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君臣〡天朝与远人——中华帝国图景下的中国与朝鲜

王元崇/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2014-08-12 07:3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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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当代中国人的我们,要认识近世中国的历史绝非易事,而最大的障碍是正确认识清代中国。如果对清代历史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就无从理解清代中国的国际关系,特别是1880年代在越南同法国的战争,以及1890年代在朝鲜同日本的战争。这种清理认识的工作自不能一蹴而就,但有几个方面却是可以较快获得改观的。
       在笔者看来,我们最好用一种较长历史时段的眼光,来观察近世中国历史的开端。这里的“近世史”,不同于我们平常谈论的“近代史”,虽然在英文表述上都可以用“modern history”来概括。笔者所谓“近世史”开始于1600年代,也就是明代末期的时候。
       为什么要放在1600年代呢?因为这个时候,东北的女真部落开始迅速崛起,1610年代建立了后金国,1630年代发展为大清国,1644年入关统治中原,随后开疆拓土,逐步将东北、蒙古、新疆、西藏、云贵、台湾等广袤地域清晰地纳入到中国版图之中。到了乾隆朝末期的1790年代,清代中国已经成为欧亚大陆上一个多民族、多文化渐趋融合的大一统的中华帝国
       可见,当我们对别人宣讲中国“自古以来”如何如何的时候,要特别地小心,不然不仅是没有尊重历史,更不能在国际上以理服人,容易陷入自说自话的窘境
乾隆皇帝与雍和宫匾额。匾额从右至左,为满文、汉文、藏文和蒙文。

       国人只要上过中学,就都学过一套朝代更迭的中国史,清代排在这条更迭线索之末,看上去和明代乃至之前的朝代并无本质的差别,依旧符合“封建制度”、“皇权统治”、“家天下”的界定。殊不知清代治下的中国同前朝相比,已经截然不同。这种不同,今天的我们,在经历种种国家和知识构建的再造运动之后,往往视而不见、浑然不觉。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通俗的例子来展示这种差别。清代的皇帝,在我们今天看来,和明代的一样,都是君临天下之主,只不过他是满人而已。时下流行的清宫剧所描述的皇帝,便是这种单一的天子的角色。但实际上,由于中国当时已经融合了许多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在内,人们在理解清帝的时候是存在一些不同的。
       例如,乾隆皇帝这位中国荧屏上长盛不衰的男一号,在当时起码身兼四种混合的角色:对于崇奉孔孟程朱的知识分子群体而言,他是天子、皇帝,自然也是君、是父;对于满族这个统治集团而言,他除了是皇帝、君父之外,也是八旗的旗主,或者家主;对于蒙古外藩部落而言,他是大可汗;对于西藏而言,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例如北京雍和宫内的清帝画像,便是以文殊菩萨的形象出现的;而有清一代,历世达赖喇嘛一直称呼清帝为“manjusiri dergi han”,字意是“文殊师利上汗”,汉译过来就是“文殊师利大皇帝”,所谓“文殊师利”就是文殊菩萨)。
       可见,清代皇帝并不好当,仅就文化上而言就是一项“苦差事”:除了要学满、汉、蒙、藏等诸多文字不说,还要处理有关宗教上的很多事务。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清代入关以来,自第一代的顺治皇帝至第九代的光绪皇帝,均是夙兴夜寐、勤勉非常之人,没有出过一个昏君,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旷古空前的
       清代中国已经是一个多元社会。如果不理解这一点,而仅仅是从天子或皇权的角度来观察清帝乃至中国社会,我们将无从厘清现在很多的边疆问题是怎么来的,也无从真正了解我们所继承了的近世中国。其后果,则与盲人摸象无异。
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沿途所见。

       20世纪末,美国历史学界出现了几位主要靠满文来研究清史的学者,他们注重清朝作为满族统治的国家的层面,其研究路数被称为“新清史”。所谓的“新”,简单说来,是强调满文和注重满族自身的风尚传统,这无论对中国还是日本的学者来说,都无所谓“新”可言,并且“新清史”的很多观点也并非不刊之论。
       然而,“新清史”的出现竟令许多国人神经紧张,觉得这批外国人是要模糊“中国”的历史,其心可诛。何以至此?原因不外两种:一来是这些人因不懂满文而丛生莫大的恐惧(很多人大约并不知道,现在新疆伊犁锡伯族自治县的锡伯族同胞,母语其实就是满语,他们的祖先是乾隆中期开始从东北迁到新疆戍边的;1949年以来的中国大陆的有关清朝的满文档案,主要是依靠为数不多的几名锡伯族学者翻译为汉语的)。二来是在忽然发现清代中国竟可以有如此多元的历史表述之后,这些人固有的知识体系受到了冲击。
       其实,如果对自己国家在近世的演变有所了解,我们会平和许多——满文有清以来就是中国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何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与此相照应,现在颇有一些人要发动“汉服”运动,殊不知这是在开中国历史的倒车,对我们当前的国家和社会并无裨益
       清代中国在这样一个多元的构建下,有两个负责外事的系统:一个是理藩院,一个是礼部。理藩院的前身是蒙古衙门,主要执掌蒙古各外藩的事务,在入关后也负责新疆等地回族事务以及中国-俄罗斯的事务。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俄罗斯同中国的交往都是通过理藩院进行的。
       但除了俄罗斯之外,理藩院主要处理的是中国版图之内的民族事务,并不是对外的外交事务。真正负责外交的,是六部之中的礼部。礼部下面有四个司,其中的主客清吏司是负责外藩属国事务的主要机构,朝鲜、琉球、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