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主动向华示好背后，一个奉行投机主义的安倍晋三

        安倍急着要见习近平？或许是，但并非为了“日中亲善”那么简单。

        8月5日，共同社引用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的话报道，安倍基本决定8月15日的二战战败日不参拜靖国神社，“为在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峰会上能实现中日首脑会谈，安倍认为需要在某种程度上顾及中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也从相关人士处得到消息，安倍准备11月8日至11日访华。彼时，中日能否“一笑泯恩仇”？还很难说。现在能知道的是，两国领导人在APEC上会晤的可能性正在上升，接下来2个月，中日的外交试探与攻防将考验双方领导人的政治智慧。

        其实，对于熟悉中日关系的人士来说，安倍“不参拜”的表示并不意外。早在一个月前，记者就从一名日本经济界人士那里得知，安倍考虑不再参拜靖国神社，以促成与习近平的会面。而这一决定，也是与安倍本人的特点以及日本当前政治的态势相关的。

安倍不是反华“死硬派”

        与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不同，安倍并不是在对华关系和历史问题上的“死硬派”， 而是一个为了实现“强大日本”愿意作出妥协的现实主义政治家。

        安倍第一次担任首相时的表现，充分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做派和善于迎合民意的特点。2006年前后，久苦于泡沫经济破灭的日本国民，因为小泉邮政民营化等政策的实施，对改革以“重建日本”的期待上升；但同时，也对小泉不断参拜靖国神社，刺激中韩两国的行动开始产生厌烦，希望改善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安倍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两重心理。2006年9月，他在当选自民党总裁时即称“身为首位战后出生的内阁总理大臣，我将接下改革与理想的火炬”，并很快提出了具有浓厚国家主义色彩的“美丽的国家”的施政口号，获得了以年轻人为主的广泛支持。同时，安倍还不惜对自己“鹰派”的传统立场做出了第一次“背叛”：他主动表示继承 “村山谈话”和“河野谈话”，并多次就日军战争罪行道歉，称日本人已“将这些教训牢记在心”。为了打破小泉造成的外交僵局，安倍还打破传统，就任后首先对中国展开“破冰之旅”，获取日本国内不少掌声。这些被日本媒体称为“君子豹变”的举动，让一直支持他的保守势力都大跌眼镜。

        不过，在作出这些姿态的同时，安倍并没有放慢其实现日本“大国化”的步伐。在就任不到一年的2007年1月，安倍就把“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并于当年5月推动了《国民投票法》的通过，为修改“和平宪法”做出了重要铺垫，实现了日本保守政治家一直以来梦寐的“大计”。

        其实，对华友好与否，在安倍看来，“都是手段，而非目的”。竞选之前，为了争取保守势力的支持，他可以说出“甲级战犯不是罪犯”的话。当选之后，为了争取更多的中间民众，巩固政权，他又可以痛陈日本“给许多亚洲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为了建立“稳固的保守政权”，改变日本二战战败国的“屈辱”地位，重振“大国梦”，无论是对华态度还是历史认识，在安倍那里，都是可以“因时而变”的。而安倍的这种做法也确实取得了“强国”路上一系列扎扎实实的“成果”，做到了一些保守“死硬派”想做而做不到的事，给日本保守主义势力留下了“深刻印象”，为其“东山再起”埋下了伏笔。

        从某种程度上说，安倍与也曾“破冰”式访华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是“同路人”：正是他们这样的著名“右派”，才更容易获得保守势力的谅解，暂时“放下”意识形态的顾忌，与中国实现和解。

对华再次“变脸”事出有因

        正是因为安倍的现实主义取向，第二次上台时，面对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他又重新换上了一副“鹰派”的对华面孔。

        安倍2012年9月再次上台时，中日之间的互动态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国内，2010年前后，中国经济首次超越日本，给日本国民带来强烈的失落与不安，在这种情绪和中日钓鱼岛冲突的共同作用下，日本国内的“厌华”风气和民族主义思潮不断高涨；在外部，美国出于“重返亚太”的“大战略”，要求日本加入联手制华的“大合唱”。安倍再次把握住了这一“潮流”，对内通过参拜靖国神社巩固保守派基本盘，对外则提出了“积极和平主义”的外交新口号，希望“内外兼修”地实现日本的“大国化”。所谓“积极和平主义”，说白了，就是日本要高举价值观“大旗”，改变以往作为战败国的“小妾”地位，重新以“民主主义大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由于当时中日的地缘政治状况，这种外交必然的后果就是——“遏制中国”。《日本经济新闻》引用一名日本政府高官的话称，“（安倍外交）无论哪一条推行下去，都将演变成针对中国的抑制战略”。不过，安倍并非出于个人对中国的好恶才推行这一政策。从根本上说，他的目标是要实现日本的“政治大国化”，只不过与中国这座“风车” “开战”能有效调动民族主义情绪罢了。故而，安倍本人对其政策被称为“围堵中国”曾表示不满，称“希望（积极和平主义）不要被矮化为单纯的牵制中国”。确实，安倍的眼睛，盯着的是更宏大的世界“棋局”，而对华强硬只不过是实现其“中盘胜”的一步而已。

