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专栏：对朋友的信托

《此刻》（Here and Now）是库切和保罗·奥斯特的通信集

        近读约翰·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和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的通信集《此刻》（Here and Now），两个聪明人聊天，自然叫旁观者愉快，一愉快，那就停不下来了。可是其中一封发自库切的信，却拖慢了我的速度，令我顿下想了半天。那封信谈到了似乎永久不得善了的巴以问题，也谈到了库切对这个问题的矛盾感受。身为众人心目中的左派知识分子、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库切自然常常收到邀请，要他联署一些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公开声明。但库切对待道德议题的严肃是出了名的，我甚至觉得他是当世小说家中思考方式最接近伦理哲学家的一个，深沉而尖锐；面对这类邀约，他当然要仔细思考其中涉及到的所有环节；每一份声明，不经灵魂搜索，不能轻易应允跟从。

        叫我吃惊的，是其中一个使他矛盾的理由竟然是：“I have Jewish friends to whom the fate of the state of Israel means a great deal. If I have to choose between my friends and the principle of historical justice, I am afraid to say I choose my friends——not just because they are my friends but because I believe their commitment to Israel（which is not necessarily support for any particular Israeli government） is deeply thought out and deeply felt and at certain times quite anguished. I don't share in that commitment, but as in love, where the beloved is right even when she is wrong, so too in friendship.”

        坦白讲，这样的态度未免过于轻率，尤其是在所谓的“大是大非”的抉择跟前。我怀疑，库切要不是不认为巴以问题是个是非分明的课题，没把它拉到和自己贴近至不可回避的地步；就是真的太爱他的朋友，乃至于以爱人取譬。这种朋友，不可能太多，必定是你能完全信任的朋友。你相信他们就算在情感倾向上早有立场，也一定会真诚并且严格地审视自己这个立场的道德与政治的全部含义。

        这又让我记起以赛亚·伯林曾经说过，每逢混淆含糊，是非难辨的紧要局面，他就会想到一个很特别的友人，看看他会如何判断，跟随他的选择；只要跟着他走，自己在道德上就不会犯错。这也是我一看就惊讶地停顿良久，并且难以忘却的一段话。因为伯林是个那么了不起的思想者，他怎能如此轻率（就像库切似的），放弃了自己的理智，放弃了自己的自主，进而放弃掉自己可能将要承担的责任，将思考的和道德抉择的重负转移到朋友身上？

        我很好奇伯林那个朋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难道世上真有这种“永远正确”的人吗？于是我在脑中唤出自己认识的人，一边让他们的面目和声音清晰起来，一边想想他们会不会是那种我可以托付死生大事的人。（真正严肃的道德问题岂不都涉及吾人立身处世的根本核心？）非常可惜，除去自己佛法修行上的师父不算，我只能想到一两个比较接近标准的名字。其中之一，是香港人应该都晓得的甘浩望神父，他或许就是那个我能在非常时刻仰望景从的模范。

        但他不是，因为我并不总能同意他的立场（同时我也还是不愿轻易舍掉自己的包袱）。然而，我却愿以他为罗盘，在真正困难的时候慎重考虑他的方向，就算到了最后走上不同的道路，我仍然尊敬他的选择，而且不忘以之衡量自己，以便省思自己有没有犯错。那是因为我知道他不苟且，起码在至关要紧的课题上；而且他不恐惧，从不躲避最艰难的处境，哪怕违逆时势，也要秉持良心和信仰。最简单地说，甘神父是个在政治和道德上都是够严肃且热情的人；所以我相信他的决定。正如库切所说的那些朋友，他们的“Commitment”是“Deeply Thought out and Deeply Felt”的。

        反过来想，这并不表示我其他朋友就很糟糕很不道德了；恰恰相反，我相信他们大部分人在判定立场的时候都会经过一番思考，不可能乱来，分别只在于那个Commitment之深浅程度而已（如果太浅就谈不上是“Commitment”了）。比起情绪带动取向，或者思虑粗糙紊乱的，我会更加看重冷静理性的人，因为我觉得他的Commitment可能慎重一些认真一些；比起忽然狂热，或者时常转变的，我会更加看重稳定如一的人，因为我觉得他的Commitment或许是在真诚地回应某种持续的呼召。于是，即便在我们的抉择截然不同，甚至因此分道扬镳的情况底下，我还是要尊重他们、理解他们，尽量设身处地地想象他们的感受以及思考过程。因为我知道自己还不够严肃彻底，自己的Commitment也还不够深，更不比他们明智；所以我没有理由要比他们更加正确，所以我也必须弄明白他们的Commitment是怎么来的。如是选择，如是承许，他们当有够好的理由。

        说到这里，我猜我大概开始有点理解库切那番话的意思了。他口中的那些朋友，自不会是些只因自己是犹太人，所以便随随便便地支持以色列政府一切作为的人；也不是绝不反省、无视任何不利指控的狂热锡安分子；那些人是真真正正对以色列有深刻思考和深度承许的朋友。他“选择”他们，并非因为他们一定正确，而是因为他们认真。于是他没法无视他们，轻轻松松地做出和他们不一样的选择，在一份谴责他们的立场的声明上随手签字；于是他矛盾。

        库切也好，伯林也好，他们对朋友的这种信托，远远说不上是种轻忽。因为他们竟然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想过要是碰上了重大的立场困境时可以信任哪个朋友的问题。正是这层思虑，足显他们并没有轻易舍弃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们平常根本不会念及这种问题，我们往往只是不自觉地跟着朋友，至少是跟着朋友之中的主流，甚至是那些被叫做朋友而我却根本不认识的人。他们鼓掌，我也鼓掌；他们讨厌的，我也讨厌；然后还要动不动就把这些喜恶上升到“大是大非”的层次。于是“大是大非”四字就此失去了它所具有的一切意义。而伯林，他却在一辈子的思索之后，才发现了这么一个足以步法其道德轨迹的朋友；可见他不只非常严肃地看待朋友，也非常严肃地看待道德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