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员都读什么书?

马子木

2014-08-15 17:1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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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益于年鉴学派的启发与提倡,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自1950年代末起逐渐受到学者的重视;而新文化史的影响无疑又更新了研究面貌,达恩顿对18世纪法国禁书的传播、阅读的历史分析即是一个范例。然而若回视明清时代的中国,这一图景事实上是晦暗不清的。嗜于藏书的士大夫所编制的藏书目录恐并不足以代表其日常阅读,而文集中收录的题跋札记亦仅能反映其学术取向。探寻清朝精英层的阅读世界,有必要在史料上另辟新径。下文将利用抄家清单和日记,略窥几位清朝官员的日常阅读。
高朴:“当代”小说迷
       高朴(?-1778)出身世家,祖父高斌(1693-1755)为乾隆朝治河名臣,久任河道总督,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父高恒(?-1768)曾任两淮盐政、总管内务府大臣。高氏一族本隶内务府旗籍,后因高斌之女慧贤皇贵妃之故,抬入镶黄旗满洲,改姓高佳氏。根据国史馆本传中的简短记录,高朴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由武备院员外郎调任吏部,因办事勤勉而为清高宗器重,其后扶摇直上,六年后已官至侍郎。但正在其政治前途大好之时,却因在叶尔羌办事大臣任内串通客商、私贩玉石而被处死,家产籍没。
       清朝籍没犯官家产,均列有详细的清单,但主要侧重于可以“变价入官”的田产、器具、衣饰,除了少数牵涉违碍文字的案件,对于犯官藏书一般不进行逐一登记,即便登记,也只是笼统概言有几部或几箱而已。但高朴案的抄家清单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异例,其中对高朴的藏书进行了全面记录。此单原作为一份满文奏折的附单奏上,后被归入军机处满文月折包而留存至今,《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中收录有影印件,兹引录如下:       
       高朴名下书籍:《幸鲁盛典》、《太平广集》、《池北偶谈》、《砚云甲编》、《练川十二家诗》、《国朝诗别裁记》、《韵府群玉》、《列国全志》、《聊斋志异》、《梅村集》、《吕子节录》、《双仙集》、《古事苑》、《情史类略》、《狯园》、《赐书堂集》、《清芬阁米帖》、《通鉴举要》、《讱苍诗存》、《春星堂诗集》、《情中烈传》、《排闷录》、《西堂余集》、《寄园寄所寄》、《琵琶记》、《笠亭诗记》、《李石亭诗记》、《固哉草亭记》、《小学大全》、《慱古图》、《虞初新志》、《砚北偶钞》、《坚瓠集》、《资治通鉴》、《清文鉴》、杂诗、大小杂书十八本。(《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38册,96-98页)       
       原单中错字较多,当是匆忙抄录、疏于核对之故,不过却可以清晰体现出乾隆中叶一位八旗官员的阅读世界。帝制时代学术体系中占据主流的经史之学,在高朴的书单中事实上是相当边缘化的,他仅有两种经部典籍,即《小学大全》与《清文鉴》,前者是相当基础的儒家伦理读本,而后者则是实用性的官修满汉文辞书;史部有《幸鲁盛典》、《通鉴举要》与《通鉴》,同样是官修书籍与基础典籍的格局,《举要》不详是何书,极有可能是坊间拼凑而成的简明读本。此时已经颇为兴盛的考据之学,在高朴这里完全找不到任何踪迹。
《聊斋志异》白描插画

       相较而言,高朴似对子部、集部兴趣更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笔记、小说数量颇为可观。除《太平广记(原误作集)》外,其余基本为近人著述,《狯园》、《情史类略》为晚明时书,距高朴之时不足二百年,《寄园寄所寄》、《虞初新志》、《池北偶谈》、《坚瓠集》皆为顺、康年间成书。另如《聊斋志异》,完全为当代著作,距其首度刊刻不过十余年,足见高朴对此类小说的关注。事实上,像《列国全志》等通俗小说或《情史类略》、《情中烈传》等晚明专记情事之书,很难进入官员、士大夫编制的藏书目录,但是却不可因此断言,官员与士大夫在日常阅读中完全摒弃这类“非正统”的书籍。再看高朴藏书中的诗文集,亦是以本朝人著述居多,前代别集竟无一种,如《练川十二家诗》(王鸣盛辑)、《春星堂诗集》(汪师韩)、《赐书堂集》(曹秀先)、《石亭诗集(原误作记)》(李化楠),作者或辑录者均与高氏同时、甚至为同僚,极有可能是酬赠之书。
纳世通:满人都爱读三国
“三英战吕布”

       因史料无多,清中叶八旗官员的阅读世界颇不易探寻,虽仅有片语,亦弥足珍贵。笔者所见的另一份抄家单来自觉罗纳世通(1706-1765)。其人出身镶蓝旗满洲,由官学生考取笔帖式,官至侍郎,乾隆二十三年(1758)后久驻回疆办事,后因乌什事变中兵溃被论罪处死。他的“入官什物清单”中仅有四部书籍:“《三国志》一部(二套),《音汉清文鉴》、《同文广汇》各一部,《缙绅》一套(又十本)。”(《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75册,188页)从数量来看或非其藏书的全部,当是随身带至西域任所者。
       《缙绅录》、《音汉清文鉴》与《同文广汇》均属实用性书籍,尤可佐证此点,后二种均为汉满合璧辞书,纳世通初由职司文书缮写与翻译的笔帖式入仕,但处理公务时仍需借助辞书,可见此时满人渐染汉俗、“国语”衰退之明显。《三国志》大概是纳世通赴任时所携的唯一一部可资日常翻览的书籍。在清朝的官方记事中,《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往往不加区分,清太宗笃嗜的所谓《三国志》即是《三国演义》,后者之于爱新国与清初政治的关系,李光涛先生已有长文详述。纳世通所读未详是史著抑或小说,不过满洲人嗜好三国史事这一传统,似在入关百余年后仍得以保存。
李棠阶:涉猎广泛,医书最实用
       道光中后期,随着理学的复兴,在京士人中逐渐形成了讲求理学的学术团体,李棠阶与倭仁、邵懿辰、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等皆是较为活跃的成员。李氏为道光二年(1822)进士,久任翰林,后因事罢黜,废置十余年,同治初起复,官至礼部尚书,并入值军机处,留有比较完整的日记。但必须说明的是,日记之于晚清理学士大夫有特殊意义,首先它是私人反省的依据;其次日记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