        不过，斗转星移，如今“事情正在起变化”。“安倍经济学”的“成功”，使安倍政权逐渐稳固，通过民族主义政策巩固地位也不再是 “刚需”。同时，前一阶段安倍“剧场式政治”的副作用也开始显现，过分鼓吹民族主义，使日本不仅与同一阵营的韩国交恶，连“老大哥”美国也因慰安妇、靖国神社等问题表示出不悦，对安倍构成不小压力。要知道，当年那场战争中，日本最主要的对手正是美国，对于日本这个“小兄弟”，在利用之余，山姆大叔那只警惕的眼睛从没有闭上。尽管美国现在判断日本仍不至于成为“脱缰野马”，解禁集体自卫权也符合美国的利益，但在奥巴马心中，安倍登上战车高呼“天皇万岁”之类的行为，很难不让人联想起当年偷袭了珍珠港的“旧日本”。

        更重要的是，安倍在国内也遇到了强大的民意反弹，令其必须考虑调整政策。安倍极力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举动，给仍存在和平主义倾向的日本国民带来震撼，对自卫队行动可能无限扩大的疑虑压过了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安倍政权的支持率明显下降。在7月的滋贺县知事选举中，执政党推荐的候选人因为集体自卫权问题影响而失败。为了扭转这一趋势，“备战”明年春季的“统一地方选举”，安倍政府开始对现有政策作出调整。从8月初起，安倍政府开始强调要把目前的政策重心从安全保障转向旨在搞活地方经济的“地方创生”，把“安倍经济学“的成效扩展至地方。不过，所谓“地方创生”并不像日元贬值那样，是短期内能见效的事。相比之下，通过安倍擅长的外交转移国内视线，改变国民观感，更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安倍试探考验中国智慧

        钓鱼岛危机后，中国领导人已多次表示愿意改善中日关系，此时，放出不再参拜靖国神社的“风声”，以“低姿态”寻求与中国“首脑会晤”，对于安倍是一张稳赚不赔的“好牌”。在日本国内对安倍“安保”导向的“国政”日益不满的情况下，摆出对华“和解”的架势，可以淡化自己“鹰派”的形象；如果能实现会晤中国最高领导人，安倍不仅能向国民展示其外交“手腕”，也向美国国内对日本“强国化”抱有警惕的势力有了“交待”，对于巩固政权十分有利。

        而安倍选择的让步方式也是有选择的。在中方提出的钓鱼岛和靖国神社两个问题中，前者涉及到领土问题，在现有双方的立场差距下，安倍很难也不愿让步；后者就还有商量余地。相比于中华民族，大和民族更讲究眼下实际的利益，毕竟，安倍已经实现了竞选前对保守派的诺言，参拜了靖国神社，现在宣布不再参拜，既有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先例”，也能得到一个“顾及中韩感情”的好名声。毕竟多数日本人对于当年战争受害者的中韩两国人民还是有着歉疚之心的，而在日本，“考虑别人的感受”也是很重要的文化“天条”。

        不过，安倍作出“不参拜”的表示，仍有试探意味，并不意味着他已决意改善对华关系。就在日本前首相福田向中国带来“安倍将不再参拜靖国神社”口信不足一周的8月1日，日本突然宣布对包括钓鱼岛一部分在内的无人岛进行命名，而这一天正是甲午战争日本向清朝宣战120周年，显然，安倍并没有太在意这是否会激怒中国。对于长于“战术”而短于“战略”的日本来说，安倍在靖国神社上的退让更多的是一种“投石问路”：在已没有太大价值的参拜问题上退一步，既摆出了对首脑会晤和改善关系的积极“姿态”，也把球踢到了中国一方，看中国如何反应。

        日方的试探考验着中国领导层的智慧。如果果断拒绝，在国际上就会有排斥和解的观感，尤其此次APEC峰会又是在中国的“主场”举办；但一旦接受会晤，会不会有助于安倍巩固在国内的地位，反而增强了他反华的底气？这其中的得失不能不加以认真衡量。

        从长远的战略角度看，同意与日方展开首脑会晤的准备，利大于弊。与日本在钓鱼岛周边的对峙，不断消耗着中国的国家资源，如果出现某些突发事件，更可能干扰国内反腐等主要工作；根据当下情况，两国在钓鱼岛发生“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一旦冲突爆发，面对美日同盟，中国未必能取得优势，更重要的是，冲突即使很快平息，也会在两国本就不和谐的近代交往史和人民心中上留下多一道的伤痕；而与日本政治上的长期僵持，在经济上也存在隐忧，不利于中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大局。通过面对面的首脑会晤，有助于双方领导人摸清对方的牌路，避免误判，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当前的紧张气氛。同时，国家间的关系在很多时刻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对他国“是敌是友”的推断以及相应的对策，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双方真正的敌友关系。即使安倍可能希望通过首脑会晤实现其国内政治的目的，但以高姿态向日本国民发出和解的信号，有助于争取日本国内民意，改善中国在日本国民中的形象，相比于安倍可能得到的一点“甜头”，毕竟得大于失。

        因此，衡量利弊，在继续要求安倍表现出改善中日关系诚意的同时，出于改善中日两个伟大民族关系的“大智慧”，即使需要冒一些在战术上“失分”的风险，也应认真考虑中日首脑会晤的可能性。毕竟，见与不见，中日都在那里，是无法改变的邻居。