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之役”：太子党VS少壮派

        但是，朱元璋在世的时候，为了削弱功臣的兵权，巩固朱家的天下，将他的儿子们分封在各地为藩王，并且有一定兵权。如果朱标健在，凭着他的嫡长子身份和丰富的人脉与政治经验，尚可弹压得住这些野心勃勃的兄弟。但是，年轻而缺乏政治经验的建文帝在登基以前就深感这些叔叔们可能威胁自己的地位。这些藩王们不仅是建文帝的长辈，而且手握重兵，对中央集权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此，登基以后，建文帝在亲信大臣的帮助下，谋划削藩。燕王朱棣看大势不妙，就先下手为强，起兵反叛。这场战争从建文元年（1399年）开始，以朱棣率领的燕军攻入首都南京并登上帝位结束。南京陷落以后，建文帝和他的太子下落不明，成为一段千古疑案。

        “靖难之役”是明朝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政权争夺战，不仅导致了明朝皇位归属的改变，也极大影响了此后二百多年明朝政治、思想的走向。清代大学者、《〈说文解字〉注》的作者段玉裁在《明史十二论》中将“靖难之役”、景泰末年的“夺门之变”以及嘉靖初年的“大礼议”称为影响明朝历史走向的“三大案”。

        关于这次政治斗争的背景，当代学者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不再仅仅把它视作一次单纯的宫廷斗争，而是联系到当时的政治生态，认为这是不同政治集团的较量。明史专家毛佩琦先生早就提出，“靖难之役双方是两个隐性集团的争斗，即皇帝文臣集团和武臣亲王集团的争斗”。顾诚先生在《靖难之役和耿炳文、沐晟家族——婚姻关系在封建政治中作用之一例》一文中则指出，明成祖表面上把文官当作死敌，其实他真正的打击目标是忠于建文帝的将领和武装力量。这个结论是比较深刻的。

建文帝与“太子党”

        我们仔细检查史料后就会发现，建文帝朱允炆和他的父亲朱标在武将尤其是战功累累的功臣中并非缺乏支持者。明朝最重要的两家开国功臣徐达家族和常遇春家族明显是支持建文帝的。

        徐达是朱元璋建立明朝时最重要的军事统帅，曾经率领明朝军队北伐推翻元朝。徐达位列三公，健在的时候就被封为魏国公，死后追谥为中山王。继承魏国公爵位的徐达长子徐辉祖英勇善战，曾经率军大败朱棣的军队于齐眉山。如果不是徐辉祖被建文帝临时召回，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很难预料的。即使在朱棣夺权成功以后，徐辉祖也拒绝效忠他。须知朱棣的妻子乃是徐达的女儿，徐辉祖作为徐达的正统继承人居然极力支持建文帝，很说明问题。

        常遇春是朱元璋建国时的另一位股肱之臣，也是一个传奇人物。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常遇春率领的北伐大军到了河南，元朝将领脱因帖木儿起兵五万迎战。常遇春单人匹马，手执弓箭，冲入敌阵。对方二十位骑兵围了上来，他一箭射死对方前锋，大败元军。常遇春因为战功赫赫被封为鄂国公，死后追封开平王。常遇春的女儿嫁给了建文帝的父亲朱标，是朱标的正妻，继承常家爵位的开国公常升算起来是建文帝的舅舅。根据《明史》转引的记载，常升曾与徐辉祖在浦子口并肩作战抵抗朱棣；也有说常升卷入了胡、蓝党案。但是，无论如何，常家在建文年间由于是外戚的缘故很受礼遇，恩宠有加。

        除了徐家和常家以外，朱元璋外甥李文忠的长子李景隆也是朱允炆的心腹。李文忠是最重要的开国功臣之一，曾经担任大都督府左都督（相当于今天的军委副主席），总领天下兵马，并被封为曹国公，死后追赠岐阳王。李文忠过世以后，长子李景隆继承爵位，并且出掌左军都督府。李景隆和朱允炆关系极好，属于“发小”。在“靖难之役”中，朝廷方面的军队失利后，李景隆遂被建文帝委以重任，负责军事工作。不过，李景隆是个志大才疏之人，屡战屡败，以至方孝孺建议建文帝杀掉他。朱棣的军队渡江以后，建文帝派他去讲和。他打开金川门，出卖了建文帝，迎接朱棣进南京。但是永乐年间，他的下场也不好，受到弹劾，被削去爵位，剥夺财产。

        明朝的封爵执行的是“异姓不封王”的原则，功劳再大、地位再高的异姓功臣最多封国公，死后才能追赠王爵。因此，这三家在开国功臣之中可谓位极人臣。除了这三家领军人物外，朱标、朱允炆父子和很多其他开国功臣及其后代均有密切关系。

        大将耿炳文的父亲耿君用早年追随明太祖渡江。耿君用战死以后，耿炳文继承职位，因有战功被封为长兴侯。耿炳文的长子耿璇还娶了朱标的长女江都公主。按照《明史》的说法，朱棣起兵以后，耿炳文奉旨率军平叛，坚守真定城，迫使朱棣一度退兵。但是，根据顾诚先生的研究，耿炳文不仅是明太祖生前确定为朱允炆保驾护航的重要棋子，而且是在真定战役中和朱棣军队作战时阵亡的，推翻了《明史》的说法。

