水温多少？有没有浪？风大不大？他的护士后来曾回忆说：“每天我们一报水温，一报风力，我觉得他好像心里痒痒的，特别想去游。”

        终于，医疗组“妥协”了，“要不就让他游吧”。结果，邓小平游了8次，而且最长的一次游了将近一小时。

中央暑期办公制度终止

        1984年，中断19年的中央暑期办公制度再度恢复，“夏都”的称谓也再次回到北戴河。

        此时，海内外最关注的，是每次党代会召开之前，中央领导人很可能在北戴河举行前期的酝酿会议。

        比如1987年夏天，中央领导人、中央书记处成员和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在北戴河海滨对十三大报告进行了讨论修改；1997年暑期，十五大准备工作也在北戴河进行，文件起草班子在这里汇总各方面建议，进行反复推敲。

        此时的“夏都”，与以前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就是老百姓开始和领导人共享这片避暑胜地了。

        有一年，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带了两名工作人员，悄然进了一家小餐馆吃饭，被老板认了出来。这位领导笑了笑，示意老板不要惊动大家，他和普通客人一样吃完饭、结了账，散步离去。

        除邓小平外，其他很多中央领导人也在北戴河一边休养一边办公，尤其是整个20世纪90年代，北戴河的夏季都成为中央各大单位在暑期办公的重要地点。很多领导人在炎热的夏季都在此一边办公一边游泳，处理了诸多重大事务。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北戴河都是中央在夏季处理内开展外交的办公场所，这一惯例一直到延续2003年。

        这年7月19日，人民网发布了一则消息：“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五大领导班子今年夏季将不到北戴河办公……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在此期间外出和休假，均需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不得擅自去北戴河等避暑胜地。”

        此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赴北戴河暑期办公的说法不再见诸报端，“中央暑期办公制度”由此成为历史。

        虽然中央领导不到北戴河集体办公了，但他们在此休假的惯例没有变，一些会议和会见活动也常在此举行。

        2001年8月5日，胡锦涛曾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在北戴河会见了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野中广务一行。

        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当时，开国上将中健在的只有吕正操和肖克两人。那一年的8月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来到北戴河，专程看望了101岁的吕正操老人。

专家学者“做客”北戴河

        随着北戴河政治色彩的淡化，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专家，成为北戴河在夏天的“贵宾”。

        1987年7月，党中央首次邀请全国科技界14位专家及家属到北戴河休假，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在此接见了部分科技专家代表。

        2001年，我国首次把人才问题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专家夏季休假也作为制度被确定下来，地点就定在北戴河。

        从2001年开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已分14个批次共邀请700多名专家携家属来北戴河休假。

        根据每年全国工作重点的不同，所邀请专家的领域也会有侧重，比如2001年被邀请的是国防科技专家；2003年是抗击非典的医务和科技专家；2006年以“农”为特色，组织了51名农业科技专家和农村实用人才到北戴河休假……

        2012年8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又邀请了62位全国各领域的专家和一线人才及其家属来北戴河休假。专家们入住的是位于北戴河景区中部的国海宾馆。宾馆紧挨海水浴场，推开窗就能看到海，走出宾馆200米就到海边。

        8 月4日晚，中央领导人出席了欢迎晚宴。“中央领导给每个人敬酒，宴会气氛特别好。领导们都顾不上吃一口菜。”农民工发明家赵正义事后对媒体回忆，这场宴会“是国宴级别，吃的菜也都叫不上名字”。

        赵正义还列举了和自己同桌的专家名字：航天员景海鹏、新型工人巨晓林、中国工程院院士吾守尔•斯拉木、光纤传送网与宽带信息网专家邬贺铨……

        第二天上午，中央领导还和专家们一起参加了以“人人皆可成才”为主题的座谈会，直接听取这些人才精英的声音。

        2014年8月6日，受习近平委托，刘云山北戴河看望参加今年暑期休假活动的专家，并同大家进行座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各方面优秀人才致以亲切问候。

        座谈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忠贤、郑晓静，西南石油大学教授赵金洲，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景源，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小牛先后发言。

        大家结合工作实际和个人经历，介绍科研情况，畅谈心得体会，就加强基础研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繁荣人文科学、培养青年人才等提出意见建议。

        一同出席座谈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赵乐际。

        就这样，迎来一批批顶尖专家和各类人才的北戴河，也在“度假胜地”之外多了个身份——领导人的“专家人才会客厅”。

        (本文参考徐焰著《北戴河往事追踪报告》,《环球人物》《中国新闻周刊》《新京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多家媒体报道等公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