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君臣〡天朝与远人——中华帝国图景下的中国与朝鲜

        作为当代中国人的我们，要认识近世中国的历史绝非易事，而最大的障碍是正确认识清代中国。如果对清代历史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就无从理解清代中国的国际关系，特别是1880年代在越南同法国的战争，以及1890年代在朝鲜同日本的战争。这种清理认识的工作自不能一蹴而就，但有几个方面却是可以较快获得改观的。

        在笔者看来，我们最好用一种较长历史时段的眼光，来观察近世中国历史的开端。这里的“近世史”，不同于我们平常谈论的“近代史”，虽然在英文表述上都可以用“modern history”来概括。笔者所谓“近世史”开始于1600年代，也就是明代末期的时候。

        为什么要放在1600年代呢？因为这个时候，东北的女真部落开始迅速崛起，1610年代建立了后金国，1630年代发展为大清国，1644年入关统治中原，随后开疆拓土，逐步将东北、蒙古、新疆、西藏、云贵、台湾等广袤地域清晰地纳入到中国版图之中。到了乾隆朝末期的1790年代，清代中国已经成为欧亚大陆上一个多民族、多文化渐趋融合的大一统的中华帝国。

        可见，当我们对别人宣讲中国“自古以来”如何如何的时候，要特别地小心，不然不仅是没有尊重历史，更不能在国际上以理服人，容易陷入自说自话的窘境。

        国人只要上过中学，就都学过一套朝代更迭的中国史，清代排在这条更迭线索之末，看上去和明代乃至之前的朝代并无本质的差别，依旧符合“封建制度”、“皇权统治”、“家天下”的界定。殊不知清代治下的中国同前朝相比，已经截然不同。这种不同，今天的我们，在经历种种国家和知识构建的再造运动之后，往往视而不见、浑然不觉。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通俗的例子来展示这种差别。清代的皇帝，在我们今天看来，和明代的一样，都是君临天下之主，只不过他是满人而已。时下流行的清宫剧所描述的皇帝，便是这种单一的天子的角色。但实际上，由于中国当时已经融合了许多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在内，人们在理解清帝的时候是存在一些不同的。

        例如，乾隆皇帝这位中国荧屏上长盛不衰的男一号，在当时起码身兼四种混合的角色：对于崇奉孔孟程朱的知识分子群体而言，他是天子、皇帝，自然也是君、是父；对于满族这个统治集团而言，他除了是皇帝、君父之外，也是八旗的旗主，或者家主；对于蒙古外藩部落而言，他是大可汗；对于西藏而言，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例如北京雍和宫内的清帝画像，便是以文殊菩萨的形象出现的；而有清一代，历世达赖喇嘛一直称呼清帝为“manjusiri dergi han”，字意是“文殊师利上汗”，汉译过来就是“文殊师利大皇帝”，所谓“文殊师利”就是文殊菩萨）。

        可见，清代皇帝并不好当，仅就文化上而言就是一项“苦差事”：除了要学满、汉、蒙、藏等诸多文字不说，还要处理有关宗教上的很多事务。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清代入关以来，自第一代的顺治皇帝至第九代的光绪皇帝，均是夙兴夜寐、勤勉非常之人，没有出过一个昏君，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旷古空前的。

        清代中国已经是一个多元社会。如果不理解这一点，而仅仅是从天子或皇权的角度来观察清帝乃至中国社会，我们将无从厘清现在很多的边疆问题是怎么来的，也无从真正了解我们所继承了的近世中国。其后果，则与盲人摸象无异。

        20世纪末，美国历史学界出现了几位主要靠满文来研究清史的学者，他们注重清朝作为满族统治的国家的层面，其研究路数被称为“新清史”。所谓的“新”，简单说来，是强调满文和注重满族自身的风尚传统，这无论对中国还是日本的学者来说，都无所谓“新”可言，并且“新清史”的很多观点也并非不刊之论。

        然而，“新清史”的出现竟令许多国人神经紧张，觉得这批外国人是要模糊“中国”的历史，其心可诛。何以至此？原因不外两种：一来是这些人因不懂满文而丛生莫大的恐惧（很多人大约并不知道，现在新疆伊犁锡伯族自治县的锡伯族同胞，母语其实就是满语，他们的祖先是乾隆中期开始从东北迁到新疆戍边的；1949年以来的中国大陆的有关清朝的满文档案，主要是依靠为数不多的几名锡伯族学者翻译为汉语的）。二来是在忽然发现清代中国竟可以有如此多元的历史表述之后，这些人固有的知识体系受到了冲击。

        其实，如果对自己国家在近世的演变有所了解，我们会平和许多——满文有清以来就是中国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何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与此相照应，现在颇有一些人要发动“汉服”运动，殊不知这是在开中国历史的倒车，对我们当前的国家和社会并无裨益。

        清代中国在这样一个多元的构建下，有两个负责外事的系统：一个是理藩院，一个是礼部。理藩院的前身是蒙古衙门，主要执掌蒙古各外藩的事务，在入关后也负责新疆等地回族事务以及中国-俄罗斯的事务。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俄罗斯同中国的交往都是通过理藩院进行的。

        但除了俄罗斯之外，理藩院主要处理的是中国版图之内的民族事务，并不是对外的外交事务。真正负责外交的，是六部之中的礼部。礼部下面有四个司，其中的主客清吏司是负责外藩属国事务的主要机构，朝鲜、琉球、越南、缅甸、苏禄、英国、法国、荷兰等等国家对中国的“朝贡”事宜，主要由主客清吏司来管。

        理藩院和礼部各自负责接待的这些政治单元，经常可以在北京或者热河碰头。1780年，朝鲜知识分子朴趾源跟随其担任朝贡使团正使的堂兄朴明源来华庆贺乾隆帝70大寿，就在热河行宫见到了蒙古各部和回部的王公，以及六世班禅额尔德尼。

        那么在这么多的政治单元中，朝鲜的地位如何呢？朝鲜最重要的作用是扮演万国来朝中的“远人”一角。“远人”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其身份的认同取决于同中国在文化上的关系，而非地理上的远近。朝鲜虽然与中国一衣带水，但在文化秩序上位列“东夷”，所以在宗藩政治话语中是“远人”、“远国”、“偏壤”等等，其目的是要凸显中国是天下文明中心的地位。

        一方面，朝鲜年年赴京朝贡，演习和施行若干礼仪，示范并强化一种“外夷”恭奉天朝中国的体系。这一作用早在明代就十分明确，而清代作为满人建立的王朝对此更为重视。另一方面，中国也可以不断通过对朝鲜的恩赐和怀柔来昭显“怀柔远人”的天朝情怀。

        可以说，朝鲜是清代宗藩体系中的“模范”和“标尺”。在北京看来，其他国家都应该像朝鲜那样谨守礼法，虔心向化，敬奉天朝这一文明中心。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曾围绕是否要对乾隆皇帝施行三跪九叩头之礼，与中方发生礼仪冲突。在天朝语境中，朝鲜使臣年年向中国天子磕头进贡，甚至3年前越南新君阮光平也曾亲自觐见磕头，区区一个英吉利国的使臣有何资格就此讨价还价？后来，乾隆皇帝同意英使以单膝跪地行礼，但其外交和商务的使命均告失败。天朝并未因为失去了一个马戛尔尼，而感到有任何不妥。

        马戛尔尼走了以后，朝鲜使臣仍旧年年进贡磕头。在这年复一年的进贡磕头的背后，中朝两国在君臣道义上也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换言之，朝鲜一旦有事，中国决不可能袖手旁观，否则就不能自称“天朝”、“上国”，也就不符合“中国”之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