        汝南侯梅思祖的侄子梅殷文武双全。洪武十一年（1378年），他娶了朱元璋的女儿宁国公主，深得老丈人宠信，被委之以托孤重任。朱棣起兵以后，梅殷受命坚守淮安直至南京被攻破。朱棣即位以后，逼迫宁国公主写血书，才把梅殷召回。

        大将沐英是朱元璋最受宠爱的养子，和马皇后、朱标感情都很好。马皇后病逝之时，沐英哭得吐血。朱标死后，沐英因为悲伤过度染病而亡，死后追封黔宁王。而沐英的继配夫人就是耿炳文的妹妹。因此，沐家的政治立场是非常明确的。沐家远在云南，根深叶茂，成祖即位以后轻易动不得他们，只能通过联姻的方式予以笼络。

        朱允炆和他的父亲朱标在开国功臣以及第二代中广有人脉，他们和功臣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通过婚姻关系、战友关系、同乡关系形成为明朝初年最有权势的集团，可以说就是当时的“太子党”，而建文帝本人则是“太子党”当之无愧的领袖。他即位以后，维护了开国功臣集团的利益，还把军事大权交给了“太子党”。

        建文帝不仅和开国功臣及其子弟有着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而且和由知识分子构成的文官集团有着良好的互动。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进行了官制改革，废除了丞相。改革以后，文官中地位最高的六部尚书才正二品，但是武官之中地位最高的五军都督府都督却是正一品，这个改革客观上是打压文官集团。建文帝即位以后，将六部尚书提升为正一品，提高了文官的地位，大力重用方孝孺等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建设“文治”，但是这些读书人并不构成真正有实力的权力集团。

明成祖与“少壮派”

        反观朱棣的班底，却别有一番特色。朱棣虽然是徐达的女婿，但是继承徐达爵位的徐辉祖并不支持他。不过，徐达的幼子徐增寿却在靖难的时候私通朱棣，被建文帝处死。朱棣即位以后，追封徐增寿为定国公，子孙世袭爵位。

        朱棣在“靖难之役”中有两位军事上非常得力的助手，一位是张玉，此人原本就职于元朝的枢密院，还跟随元廷逃到漠北。直到洪武十八年（1385年），他才归顺明朝，后来因为军功被封为济南卫副千户。朱棣起兵以后，他积极协助朱棣，在东昌一战中战死。他死了以后，长子张辅不断加官进爵，在永乐年间被封为英国公。此后，子孙世袭爵位，成为明朝最为显赫的勋贵之一。

        朱棣还有一位大将朱能，他的父亲朱亮早年跟随过明太祖，因为军功被封为燕山护卫副千户。朱能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后，也积极参与朱棣起兵造反，因为功高被封成国公，子孙世袭爵位直至崇祯年间。朱棣的权力基础很明显，是军队里的少壮派，而且和明朝的建国大业也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要追问“靖难之役”背后的派系角逐的实质是什么，应该是皇帝背后的开国功臣的第二代（太子党）和朱棣背后的新兴军事集团（少壮派）之间的冲突。但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建文帝为首的太子党最后输得一败涂地。

“靖难之役”的恶劣后果

        朱棣取得胜利以后，造成的政治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首先，他为了扬威立万，震慑反对势力，毫无顾忌地公开诛杀建文时期的文臣，荼毒他们的家属，把那些忠臣的女性家属发配为性奴隶，任人蹂躏。尤其是他杀害被自己的军师姚广孝称之为“读书种子”的方孝孺时，所用手段可谓残忍之极，一直被后人诟病，甚至连他自己的儿子明仁宗也看不下去。为了进一步控制知识分子，他还指示朝臣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书作为皇家标准教科书以钳制读书人的思想。

        另一方面，他用各种方法打击开国功臣中忠于建文帝的力量。朱棣即位以后，将自己的大舅子，至死忠于建文帝的徐辉祖削去爵位，并软禁多年。而徐辉祖的儿子徐钦也因为对朱棣不敬，一度被削爵为民。直到万历年间，徐辉祖才得到官方正式纪念；之后，他被追赠为太师，谥号“忠贞”。永乐年间，忠于建文帝的驸马梅殷也被朱棣的亲信害死，而长兴侯耿炳文的长子、朱标的女婿耿璇也被杀害。

        “靖难之役”以后，开国功臣集团——明朝初年的“太子党”地位急剧下降。南京是开国功臣集团的巢穴，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正式把明朝的首都从南京迁往北京，更加削弱了开国功臣的影响力。伴随着开国功臣集团地位的下降，靖难功臣的影响力迅速攀升，英国公张家成了此后明朝政坛的不倒翁，长期处于最高统治集团之列。

        朱棣虐杀了有影响的文人，摧残了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也疏远了文官集团。靖难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明朝皇帝不敢重用文官（重用文官还一度成为汉王指斥仁宗并起兵反对宣宗的理由），却慢慢把权力转移给宦官，特别是司礼监，并且积极发展特务统治。

        明成祖迫害忠臣、禁锢思想的暴虐行为极大损害了明朝士大夫的道德风尚和气节，以至于顾炎武直言不讳地指出：“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顾炎武把有明一代学术衰微、士大夫气节沦丧的原因归结为明成祖开始的一整套政治措施，而洪武到永乐之间也成为明朝历史的一大转折。永乐以后，明朝的政治就一发而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